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三年的观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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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获得新语丝征文一等奖

(2013-01-18 18:49:00) 下一个

    我获得新语丝征文一等奖       刘振墉

我获得新语丝有奖征文一等奖,奖金是一千美元。我从来不买彩票,这次从天上掉下来的金元,让我有一下子暴富的感觉。

方舟子主办的网站《新语丝月刊》,每年都举办网文有奖征文,今年是普通网文,明年是科普网文,隔年轮流举办。奖金设置为:一等奖一名,奖金一千美元;二等奖两名,奖金各五百美元;三等奖十名,奖金各二百美元。

我的“语文学历”只有初中毕业,以后再也没有写过正经文章。(当然,运动中写交待,写自传,写大批判不能算),直到退休后才练习写写。由于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写错别字,标点符号也常出现错误。所以这次获奖,纯属偶然。许多朋友有很好的语文根底,更有可能获奖。

新语丝是个有着理想主义色彩的网站,不带功利,不媚俗,所以我才喜欢它。

我的获奖网文题目是《抗日亲历杂记》,要看可以点击:

http://xys7.dxiong.com/pages3/psi11.html

 

现在我又补充了两小节,将完整的文章贴在下面。

 

抗战亲历杂记       刘振墉

 

一、小脚逃难          

 

十几年前,母亲以九十高龄病故。晚年我将她老人家接到城里住,有好几次,半夜里听到她从喉头发出的“嗷!嗷!”声,凄厉而恐怖,我只好起来到隔壁房间去把她推醒。她总是告诉我说,梦见日本鬼子追来了,拼命逃呀,可小脚一拐一拐的,总是跑不快,真急煞了!

 

抗战爆发不久,日寇就占领了靖江县城。那天听说日本鬼子下乡扫荡来了,母亲和姑母带着我和妹妹,跟着一小群人往北乡拼命跑。才走了几里地,就发现前面的桥已经坍塌了,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幸而水并不深,水面也不宽,同行的人都涉水过了河,最后只剩下我们四人。那年我大约是四、五岁,妹妹正在蹒跚学步。母亲一双三寸金莲,在这样带淤泥的河水里,站也站不稳,更别想涉水过河了。,也不知日本兵已经到了什么地方,四顾无人,无助、无奈,心里恐惧极了。

 

姑母是从城里逃难回娘家来的,比我母亲小六、七岁,是一双“解放脚”。也就是幼时缠过一、两年脚,在趾骨还没有被裹断时,就不再继续缠裹,叫做“放脚”。这样的脚还能保持原来的形态,但要比常人小几号。那天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姑母先涉水过河,到前面的村子里找到一个熟识的农民,把我们背过河去的。

 

八年抗战中一直提心吊胆的过日子,经历过无数次的逃难,要算这次的印象最为深刻,一辈子也忘不了。

 

战争给予人们的精神创伤是终生的。战争就是恐怖,发动战争的人是最大的恐怖分子。只有被侵略、被占领、被蹂躏者,才会真正感受到这种恐怖的切肤之痛。 

 

 

       二、日本兵的军靴             

 

日本侵略军已经在本镇常住下来,留守的人都很害怕,从早到晚关着门。有时三三两两的日本兵从街上走过,皮靴踩着街石发出的声响,一下一下地敲击人们的心。我心里虽然害怕,每逢有日本兵走过,往往要从门缝里向外看。只要他在大门外,我在大门里,还是有一定的安全感。

 

我那年五岁,一直跟祖母睡,家里就我们两个人。早晨还捂在被窝里,突然听到前面咚的一声,显然是大门被踢开了,接着听到日本兵的军靴声由远而近。我家前面是店面房,大门上用的是尺多长的木质门栓,后进是堂屋,格子门后插一根二、三尺长的杉木条门杠,更经不住鬼子兵一脚,一会儿就进到我们的房间里。我看到的是一个端着(不是背着)步枪的日本兵,见到只有我们一老一少,跟本不去理睬,却出手来找东西。我奶奶房里有两张大木橱,和七八个可以装粮食的坛子,都是祖上留下的财富,可惜里面空空如也,也许还有几升大麦糁子。日本兵将大橱打开看看,又将坛盖打开看看,就退出房间,再到别的房间巡视一番后,只听到缓慢而清晰的皮靴声,一声一声地远去。

 

这次我们虽然没有受到伤害,因为是第一次与日本兵近距离接触,真怕得要死,我躲在祖母身后一动也不敢动,不由自主地对日本兵的军靴多看了几眼。因为没有见识过皮鞋,所以很困惑,鞋子踏在石板上怎么会这么响?一脚就能把门踢开,那得多大的力气?鞋子要有多硬脚才不疼?

