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政代办所

邮政代办所 刘振墉 在克利夫兰的亚洲人居住区里，有华人新开了一家“美乐健大药房”，这给不谙英语的人们提供了方便。在当地华人开餐馆和食品超市的有多家，进入药品行业却还少见，实在是件可喜可贺的事。不过引起我注意的，是它还贴着另一块招牌：“美国邮政、联邦快递”，在这片区域里没有邮政网点，它正好填补了邮政服务的空白。 这让我想起儿时家乡（江苏靖江西来镇）的邮政代办所。镇上有家李姓杂货店，店房低矮破旧，店堂内空空荡荡，货架上稀稀落落地放着少量的火柴、肥皂等日用品，一副衰败的样子。与众不同的是，它还兼售信封、信纸、邮票，柜台上搁着一只绿色的信箱，门柱上挂有一块牌子，上书“邮政代办所”五个大字。信箱和牌子已经油漆斑驳，尽显老态。直到五、六十年代开办正式邮电局止，这家代办所为当地群众服务了几十年。 早期的信件有平信和挂号信之分，挂号信又分单挂号和双挂号，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单、双二者有什么区别。收到的信，通常放在柜台上让人家自取。注意到街上某人走过，喊一声“告诉你家隔壁的某某来拿信”。收信人基本上就是小镇上这百十家店铺，我在外地读书时，寄信回去就由一家中药店代转，因为我的伯父是该店的坐堂医生。从前没有门牌号码，无法书写精确的地址。写收信人姓名也是件麻烦事，有身份的被尊称为先生、二爷、五爹等，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下层则喊作王五、赵六，或其绰号二麻子、狗老二的；妇女的姓名更不通用，或者根本就没有名字，所以托店家收信，实在是不得已的办法。 这家邮政代办所始于何时已无从查考，但我有个旁证材料。我的曾祖父是当地一家南货店的老板，他的独生子，也就是我的祖父，却是万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的一名官员，日俄战争时（1904—1905）曾率员到辽宁战地救济难民。他经常写家信，将战地见闻和难民的苦难情况，报告给他的父亲。这一迭信件大约有十封，一直保存到“文革”。内容还略有记忆，信封的封面怎样写的已记不清了。但无论如何，没有这家代办所，信件是到不了我曾祖父手上的。所以等到我记事时，这家邮政代办所应该已是第二代在主持吧！ 一九四八年底，由于时局骤变，我就读的江苏省立如皋师范搬迁到江南的常熟，我回到家乡。通过这个代办所，我却能与随校流亡的同学保持书信联系。当时两军隔江对峙，虎视眈耽，但靖江八圩港与江阴间的邮政小木船却能在江上往返。这既表现了邮政职工高尚的职业操守，也体现了两方驻军对邮政的宽容与理解。我一直想，如果后来海峡两岸对峙时，也能让邮路保持通畅，那有多好！ 由于近代通信技术的发展，旧的邮政业务在萎缩，于是各国都在纷纷缩减邮政网点。但在美国感觉不明显，而在中国，却是伤筋动骨的事，我在国内的原住处，几千人口的居民区，连一只投递信件的邮箱都没有，要去邮局办事就得打车。 邮政代办所实在是个方便群众的好事物，现在的中国更加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