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沧浪居点评陈永苗基督教宪政主义之一

 陈永苗：愚公移山的读经运动和基督教宪政——基督教宪政主义之一(沧浪居点评）
　　　　
　　
　　
　　当代儒家思想人物蒋庆先生编辑了一套《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让小孩子读“四书五经”，引来了轰轰烈烈的读经运动。
　　
　　蒋庆的声音并不是一个孤独的呐喊，有着他国内大气候。在全国的许多中小学校，“四书五经”又重新走进课堂，成为一门要求学生熟读、背诵的必修课程。据说北京目前已有25所学校开展“读经”活动。广州市的“五一”小学等学校，早在1998年就试行“读经”，全国计有100万孩子加入了“读经”行列。在去年的北京市人大会上，有代表提出一个“大力推进经典诵读工程”的提案，颇受各方关注和重视。在国家教育部2000年制订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中，明确推荐的古诗文背诵篇目，有140篇之多，《论语》、《孟子》、《庄子》、《荀子》、《诗经》等选篇比过去有了明显增加。
　　
　　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薛涌先生在《南方周末》（2004年7月8日）发表《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评蒋庆的读经运动，他形容蒋庆的努力是“一场以‘文化保守主义’为旗帜的愚民运动似乎正在开始”，他径直将这称为一种“文化蒙昧主义”。随后在《南方周末》和宪政论衡等网络论坛上，北京学者秋风、北大博士刘海波和四川学者王怡对薛涌展开了批评。
　　
　　秋风等对蒋庆的政教合一趋向保持距离，但是他们对薛涌的批评，虽然是在捍卫“文化保守主义”，但是无形之中，却成就了蒋庆的“文化复古主义”。秋风等虽然深受哈耶克的影响尊重传统，但是他们并没有从小读过私塾。没有小孩子时候读“四书五经”的经历，如何洞晓读经的利弊？
　　
　　应该说，只有近代读过私塾，并从私塾走向西学的那些学者做出的决断才是可靠的。这些学者，虽然有的虽然晚年又重归于传统，例如严复，但毕竟是少数.而绝大多数是放弃私塾教育的。

(没有有读过私塾并从私塾走向西学的人就没有资格作出决断，凭什么就没有资格？先定结论，再立逻辑前提，这只能说是诡辩。当代的读经运动始于台湾，已有十几年的历史，正是由于读经对儿童的智力发育和人格塑造具有良好的作用，才产生广泛的影响。某些人自以为见解比千千万人更高明，是实足的自负。)
　　
　　秋风拿着哈耶克的大棒子一棒子打下去，五四运动反传统被“打成”是走火入魔的。我也不赞成把传统说成“一团黑”，但是例如象鲁迅在传统和西学中挣扎，内心往复徘徊而最后做出抛弃传统的决定，就不能用大棒子轻易打下去。鲁迅在青少年时期“几乎读过十三经”，他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了如指掌，他以洞幽烛微的眼光，看透了封建儒家文化如何“硬化”了中国社会的肌体。鲁迅和废除小学‘读经科’的蔡元培这些人是不可能不知道儒家经典的价值，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不得不割舍儒家经典。尤其是鲁迅，为什么要对传统那么偏激？因为他知道，只有偏激的姿态才能讲传统的危害打扫出门，如果讲调和根本行不通，因为儒家传统是一个非常恐怖的黑洞，会让好的东西变形。这就像二战后德国法西斯势力，如果在赶下台，没有实行对它党禁，而让他们参加选举，那是多恐怖的事情。

（鲁迅在道德上是一个伪君子，在智力上是一个偏执狂，这尊神早就应该被打倒，幸好今天已经有人在做了。把儒家和法西斯相提并论，风马年不相及。）
　　
　　到了当代，我们不能说，儒家传统在整体上已经变好了。没有人敢这些说，即使盲目复古的蒋庆也不敢厚着脸皮这样说。而曾经让文化保守主义激动不已的“儒家传统促进东亚经济”之说，如今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只能怯怯地说一说。

（儒家传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哪些具有普世的价值，哪些是和不同的时代环境相适应的产物，必须区分清楚。笼统地说“在整体上”变好变坏没有任何意义。）
　　
　　当秋风抨击五四的偏激时，是否想到自己也在偏激。既然哈耶克讲保有传统，五四运动以来的“打倒传统”历史难道就应该被忽视，不需要被“保有”？我们讲保守主义时就应该抬高头颅，让眼光凌越近代历史，只盯住“名声不好”的封建传统？