       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走过各地的大街小巷、城市或农村集镇,总能看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条标语。当时全国人民气愤填膺,同仇敌忾,抗日标语到处都是,奇怪的是,内容却十分单调,绝大部分就是这八个字。

 

我那时虽然只有五六岁,但已读过几个月的私塾,认得了几百字。我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条标语特别感兴趣,一段时间正好失学,就成了十足的标语迷,天天都想写这条标语,已将这八个字写得很熟练了。大人们一再警告:“让日本人看到不得了”,我心里也非常害怕日本人,但还是熬不住要写,偷偷摸摸地写。我用树枝在泥地上写,写完后再用脚踩掉;用石灰块在墙上写,写好后再涂抹得看不清文字,每天都想写,就这样写了无数遍。乡下的纸张非常稀罕,我想尽办法找到一两指宽的纸条,或者牛眼睛大的纸片,用铅笔写上这八个字后,再团成一小块,塞到墙缝里或树洞里,也有压在砖块、石头下,就这样藏匿的标语至少也有百十条吧,直到重新上学注意力转移为止。

 

当相同或类似的标语口号反复剌激时,小孩们出于天性,要学习,要模仿,要显示自己的聪明能干,于是也要写标语口号。这种冲动还忍不住,时时刻刻想着做这件事,我命名它为儿童的“标语口号强迫症”,不知儿童心里学家们看法如何?

 

 

四、祸从天降            

 

人们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是,我的姑父实在是好人里的好人,却成了日寇炮火下的冤死鬼。

 

我姑父叫郭湘尧,家住江苏省如皋县江安区的葛家圩。在我模糊的记忆里,他是位老夫子,向来不苟言笑,走路踱着方步。他信佛吃斋,执著地珍惜一切生命。假如有蚊子叮在胳膊上,他会轻轻地用嘴把蚊虫吹走,不肯用手去拍死它。没见他串过门、走过亲戚,更别说进城了。他办了一个私塾,教一、二十个孩子识字、背书、练毛笔字,教的当然都是论语、孟子之类的书。他一辈子就做着教书先生,过着与人无争、与世无争的日子。

 

我的姑母是一个旧式女子,三寸金莲,她没生过小孩,但老两口却是相敬如宾。等到过继给他们的侄儿长大成人娶了媳妇后,就顺理成章地让继子当家作主,老夫妇过着悠闲日子。

 

私塾就在村子里,两间旧平房。每天中午学生放学回家后,通常姑父一个人仍旧坐在教室里看看书。那时候的惯例,塾师由学生家长轮饭,饭做好后,由学生请先生到家中就餐。夫子就算肚子饿极了,也不会不顾体面过早地到学生家中坐等饭吃,那是有辱斯文的行为。一九三八年初夏的一天,正当姑父像往常一样一个人在书房等吃午饭的时刻,一颗炮弹从天上掉下来,穿过屋顶,就落在老塾师的身旁爆炸,他老人家未来得及留下一声叹息,随即断了气。

 

葛家圩是一个浜江近水的村落,距长江堤岸约三、四公里。当时正处於日本侵华战争的高潮,江面上经常有日寇的舰艇在游弋,但两岸城乡尚未被日军占领,日本军舰就常常向两岸任意开炮,这也许是一种示威吧。凑巧的是,那颗炮弹正巧落在姑父的头顶上,让这个忠厚老实人,成了当地日寇侵华的第一个牺牲者。    

 

六十多年来的风风雨雨 ,我姑父的坟堆该早己冲平了吧!又没有留下一个字的文字记载,曾经发生在此地的血与火的人间惨剧,村庄上,大概已没有几个人知道了

      五、厉害的日本人          

       我家住在农村小集镇上,跑单帮的人很多,绝大多数人都是跑上海,所以能带回许多新的消息。因为有“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战争在先,抗战开始前后,关于日本和日本兵的传闻,早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我当时只是个刚刚懂事的小儿,至今仍留有深刻的印象。现在记载几条,也可从中看到当时大家多么害怕日本人。

