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人进城的博客
玩儿
正文
第五部分：集中营里的救助士、牧师和主教
早在1933年期间，“千年帝国”内就到处建了集中营，开始的时候是利用已有的居民楼、工业楼房、简易平房等，被关押的人大多数属于一直被教会及其神职人员视为斗争对象的人。
1933年9月，汉堡的Rauhes Haus [Johann Hinrich Wichern成立的国内传教机构总部，今天称为救助所] 庆祝一百周年，国内传教中心的主任提出要求：“救助所要进劳动营。”（乡下人注：纳粹时期的集中营也包括强制劳动营）北德Segeberg县的Rickling教养院这时候早已先行一步：他们1933年已经有了自己的小集中营。
如同其他所有救助士一样，Rickling救助所的主任Carl Barharn 牧师也丝毫不为魏玛共和国被颠覆而悲伤。他于1933年6月写道，新教救助机构在14年间度过了“巴比伦囚虏时期外来精神”的统治，现在终于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他如同获得解放一般地向他的救助士们宣告，议会主义终于终结了。
[KS 61]
1933年，天主教的主教们也认为有必要对集中营表态，所以于1933年夏天在Fulda召开主教联席会议。
1933年8月29-31日举行的主教联席会议的会议记录里写道：“集中营领导方面据说不反对在集中营举办礼拜，教会方面必须根据需要提出申请。”
这种“灵魂关怀”的态度，主教们在随后几年里也将保持。1935年8月20日，主教们在给希特勒的一封备忘信中也顺便提到了集中营。他们抱怨说：“在集中营，囚犯们已经有大约9个月不允许接受忏悔圣事了。”
……
三年后，Breslau红衣主教Adolf Bertram 试图为解决这个问题寻求方案。1938年7月22日，他以德国主教团的名义“恳请”秘密警察“做出规定，允许集中营中的天主教囚犯定期参加礼拜，允许神职人员为病人提供精神抚慰、有可能的话接受临终忏悔。”[……]
有一位主教曾获准参观纳粹的集中营：主教Berning博士。
1936年7月26日，Ems报报道（配有照片），Berning博士、主教代理神甫Lange 博士(Osnabrück)、主教助理Jäger、埃森的监狱牧师 Buchholz、集中营牧师 Heidkamp 参观了Emsland的集中营。
参观开始于下午2点，晚上在 Aschendorfer Moor 的2号营结束。Berning博士在集中营的报告厅主持了弥撒，在向囚犯们讲话时，他宣布，愿上帝祝福民族、祖国和新帝国的建设事业。
Berning在集中营的留言簿上留言，随后在集中营食堂请守卫人员吃晚餐，其间再次讲话。他对集中营长官和“亲爱的冲锋队员们”说：
“我自己就是Emsland人，不得不承认，直到现在才认识到故乡最美好的一面……谢谢诸位向我展示第三帝国所塑造的故乡。长时间以来，Emsland沉睡于玫瑰丛中，直到梦中王子来把它唤醒，这王子就是我们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来自于我们的领袖希特勒的倡议和远见。让我们为我们的祖国、故乡和我们的领袖三呼 Sieg Heil！”
夜间11点左右，Berning向他亲爱的冲锋队员们告别。
[KS 108f]
（乡下人注：近来，这家报纸的报道被说成是纳粹的蓄意捏造：http://www.studiengesellschaft-emsland-bentheim.de/Seiten/Biographien/Texte/Berning.html）
德国高级牧羊人的这些话，如果不是因为与世界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暴行之一相关，恐怕几乎要让人发笑了。
但是，教会与人类历史上另外的许多暴行密切相连，这种传统不也是事实吗？信天主教的独裁者在其他一些国家建立了集中营而不见有任何一个主教抗议过，这不也是事实吗？这些天主教独裁者中包括西班牙的弗朗哥、克罗地亚的独裁者Ante Paveliç、 二战后南越没有民主授权的天主教总统吴庭艳以及智利的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原新教神职人员Paul Schäfer 在智利建立的Colonia Dignidad 不仅是德意志帝国传统的延续，而且也是皮诺切特的智利盖世太保 DINA 的行刑逼供中心）。
[本人要出差一个星期，回来以后继续发剩余部分]
