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这篇文章是上个月写的，当时觉得我永远也写不完，就停在一个逗号上，放在那里。今天整理文件的时候看到了，拿出来读了一遍，似乎还能接着写，就加了几段儿内容。
《姥姥的故事》
hobo
最后一次见到姥姥是女儿出生的那一年。当时姥姥的身体已经很弱，不大能照料自己，住在我最小的姨妈家里。我感觉到姥姥会不久于人世，就把六个月大的女儿留给先生照顾，自己带着两岁的儿子回国去见姥姥最后一面。
姥姥是个非常独立坚强的妇女，受到远近亲戚们的尊重。
姥姥的一生可以划成天壤地别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离开她父母的家之前的无忧无虑，第二个阶段是离开她父母的家之后忙碌艰辛。
姥姥的父亲是国统时期重庆市的邮政局长，姥姥小时候在父母身边的日子是比较富足轻松的，成长的环境笼罩着自由开放的气氛。作为家里的长女，姥姥没有裹过脚，但是学过钢琴，打过网球，上过教会学校。姥姥的一笔好字在中学时代闻名遐迩，她擅长写巨幅大字，豪放奔腾，当时的重庆市长看了之后赞不绝口，却无论如何不相信这字是出于一个高中女学生之手。姥姥也在跟李宗仁打过网球之后得到对手的夸奖，不过我猜测那夸奖里有更多是对女学生的客气。
姥姥上中学时曾因为对圣经的怀疑而被教会学校开除，估计也是受到当时加入了共产党的同学朋友的影响。共产党同学们对姥姥的偏爱除了源于姥姥的为人豪爽和正直之外，更因为姥姥的家庭背景，姥姥可以去邮局内部帮他们偷信，绕开国民党的检查。以后的几十年里，姥姥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过着艰难的生活，却从不对共产党有任何的微词，有一种信仰已经深深地刻入了她的思想深处，虽然她从未想过要加入他们的组织变成他们的一部分。
姥姥上大学学的是金融保险专业，第一次听姥姥讲起来时我非常吃惊，用现在的话讲，那是个很主流的专业。姥姥读大学期间爆发了日本侵华和抗战。姥姥的那颗敢于挑战圣经的心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她留在家里和大学校园里了，她剪掉了烫发，换下了旗袍和高跟鞋，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家和学校去参加抗日，开始了她人生的第二阶段。姥姥所参加的是谢奶奶组织的妇女战地服务团。
姥姥第一阶段的生活离我很远，都是道听途说的故事，一定有许多演绎的成分。姥姥第二阶段的生活则要离我近得多，这段生活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生了我母亲。当然生我母亲之前她认识了我姥爷，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姥姥带着一身的才华嫁给了相貌英俊的姥爷。姥爷八十岁的时候仍然目光炯炯，精神矍铄，我一直没有见过比姥爷更英俊的男人，虽然这种感觉里有明显的偏袒，其基础也还是很厚实的。
在生了我母亲之后姥姥姥爷不停地又生了八个孩子，每两个年龄相邻的孩子之间都只差十几个月。我母亲作为长女受到姥姥姥爷的厚爱。我一直猜想生我母亲时姥姥姥爷之间的爱情一定是如火如荼的，我多次听说姥姥那次坐月子时姥爷给她烧蹄膀的故事。这种幸福生活很快就被母亲接二连三的弟弟妹妹们的到来给改变了，生活淹没在琐碎的劳作之中。等到姥姥姥爷带着一群孩子回到姥爷的父母身边时，除了坚强和正直之外，姥姥已经成了一个脾气急躁的母亲。
战争时期人的生存比在和平时期更加艰难，姥爷并不十分管家，姥姥挑起了家里里里外外的重担。他们先是办了一所小小学，由姥姥任校长，姥爷管教务。在学校忙了一天之后，晚上姥姥的床头柜上放着一个装满热水的保温瓶，旁边站着一排大小不一的奶瓶，作为母亲，姥姥在许多年的生活中一直有着一二三四五岁的孩子，半夜她要为他们冲奶粉，而睡觉之前她还有做不完的针线活儿。
几年之后，姥姥姥爷在教会的帮助下办了一所大一些的中学，全家人住在校园里。有了较宽敞的地方后，为了降低一家人的日常开销，姥姥除了种些蔬菜之外还养了些鸡鸭，收些蛋给孩子们吃。
在那个校园里，姥姥姥爷又有几个孩子出生，其中七女儿先天很弱，生了大病。正赶上解放战争，解放军过了长江就借住进了姥姥姥爷的学校，军人们很规矩，得到姥姥的好评。看到病得奄奄一息得七女儿，解放军毫不吝啬地拿出珍贵的药，救了小女孩儿的命。姥姥不说共产党的坏话的另一个原因是女儿的这条命，姥姥向我提过几次，没有解放军，这个姨妈早就没有了。