“日本兵训练严格,讲究绝对服从。长官下令队伍齐步向前走,遇到树丛水沟,还得挺着腰板前进,谁如果犹豫一下或乱了队伍,就得被枪托打个半死;

“日本人的三八大盖步枪又准确又牢靠,即使灌进了泥水,照样能用;

“日本兵三天两头打靶,练得个个都是神枪手;

“日本兵的剌杀功夫世界第一,三个中国兵还拚不过一个日本兵;

“为什么日本人个个身强力壮呢?因为他们生下来的时候就经过严格挑选。日本人的风俗习惯是,婴儿出生后,要放在门外露天里冻一夜,第二天开门一看,死了拉倒,谁叫他体质这么差?只有冻不死、饿不死的,才抱回来养大,所以个个身强力壮”。

这些传闻,对中国的老百姓和军队影响都很大,恐惧和自卑的心理普遍存在。从一位邻居长辈讲的故事,就可以看出大家多么害怕日本人。

驻在我们镇上的三个日本兵,有一天下乡抢掠,他们就像春天远足一样悠闲,不知不觉,走出去十几里,突然被一股抗日游击队包围住。日本兵各有一支三八步枪,几十发子弹;游击队用的是“中正式”(国军的制式步枪)、“湖北条子”(汉阳兵工厂造),虽然性能上稍逊一些,但有一百多人呀!从实力对比上看,显然占了绝对优势。

但日本兵训练有素,沉着冷静,善于利用树木、坟堆等地形地物,相互掩护,逐步后撤。游击队是一群乌合之众,只是老远地放空枪,谁也不敢往前靠。结果是,这三个日本兵毫发未损地回到了据点。

 

 

六、在日寇面前,中国人都是温顺的羔羊

 

日本兵快要打来的时候,老百姓和当兵的都怕得要命,根本谈不上什么动员或备战什么的。县政府、区公所、乡公所、保长、甲长等,从来没听说这些机构和官员有过什么作为。我当时已开始懂事,记得只要有人喊:“日本人来啦”大家就拚命向乡下逃。逃过几次后,等日本兵真来时,小集镇上的居民已所剩无几了。驻军(属江苏省保安第四旅)也唱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刷抗日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等到日本兵真的来了,朝天开了几百枪后,就再也见不到他们的影子了。据大人们说,那次只是日本人的少数侦察兵路过,对于中国军队的胡乱开枪,理都不理,径直走自己的路。

 

过了些时,才有一小股日军常驻下来。日本兵通常是找一所坚固的住宅,略加改造,并不像后来的和平军与国军的大修炮楼大筑碉堡。也的确不必要,他们在这里就像住度假别墅一样的安全、舒适。地方上有“维持会”供应他们的生活需要,老百姓又没有丝毫的反抗。一个、两个日本兵不但可以在镇上任意闲逛,就是下去十里八里也犹如闲庭信步。我们那儿是人口密集地区,一二十个日本兵,就使周围几万中国人吓得要死,如遇到狼的羔羊,俯首贴耳。

 

难道没有抗日游击队吗?有,很多,什么“独立团”、“挺进纵队”、“大队”、“总队”,取的番号都大得很。我的外婆家相距二十多里,是最落后、最偏辟、交通最不便的地方。我每次住外婆家,总能遇上招待什么团长或司令的,因为他家是“肉头地主”,没有势力,见到枪杆子就赶快招待。

 

日本兵在我们镇上住一段时间就撤走,过些时又进驻。每次日寇撤走间隙,就有附近的“胡传魁”们开进镇上,第一件事就是向店铺摊捐和设卡收税。这次来的是李队长,下次来的可能是张司令,头头常换,番号常换,看来他们经常在火拼、兼并。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都不敢碰日本人,连骚扰都不敢,更不用说打死或打伤一个日本兵了。在新四军到来之前,当地人已当稳了亡国奴,只有恐惧,没有抗争。

 

可能以为,对这些“山大王”,当时的人们一定是十分痛恨吧,不,有时还盼着他们呢!有时候日本兵走了,附近又没有成气候的人物,于是小镇上形成了权力真空。这时,敲墙挖洞、绑票、明火执仗抡劫等等经常发生,人们盼着来个强力的统治者。每当治安恶化,社会秩序紊乱时,黑社会就会应运而生,也是相同的道理。

 

直到新四军东进到本地后,抗日运动才算真正开始了。

 

七、新四军打下日寇据点   

        我的老家在靖江西来镇北头,出门二三十步,就有一条巷子,往西一条大路通向季家市和黄桥。

 

