正文
清华教授群情激愤西安事变 闻一多骂张学良是叛徒
(.com)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史称“西安事变”。后世普遍认为，这次兵谏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以及团结抗日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但张学良的这一举动却为笔钡闹?斗肿铀?覆 ?/font>
清华教授群情激愤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北平（即现在的北京），人们对真相不是很明了，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许多高校的教授们也感到愤怒不已。例如时任清华大学图书馆委员会主席兼代图书馆主任的朱自清就很是惶惑不安，他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得知张学良在西安扣蒋消息，惟详细情形仍不知，此真一大不幸。
两天后，朱自清又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开教授会，决议通电中央请明令讨伐张学良。当场推举起草委员七人，由余召集，其余七名倡议者包括冯友兰、闻一多（1899年——1946年 见图）、陈福田、萧叔玉、陈达、潘光旦、萧公权等名教授。当天，他们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召开了清华教授会临时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此次会议决定发布《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发表于12月16日《清华大学校刊》第799号。
《宣言》中称：“此次西安变乱，事出意外，薄海震惊。同人等服务学校，对于政治素无党派之见，日夕所期望者，厥为国家之兴盛、民族之康乐，以为苟有能使中国民族达于自由平等之域者，凡我国人皆应拥护。又以为现在对外交斗争经全国一致在政府整个计划之下，同心协力，方所奏功。若分崩离析而侈言抗战，徒为敌人所窃笑。正数月来统一甫成，而国际观感已有改变，外侮防御已著功效，方期国家命运渐可挽回，民族危机渐可避免。乃变乱突起，举国复有陷于混乱之虞，长敌国外患之势，寒前线将士之心，事之可痛，无逾于此。统一之局成之甚难，而毁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余年，始能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坏，恐世界大势断不容我再有统一之机会。同人等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
除了清华大学的教授们，当时的社会名流都强烈反对西安事变，表示对西安事变不理解和极端的愤怒，谴责张杨，认为张学良这是“劫持最高统帅”，强烈要求立即释放蒋介石。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等公开责难张学良；在当时很有影响的胡适也撰写了《叛逆张学良》一文，呼呈全国反对张学良；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对张学良进行了少有的谩骂式攻击，说他“做起事来颇象土匪”。
闻一多：西安事变是叛举
值得一提的是，平日在课堂上从不提课外活动的闻一多在得知“西安事变”后则抛开讲义，显得怒气冲冲。据张春风在《闻一多先生二三事》中说，这天，闻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讲台，横眉怒目地扫视全堂后，厉声问道：“国家是谁的？是你们自己的么？”
随后，他又像是对着仇人控诉一般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假使对首领有个好歹，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退回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你们知道么？”
闻一多的思想转变
其实，闻一多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便开始维护国民政府的“正统”地位。据《炎黄春秋》中《闻一多的两次转变》记述：20世纪30年代初，闻一多曾在青岛大学任教两年，他虽已转向学术研究，但由于身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便难以完全摆脱政治的纠缠。“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使爱国学生运动日益高涨，青岛大学三次爆发学潮。但每次学潮，闻一多都站在校方一边反对学生罢课，主张开除学运积极分子。学生也将矛头对准闻一多，甚至发表了《驱闻宣言》，指其为“准法西斯蒂主义者”。直到40年代初，闻一多仍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国民政府虽有种种不满，但基本立场还是站在蒋介石一边的。
但后来，闻一多又站到了反对蒋介石的立场上，这一转变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
蒋介石的这一观点使得信仰民主自由的闻一多很难接受，他后来驳斥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com)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史称“西安事变”。后世普遍认为，这次兵谏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以及团结抗日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但张学良的这一举动却为笔钡闹?斗肿铀?覆 ?/font>
清华教授群情激愤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北平（即现在的北京），人们对真相不是很明了，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许多高校的教授们也感到愤怒不已。例如时任清华大学图书馆委员会主席兼代图书馆主任的朱自清就很是惶惑不安，他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得知张学良在西安扣蒋消息，惟详细情形仍不知，此真一大不幸。
两天后，朱自清又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开教授会，决议通电中央请明令讨伐张学良。当场推举起草委员七人，由余召集，其余七名倡议者包括冯友兰、闻一多（1899年——1946年 见图）、陈福田、萧叔玉、陈达、潘光旦、萧公权等名教授。当天，他们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召开了清华教授会临时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此次会议决定发布《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发表于12月16日《清华大学校刊》第799号。
《宣言》中称：“此次西安变乱，事出意外，薄海震惊。同人等服务学校，对于政治素无党派之见，日夕所期望者，厥为国家之兴盛、民族之康乐，以为苟有能使中国民族达于自由平等之域者，凡我国人皆应拥护。又以为现在对外交斗争经全国一致在政府整个计划之下，同心协力，方所奏功。若分崩离析而侈言抗战，徒为敌人所窃笑。正数月来统一甫成，而国际观感已有改变，外侮防御已著功效，方期国家命运渐可挽回，民族危机渐可避免。乃变乱突起，举国复有陷于混乱之虞，长敌国外患之势，寒前线将士之心，事之可痛，无逾于此。统一之局成之甚难，而毁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余年，始能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坏，恐世界大势断不容我再有统一之机会。同人等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
除了清华大学的教授们，当时的社会名流都强烈反对西安事变，表示对西安事变不理解和极端的愤怒，谴责张杨，认为张学良这是“劫持最高统帅”，强烈要求立即释放蒋介石。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等公开责难张学良；在当时很有影响的胡适也撰写了《叛逆张学良》一文，呼呈全国反对张学良；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对张学良进行了少有的谩骂式攻击，说他“做起事来颇象土匪”。
闻一多：西安事变是叛举
值得一提的是，平日在课堂上从不提课外活动的闻一多在得知“西安事变”后则抛开讲义，显得怒气冲冲。据张春风在《闻一多先生二三事》中说，这天，闻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讲台，横眉怒目地扫视全堂后，厉声问道：“国家是谁的？是你们自己的么？”
随后，他又像是对着仇人控诉一般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假使对首领有个好歹，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退回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你们知道么？”
闻一多的思想转变
其实，闻一多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便开始维护国民政府的“正统”地位。据《炎黄春秋》中《闻一多的两次转变》记述：20世纪30年代初，闻一多曾在青岛大学任教两年，他虽已转向学术研究，但由于身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便难以完全摆脱政治的纠缠。“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使爱国学生运动日益高涨，青岛大学三次爆发学潮。但每次学潮，闻一多都站在校方一边反对学生罢课，主张开除学运积极分子。学生也将矛头对准闻一多，甚至发表了《驱闻宣言》，指其为“准法西斯蒂主义者”。直到40年代初，闻一多仍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国民政府虽有种种不满，但基本立场还是站在蒋介石一边的。
但后来，闻一多又站到了反对蒋介石的立场上，这一转变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
蒋介石的这一观点使得信仰民主自由的闻一多很难接受，他后来驳斥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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