几十年后，姥姥的家又一次搬到离这所中学校园很近的地方。我们常去姥姥家对面的一个公园玩儿，从公园的湖面上看过去，能看到对岸沿着湖堤的一排房子，小姨妈告诉我那是学校最后边的一排房子，她就是在那排房子里出生的，她还知道是哪间房子。非常奇怪的是，我们谁也没有再去那所学校里面看看，只是远远地路过那里时心里想一下，那曾经是姥姥姥爷办的学校。
办学期间姥姥姥爷的朋友谢奶奶已经在台湾的台师大开始教书，念及抗战时建立的友谊，谢奶奶给姥爷寄来了去台湾教书的聘书。拿着聘书，姥姥姥爷一筹莫展，光是这一大家的孩子的盘缠就要了人命。据说那之后姥爷去做了绝育手术，他们实在无法再负担更多的孩子了，不知姥爷的行为是否违背他的天主教的信仰。
共产党一统天下之后姥姥姥爷的学校就被政府收了去。姥爷去轮船公司工作，姥姥去一所大学任教，他们的孩子们在拥挤和混乱中长大。一度他们有四个孩子就读于同一所小学，有的听话有的不听话，老师的条子不停地从书包里跳出来。姥姥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远，为一个个孩子揪心，又没有太多的时间照顾他们，作为母亲的姥姥最后下决心放弃了大学里的教职，调到有四个自己的孩子念小学的学校教书。从此，姥姥在这所小学里教书，一教就是几十年，直到退休。我也是在那所小学里开始我的读书生涯的。
我小时候多次被姥姥接到身边生活，一是因为母亲写信抱怨我不好带，另一方面也是姥姥姥爷心疼他们的大女儿。姥姥姥爷的九个儿女当中，我母亲是最受宠爱的，这种宠爱后来又传到了我和弟弟的身上。
姥姥是个很严厉会打孩子骂孙子的祖母，但是姥姥没有打骂过我。我或许从小就有一种讨好姥姥姥爷的倾向，在两位老人面前乖巧得让人心疼。读小学一年级时与我同时住在姥姥家的还有一个表妹，比我小两三岁。我和表妹之间有了矛盾，所有的错误都被安在表妹的身上，姥姥从不例外地批评表妹，表妹的爸爸也就是我的舅舅看了非常难过，但是姥姥从不承认她自己的偏心，姥姥坚强的个性中也有很固执的成分。
夏天非常热的日子里，姥姥会悄悄给我几分钱去买酸梅汤喝，四分钱一小杯，六分钱一大杯，在那时那是非常奢侈的消费，每次拿着钱我的心里都会咚咚乱跳，我知道全家老少只有我享受这杯酸梅汤。多年之后我仍然认为酸梅汤是世上最好的饮料，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赶得上它，甚至坚持认为现在的酸梅汤也没了那时的味道，质量已经今非昔比了。
一年级下学期的那个六一儿童节，我一反平日的乖巧，做了一件让姥姥姥爷吃惊的事。我和一个同学相约着把我们第一学期学过的教科书从家里翻出来，悄悄拿到废品收购站当废纸卖了。不记得我们一共得了多少钱，两个小丫头拿着钱去了中山公园，玩儿了个兴奋无比。
不知后来是如何向姥姥姥爷交待这件事的，两位老人并没有骂我，只是讲了一番大道理，多少他们也认为自己是读书人家，卖书是万万使不得的。为了防止我再干类似的傻事，姥姥姥爷决定每个月给我几毛钱的零花钱。
我一直在想，如果做这件事的不是我，而是其他的表弟表妹，姥姥姥爷恐怕是不会这么人道地解决这件事的。我可能是用表面的乖巧赢得了特殊的待遇，而骨子里我并不是一个乖巧的人。姥姥姥爷在世时我一直没能在他们面前坦白这一点，或许历尽人生沧桑的两位老人原本就知道我骨子里的不安分，他们就是对我格外偏爱，即便我做了错事，他们也一直在想方设法原谅帮助我。
解放后的几十年里，姥姥一直住在在轮船公司的职工宿舍楼里，周围的邻居多是粗人，时不时有人吵架骂街。姥姥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出面主持正义，久而久之就成了居委会的管事人。
南方炎热的夏天里，人们越穿越少，男孩子们只穿个短裤，女孩子们也短衣短裤地在外乘凉，许多人在外露宿直到清晨。姥姥却从不允许我们在外睡觉，一家人的衣服也总是穿得齐齐整整。有时街道里的年轻人穿着个短裤到姥姥家办事儿，发现一屋子人都穿戴齐整地聊天看报，便非常不好意思，下次再来姥姥家一定会注意也穿的严肃认真。
我从未听到过姥姥抱怨她的居住环境，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姥姥的居住环境非常差，尤其是与她自己娘家的生活比，那是一个很大的下坡路。