早在1933年期间，“千年帝国”内就到处建了集中营，开始的时候是利用已有的居民楼、工业楼房、简易平房等，被关押的人大多数属于一直被教会及其神职人员视为斗争对象的人。
1933年9月，汉堡的Rauhes Haus [Johann Hinrich Wichern成立的国内传教机构总部，今天称为救助所] 庆祝一百周年，国内传教中心的主任提出要求：“救助所要进劳动营。”（乡下人注：纳粹时期的集中营也包括强制劳动营）北德Segeberg县的Rickling教养院这时候早已先行一步：他们1933年已经有了自己的小集中营。
如同其他所有救助士一样，Rickling救助所的主任Carl Barharn 牧师也丝毫不为魏玛共和国被颠覆而悲伤。他于1933年6月写道，新教救助机构在14年间度过了“巴比伦囚虏时期外来精神”的统治，现在终于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他如同获得解放一般地向他的救助士们宣告，议会主义终于终结了。
[KS 61]
1933年，天主教的主教们也认为有必要对集中营表态，所以于1933年夏天在Fulda召开主教联席会议。
1933年8月29-31日举行的主教联席会议的会议记录里写道：“集中营领导方面据说不反对在集中营举办礼拜，教会方面必须根据需要提出申请。”
这种“灵魂关怀”的态度，主教们在随后几年里也将保持。1935年8月20日，主教们在给希特勒的一封备忘信中也顺便提到了集中营。他们抱怨说：“在集中营，囚犯们已经有大约9个月不允许接受忏悔圣事了。”
……
三年后，Breslau红衣主教Adolf Bertram 试图为解决这个问题寻求方案。1938年7月22日，他以德国主教团的名义“恳请”秘密警察“做出规定，允许集中营中的天主教囚犯定期参加礼拜，允许神职人员为病人提供精神抚慰、有可能的话接受临终忏悔。”[……]
有一位主教曾获准参观纳粹的集中营：主教Berning博士。
1936年7月26日，Ems报报道（配有照片），Berning博士、主教代理神甫Lange 博士(Osnabrück)、主教助理Jäger、埃森的监狱牧师 Buchholz、集中营牧师 Heidkamp 参观了Emsland的集中营。
参观开始于下午2点，晚上在 Aschendorfer Moor 的2号营结束。Berning博士在集中营的报告厅主持了弥撒，在向囚犯们讲话时，他宣布，愿上帝祝福民族、祖国和新帝国的建设事业。
Berning在集中营的留言簿上留言，随后在集中营食堂请守卫人员吃晚餐，其间再次讲话。他对集中营长官和“亲爱的冲锋队员们”说：
“我自己就是Emsland人，不得不承认，直到现在才认识到故乡最美好的一面……谢谢诸位向我展示第三帝国所塑造的故乡。长时间以来，Emsland沉睡于玫瑰丛中，直到梦中王子来把它唤醒，这王子就是我们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来自于我们的领袖希特勒的倡议和远见。让我们为我们的祖国、故乡和我们的领袖三呼 Sieg Heil！”
夜间11点左右，Berning向他亲爱的冲锋队员们告别。
[KS 108f]
（乡下人注：近来，这家报纸的报道被说成是纳粹的蓄意捏造：http://www.studiengesellschaft-emsland-bentheim.de/Seiten/Biographien/Texte/Berning.html）
德国高级牧羊人的这些话，如果不是因为与世界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暴行之一相关，恐怕几乎要让人发笑了。
但是，教会与人类历史上另外的许多暴行密切相连，这种传统不也是事实吗？信天主教的独裁者在其他一些国家建立了集中营而不见有任何一个主教抗议过，这不也是事实吗？这些天主教独裁者中包括西班牙的弗朗哥、克罗地亚的独裁者Ante Paveliç、 二战后南越没有民主授权的天主教总统吴庭艳以及智利的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原新教神职人员Paul Schäfer 在智利建立的Colonia Dignidad 不仅是德意志帝国传统的延续，而且也是皮诺切特的智利盖世太保 DINA 的行刑逼供中心）。
[本人要出差一个星期，回来以后继续发剩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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