（五四运动跟新文化运动是两件事，“封建传统”是一个历史的慌言，中国早在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就废了封建，已经有很多负责任的历史学家在努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打个比喻说，新文化运动在扔一个旧盒子，但动手的人根本就因失去了信心，在内心极度失衡之下，没有眼光看清盒子里还有一颗宝珠。当然今天还在骂在人也看不到，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愿意承认劣等的中华民族竟然能传下宝珠。）
　　
　　所有的历史传统都是重组出来的。我承认可以将儒家传统重组成一“蓝筹股”。但是我们何必费尽千辛万苦，用一两百年去干一件收获甚小，甚至是我们生活中并不需要的事情。而且并不能肯定的说，重组能够把恶劣资产甩得干干净净。这是愚公移山的事情，精神固然可嘉，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必要性等于零。其实我们只要论证儒家传统还是有些优质资产，不妨碍社会政治进步就好了，我们决不能希望它能够促进社会进步。文化保守主义者应该把目标定的低一些，进行防御，保护好自己的饭碗，而不是进攻，看别人的饭碗如何。他们只要论证儒家也不是坏得没救了，我看就行了，复古就免了。文化保守主义者还是别把自己说成救世主。

（文化保守主义者做不了救世主，基督教宪政主义者也做不了救世主。）
　　
　　关于蒋庆倡导复兴古典文化一事，我最早得知是刘小枫的一篇文章上，他和蒋庆是好朋友，当年他去德国学神学，蒋庆则办书院倡导读经。二者都是基于各自的问题意识因而有各自不同的治学取向。蒋庆在《政治儒学》的序言中，就哀叹儒家现在仅仅安身立命的学问，而蒋庆想恢复儒学政制。

（反对搞儒学一统天下的政教合一，这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将来也不可能实现。）
　　
　　从历史的角度看，自由和个人必然是人和上帝的关系中脱离出来的，如果我们读康有为关于孟子思想的阐述，也可以读到：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天民”，所以是平等的，自由的。人和上帝的关系、超验的存在是宪政不可回避的维度。别尔嘉维夫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世间的自由没有上帝不能自足。

（只有基督徒才会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信仰问题与科学问题不能等同，根本不可能达成共识。没有理由相信基督教宪政主义者能把过半数的中国人转变成基督徒。）
　　
　　五四以来启蒙理性摧毁了一个道德共同体，造成价值秩序体系的崩溃，而宗教可以重建。儒学与基督教比较起来，有不少致命的死穴。一，基督教为人性奠立了极高的地位，将个人置于上帝之下，极大了提升人的主体的地位。这是儒家没有做到的，没有办法确立“独立自由的人”；二，基督教的精神权力对世俗权力有着约束，后来形成约束政府的观念，而在中国连神的地位，都是皇帝封的，儒家无法有效的约束政府；三，儒家“求诸己”不可能像基督教那样将制度建立在磐石那样的基础上。人是需要一个高于人的神，在他的上空，无时不刻盯着，否则，任何制度、礼仪都在表面，无法到达内心。四，儒家不能确立公共和私人的分野，儒家讲教化，用暴力来推行道德，干涉他人的内心和私人生活。

(光靠基督教并不能约束权力，基督教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道德的底座，儒家并非就不能提供这样的功能。“儒家讲教化，用暴力来推行道德干涉他人的内心和私人生活。”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有什么据据。）
　　
　　还有一个问题，儒家政制是建立成圣论（“人人可成尧舜”）的基础上，也就是由圣人王的内心推出来，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的模式来推广到众人身上。儒家政制没有使几个人成为“圣人”，中国的历史上也找不出哲人王，因此儒家政制是乌托邦的。这种政制不相信“人性恶” ，没有幽暗意识，肯定不是最不坏的的政体。而实际上，让儒家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督教政制不仅没有降低人性，反而抬高了人性。相反在历史上我们看到的是儒家政制让人变得虚伪。