对于我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孩子们，黑暗拥挤的走廊，不甚干净的公用厕所，合用厨房，孩子哭大人吵挂满五彩缤纷的内外衣物的居民楼是与生俱来的，是背景里的白噪声。从白噪声中出来后，才发现生活的环境本是可以悦耳清新的。而姥姥走进这种噪声是在她成年之后，或许她也经历过一段很长的适应过程，或许她一直有更强的力量支撑她的思想信念，总之在我的记忆中姥姥是安心于她的生活环境的。
姥姥不愿意去任何一个儿女或她自己的弟弟妹妹家住，无论那里有多么好的环境。小时候听父母姨舅们说姥姥傻，总是离不开那个破家，转不开身的小屋子，邻居间吵不完的架，我心里也觉得姥姥思想僵化放不开。直到姥爷去世我才明白了许多姥姥的想法。
在我最后一次见到姥姥的一年前，姥爷去世了。姥爷是家里的独子，读过很多书受过高等教育，是个旧式文人，不关心政治却关心上帝，不热衷于社会活动却热衷于听戏下馆子，都是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所不容的旧社会的恶习。即便不是新中国不容他，在那个九个孩子的大家庭里，吃饭的钱都有困难的生活中，听戏下馆子实在是有背家庭的基本利益。我听到过姨妈对姥爷的抱怨，因此也觉得姥姥命苦。而且在五十年代，姥爷还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只因为他当年随姥姥在姥姥的娘家暂住时给国民党干过一年的文书工作。一个小小的历史反革命，命运远比那些大的战犯要惨得多。为了这顶帽子，姨姨舅舅下了乡很难抽回城，姥姥也被剃了阴阳头下放到农村，姥爷本人英俊的容貌里也充满了惆怅和伤心。
我在姥姥家的日子，姨姨舅舅都出去工作了，姥姥家的经济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姥爷会在每个星期天中午带我和表妹去吃烧麦，也会带我们去中山公园。姥爷最爱做的事情是文秘工作，学校开学的时候他会帮我把所有的书都用牛皮纸包上书皮，用香烟盒的包装纸做成练习本给我用，给我买当时觉得很新奇的熊猫钢笔，带小房子的削铅笔刀。
姥爷对食物的确很挑剔，他每天都对姥姥的烹调内容提出宝贵的意见。他的这种一丝不苟的饮食习惯给姥姥带来了大量的厨房工作。在姥姥姥爷八十岁以前，这种状况还不是十分让人担忧，但是当两位老人都已经高龄多病的情况下，我们这些周围的人就对姥姥所处的状况有越来越多的不满。往往是姥姥刚做好饭菜，姥爷就提出这种东西提不起胃口，他想吃的东西是那么那么样的。姥姥从不为此生气或讨价还价，马上就会到厨房重新做姥爷想吃的东西。可是这一转眼儿的功夫，姥爷就躺在床上睡着了。等姥爷醒来时，饭菜已经凉了，姥姥又得忙碌一番，可能这一圈儿绕下来，姥爷又出了新的胃口。
我们都认为这样下去姥姥会被累死的。可是有一天，姥爷睡午觉起来，向姥姥要了一碗面正准备吃的时候，就一头倒在了一旁，平静地去世了。姥爷没有经历去世前的种种病痛，仙然而去，我们都为他感到高兴。同时，我们想，这下姥姥可以好好歇歇了，再也用不着整天呆在厨房里忙上忙下的。
可是姥姥自打不用忙上忙下之后，就失去了往日的活力，她一天天迅速地衰弱下去，半年之后，就生活不能自理了。那么多年，那么多艰苦的日子，支撑着姥姥的是那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家，在几十年的岁月中，两位老人相伴着往前行，彼此已经变成了生命中的精神支撑。
我带两岁的儿子去看姥姥时，姥姥给儿子准备了一盒儿饼干，儿子看到老人却躲得远远的，姥姥只是笑笑，并不太介意，然后安安静静地呆在房间的一角里。老人已经没有力气关心第四代的孩子了。
我生儿子的时候，在电话里，姥姥还很有激情地告诉我：我们的总理去了抗洪的前线，慰问灾民。也是在那一次电话交谈中我高兴地告诉姥姥，表妹又怀孕了，表妹将会有第二个孩子。姥姥很紧张地说：你们可不能生太多的孩子，会影响你们的工作的。那是唯一一次姥姥在我面前流露出孩子太多给她生活带来的遗憾。
可是仅仅两年之后，姥姥就已经不再说什么话了。她的思想，她的热情，她的判断和期望都随着姥爷的去世迅速地萎缩了下去。
儿子快要三岁的时候，姥姥病危的消息传来。在跟一帮同事出去吃午饭的时候，我坐在一个同事的车的后座儿上，泪哗哗地流下。几个年轻的同事不知该如何安慰我，车内一片沉默。
又过了两个月，姥姥去世了，我心里很安静，没有再流泪。
一天，一个家境很好的同事告诉我，他的家境虽然很好，却也有些遗憾，他从来不曾跟祖父祖母那么亲近。我知道，他还记得我坐在车上流泪的情景，他是想安慰我。
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