记得有一天夜里,听到街南头有枪声,稀稀落落的,街面上也有人走路的声音。猜得出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采取的当然是最安全的对策,也就是照常关门睡觉。

 

早晨起来时,枪声还没有完全停止。我跟着哥哥出门一看,巷弄里歇着成队的士兵,将近有百十号人,有步枪和轻机枪,听说他们是新四军。我们这里驻军原来是省保安第四旅,(旅长是何克谦,人们称之为何四旅)日寇入侵后,就跑得无影无踪。今天是日本兵占领我们西来镇后,头一次看到的正规中国军队,不知他们有什么区别,看人家下军棋得知,军要比旅大两级。

 

不少老百姓来看热闹,小孩子特别多。每当南头的枪声一响,在场的民众,大人和小孩显得都很紧张,有些人赶快往墙边上靠,当兵的却若无其事,笑着告诉民众,枪子儿远着呢。日本人的据点在街最南头,相隔约两三里地。一部分队伍在打鬼子据点,这支队伍大概是预备队,休息的时候真是彻底的放松。

 

直到下午部队即将撤走时才让老百姓去看。鬼子的据点设在街南头姓封的一户民房里,据说日本兵大概有二三十人,最终虽全部被消灭,新四军却要从夜里打到天亮以后,我看到的新四军有日寇的十倍,由此可看出日本兵的军事素质和顽强抵抗的精神。

 

着去看热闹时,新四军正在撤离,先集中队伍,大概因为打了胜仗,个个精神饱满,队伍整齐,我看着他们一队队地开拔走。留下两点特别印象,一是不少人背上着雨伞,可那天天气却很好,心里想不通,也许因为这支部队是从多雨的江南过来的,带雨伞成了习惯;二是还有少数士兵没有枪,只着大刀片,刀把上飘着红布须,刀片很大,很宽,像农民铡草用的铡刀。

 

八、她们也是慰安妇       

江苏省如皋县磨头镇的西边半里许,有个小居民点叫西河湾,位于一条大河的转弯处。日寇入侵后,赶走了这里的全部居民,拆毁民房后建起了有多个炮楼的据点,人们就喊它西河湾据点。

 

据点在我们邓庄小学西南方约两、三公里,由于村庄和树林稠密,在校门口看不见炮楼,但它时时刻刻都压在我们的心头上。日伪军以奸淫烧杀抢掠,来要挟维持会送粮送草送给养,不过多数时候,据点里只驻有伪军,喂饱了就太平得多。

 

从城里下来了日本兵,其实每次也不过十几二十来人,与常驻的上百人的伪军相比算不了什么,但周围的几万老百姓,就是怕得要命。我那时虽然年幼,还是能反复听到大人们在传播:又有日本人下来啦!小心呀!等等。如果听到有人说:维持会从如皋城里包了几个“姑娘”到西河湾啦!语调里往往带有宽慰的意味。至于这样的包“姑娘”,前后经历过几年?人数和次数?日本兵是否满足了兽欲就不再下乡奸淫妇女及烧杀抢掠?由于我当时年纪太小,就弄不清楚了。

 

这些年轻女性,由于战乱和贫穷,不得不出卖肉体,实在可怜。结果却落入狼群,成了饲喂猛兽的饵食,而且是由自己的同胞,把她们送上魔鬼的祭坛。身为中国人,我感到特别的耻辱和气愤。

 

中国的汉族人本来就比较懦弱,江浙地区的人更甚,民谚云:“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可知当地的民风。百十个由地痞流氓组成的伪军,偶尔来十几个日本兵,周围十几里,五、六万或更多的老百姓,害怕得要命,没有听说有过任何的反抗,任由日伪军烧杀抡掠,老百姓还是战战兢兢地交税交粮。

 

所谓抗日运动,那是新四军到来后才有的事。

 

 

九、包围西河湾据点亲历记          

     

大概是我读小学四年级那年的事。

 

那天已经到了学校,还没有上课,只见校外的大路和小路上,走着一群群的农民,有老有少,大部分是男的,都扛着锄头、钉耙、扁担等农具。还有人敲着锣。敌伪军据点在我们学校南边约四、五里路,只听得那边人声鼎沸,锣鼓喧天,早将我们的心抓去了,老师只好宣布停课。

    