（儒家说“人性善”，“人人可成尧舜”，基督教说“人性恶”，可以选择背离上帝这个最大的恶，这无非都说明了人有基督教神学所说的“自由意志”，可以选项择从善，也可以选择从恶。只是表述的方式一同，基督教认为背立上帝是恶，回归上帝就是善；儒家认为自甘坠落就是恶，致力成圣就是善。宗教意识具有不可调和性，别指望望人人都能信上帝，当然我也很希望发生这样的奇迹。）
　　
　　有人或许认为，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必须有政治认同，而就像近代康有为努力的那样，只有儒学才能作为政治认同的资源。这种想法可以叫做儒教民族主义。康有为的努力已经失败，曾经写有“儒教是国教”条款的《天坛宪草》已经湮灭在历史灰尘之中。哈贝玛斯曾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前共和的民族认同，随着民族国家从前共和向共和状态过渡,民族集体身份的含义也必然要发生变化。真正爱国主义的民族认同应当体现为公民们因分享共同的政治文化而表现出来的团结和归属意识。因此，超越民族主义阶段的民族必须是像美国那样，以自由的理念来整合各个成分，建构一个E Pluribus Unum（合众为一，美国国训）的共同体。

（中国的传统是文化认同而不是国家认同，国家可以灭亡、可以更替，但文化从来没有断过。中国文化具有多元、开放、包容的特性，基督教只能溶入中国的文化传统，而不可能全面取代。）
　　
　　如果将基督教宪政和儒教民族主义加以分析比较，二者有本质的差异。在宪政基督教宪政之中，目标是关注社会的公共事务，通过立法和受限制的权力保护权利和自由，这是很低的目标，国家不能用于推行道德和信仰，它的任务就是维护和平和秩序。而儒教民族主义则不然，它致力于在社会中建立每一个人都幸福的生活的局面，解决民生和苦难问题，这种期待必然导致专断、暴力、和独裁。

(儒家的出路是参与建立社会的道德底座，而不是成为一种政教合一的意识形态，基督教的出路也是一样，否则一定会碰壁。）
　　
　　基督教宪政有一个先天的难题就是在中国没有基督教文化传统，正是如此蒋庆远离刘小枫，转向儒家政制。蒋庆发出的质问会得到好多人的同意。刘小枫致力于寻找中华文化神学。基督教宪政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其生成是否以存在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作为先决条件？
　　
　　我认为杨小凯先生晚年关于基督教和宪政的见证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杨小凯由一个经济学家走向宪政研究，而且不仅仅滞留在制度经济学，例如布坎南那些人那里，而且走向了神学。杨小凯先生走的路是一个典型的内圣外王之路，由自己相信上帝作为起点，向外推出“基督教宪政”。这条路与儒家的心路毫无二致。也就是说，我想以杨小凯先生的内圣外王之路为理由，宣告“基督教宪政”是可能的。就政治而言，讲的是如何是自然、正当的生活，显然在我们看来，基督教是自然正当的生活。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必须要把自己的思考推及民众，让民众接受。这就是儒家所谓修身到治天下的过程，也就是内圣外王的过程。换成西方的术语，也就是启蒙。
　　
　　相反，蒋庆的心性儒学阳明学和政治儒学公羊学之间格格不入，不能打通，不能做到知行合一。按照儒家的分类，蒋庆是一个伪儒，不走内圣外王之路，是一个叛徒。仅仅因为政治的需要而主张儒家政制是完全不可靠的。
　　
　　我相信能够结束中国治乱循环，走向长治久安的，只有“基督教宪政”，这也是杨小凯《基督教与宪政》结尾的主旨。而在“基督教宪政”最为幸运的是，它没有必要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因为这样肯定是走火入魔。在中国基督教徒已有上亿，占人口总数的10%左右，而且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是基督教徒或准基督教徒。而且从佛教进入中国在隋唐时完全击败本土宗教的历史来看，基督教打倒本土信仰，必然成为事实上的国教。这种幸运让我想到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美国宪政的幸运。而儒家政制则不行，它们没有这份幸运，就像蒋庆一样，必然有政教合一的诉求，最终导致新的暴政。

（“基督教打倒本土信仰，必然成为事实上的国教。”恐怕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蒋庆并不能代表儒家，提倡儒家不意味着就有政教合一的诉求。）

　　　在这个多元的时代，文化保守主义者应该从昔日荣耀的梦境中醒来的，孔孟之道价值注定越来越小了。作为一个儒者私人的信仰，则是没问题的。但是孔孟之道不可能像封建时代那样，是一种用国家强制力推行的公共哲学。甚至文化保守主义者必须对自己警惕，自己举动会不会重新造成用国家强制力推行的局面。

（这的确是儒者应有的清醒认识，儒家只能成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孔孟之道怎么就成了“封建时代”用国家强制力推行的公共哲学，怎么看都象在战风车而不是批判历史。）

[ Last edited by 沧浪居士 on 2005-12-7 at 1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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