西河湾据点是个神秘而又恐怖的地方,我从来没敢走近过,今天跟着无数的大人们,大胆地一直走到据点边上。据点是用竹篱笆围起来的,里面有两三个炮楼,看不到一个拿枪的,大概都躲在炮楼里。边角上另有两间低矮的平房,有几个伙夫在近旁淘米洗菜,看来那是他们的伙房。炮楼为园柱形,不过两三层楼房高,侧面上留有枪眼(射击孔)。看得出炮楼是旧砖头砌的,怪不得鬼子伪军到那儿修炮楼,都要拆毁一大批老百姓的住房。据点的四周非常空旷,民居、树木甚至连坟堆都没有,大概全被日伪军推毁了吧。

     

那天到的人很多,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竖着的锄头、扁担像树林,声势很大。据点里有时打几枪,枪声一响就有人往外溜,但总能很快稳定下来。据说有乡保长代表民众向和平军提条件,要他们不得下乡扰民等等。伪区长出面讲话,他站在八仙桌上,我看得很清楚,因为我人小,从人缝隙间一直挤到靠近八仙桌。区长的个头很高,讲话时脸色煞白,讲些什么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时间久了,我怕家里人不放心,又听到一阵枪声,不少人向外涌,我也就回家了。

     

此后和平军下乡的次数明显的少了,老百姓的日子也就安稳得多。

     

从这天起,我一直迷惑不解:抗日,抗日!怎么今天连一个日本兵都没有看到,全是和平军,这怎么还叫做抗日。许多年以后学了历史我才明白,我们中华民族,虽然是产生民族英雄的民族,也是出产汉奸、败类和卖国贼的民族,民族英雄只是一个一个地出现,而民族败类和卖国贼却是一大批一大批地产生。

    

十、我为抗战出过力            

 

时间大概是1944年,区里(江苏如皋县磨头区)或者是乡里办的基层抗日积极分子学习班,学员都是乡村干部和民兵骨干,其中有几个人我认得。学习班结束要考试,这可是件难上加难的事,难在学员们都不识字。

      

       现在人们难以理解,全是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怎么能不识字呢?阿拉伯数字、中国数字、自己的名字、赵钱孙李等常用字,那怕没上过学,三百、两百汉字总认识吧!不!他们中也许有几个人西瓜大的字能识得一箩框,大多数人却都是睁眼瞎。多数人不但没上过学,接触纸张的机会就很少,接触有字的纸张,机会更少,连接触纸币的机会都难得。从小到大,生活中只有挑猪草、检粪、担水,劳动接着劳动。

      

       瞎子走路可以带根棍子,我们四年级的十几个同学,就给他们当导盲棍。考试的时候,一个学员旁边站着一个小学生。考题只有是非题与选择题,内容非常非常简单。比如是非题: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八路军和新四军,认为对则画圈,认为错就打叉。又如选择题:德国法西斯正在节节败退,1、在苏联;2、在美国;3、在英国,在正确答案后面画圈。当主考人读到某题时,我们小学生就要用手指着这道题的位置,看着他们画圈或打叉,千万不要打错位置。有人觉得铅笔比镰刀斧头难使多了,总是拿不稳,就索兴扶住他们的手去画。我引导的这位姓韩,几年后做了乡长。

       这个乡有大几千或上万人口,就只有这一所正规小学,还是初级小学。农村学校,年级越高学生人数越少,我们三四年级是复式教学,合在一个教室,四年级只剩下了十几个学生。因此,在这个乡里,我们这十几个十岁或十一岁小孩,不但是在校生里的最高学历,就是在乡里,也能算得上有文化的人群了。

 

旧中国农村,文化是是这样落后,你能想到吗?

 

十一、游击教学                   

 

抗战后期,日寇和汪伪军,从苏南调集了大批兵力、物资,将江苏南通地区包围得水泄不通,进行疯狂的清乡、扫荡。这块特殊地形,南有长江,东有黄海,西与北两面札起了竹篱笆,在这个封闭的小范围里面,拉网式的反复清剿,残酷的烧杀抡掠,意欲将抗日力量斩尽杀绝。

 

我就读的如皋县邓庄初级小学,距离竹篱笆封锁线只有四五十里,不断从老师和大人处,听到那边的血腥与惨烈的故事。而且听说,南通是清乡实验区,稍后将移向我们这边,所以大家都很紧张,也很担忧。

 

学校虽然距敌伪据点只有四、五里路,但校长王德全和所有老师,都有强烈的爱国心。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残酷斗争,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于是,我们学校打算开展“游击教学”。

 

老师对我们说,日伪军快要来清乡扫荡了,我们不能解散了事,要坚持学习,但在学校里上课又不安全,就只好开展活动教学,也就是游击教学。要我们每个人准备一张小板凳,每个村庄,每棵树下,都可以当做我们的教室。

 

从某天起,游击教学的演练开始了。我们背着书包和小板凳,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向邻近的村庄。今天去东庄,明天去西庄,上课有时借用民房,有时就在大树下或草垛旁。老百姓看到没有人觉得奇怪,更无人反对,因为当时大敌当前,人人心中都充满了恐惧和愤恨,为反清乡做任何准备工作都是合理的。

 

我已经记不得,这样的游击教学演练,坚持了几天还是几个星期。幸而日寇和汪伪,此时已经是秋后的蚂蚱,在南通的清乡,是最后的挣扎,失败后也就无力再继续,我们地区的抗日形势也就一天比天好。

 

现在看来,让十一、二岁左右的小孩们进行游击教学,是不现实的,是注定要失败的。但请现在的人们,不要笑我们幼稚天真,当时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非常认真,非常严肃。难道这不是一种精神,一种同仇敌忾精神的体现吗!

 

我对王德全校长和老师们的爱国热忱和敬业精神,至今都深怀敬意,尽管王校长(文革前任南京博物院的院长)曾用坏板凳腿打过我五个手心,我一直以为冤屈。在那样生活艰苦,环境险恶的条件下,坚持办学,让我们接受了民族教育,学到了文化,也学到了做中国人的道理,对他们的献身精神,我终身难忘。

 

十二、最可恨的是汉奸     

            

人人都知道“八年抗战”,是指与日寇作战有八年。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却是抗日五年,抗汉奸和平军三年。

 

抗战刚开始的时候,占领地方、烧杀抡掠的是真正的日寇,可是到了后三年,日本兵已龟缩到县城里面,城外的所有据点,通常见不到日本兵。看上去,伪军人数要比日本兵多得多,在我们家乡,早期每次日本兵来,也不过三、五十人,甚至更少,但后来伪军来,总在百人以上。

 

伪军的据点(以江苏如皋县磨头区西河湾据点为例),通常是用竹子编的篱笆围成一圈,里面砌两三个碉堡。园形碉堡有两或三层,四周开了不少枪眼。当时还没有水泥,只有石灰与黄烂泥,也没有石头,更没有钢筋,只是拆民房的旧砖头砌成。现在看来,这种工事不堪一击,但当时的新四军,连黑色火药都稀罕,对付这样的据点,就是难啃的硬骨头了。

 

除非大扫荡,日本兵成月的都不下乡,伪军的据点就在村子旁边,老百姓直接面对的害人虫就是汪伪军,可以说,伪军成了主要的斗争对象。对汪伪军的仇恨不下于日本人,甚至超过了日本人,有时觉得汉奸比日寇还要坏。

 

我看到的和平军,是些地痞流氓、瘾君子、青红帮、二流子等人组成,全是些“人渣”,最为沦陷区人们所不齿。又有汉奸文人宣扬汉奸理论:一曰“曲线救国”,二曰“大东亚共荣圈”。所谓“曲线救国”,是说日本人抗不得,抗日必亡国,只有像他们先投降日本人,中国才不会亡。还有“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人的口号,那时日本人的力量还不够大,否则就要提“地球共荣圈”了。日本兵到中国来,是要与中国人共荣呢!

 

汉奸最可恨。拿枪杆子的汉奸可恨,拿笔杆子的汉奸同样可恨。

 

十三、 表哥是汉奸

 

在抗战初期,是行政权力真空期,更是土匪如麻、无法无天的时期。我的外婆家是地主,是农村的殷实户,因此早己将财物藏匿起来,还在山墙上挖了洞,万一大门被堵住了,就钻洞逃出去。

有一天半夜里,突然来了一支队伍,把他家洗劫一番。由于准备充分,劫匪既未抢到多少财富,也没有抓到绑票的对象——我的表哥。突然他们发现了一个男孩,有绑匪高兴地说:“抓到他的弟弟了。”

 

  其实我表哥几代单传,被抓的只是他的表弟,也就是我的哥哥。我哥哥那年十二岁,被土匪抓走带到了石庄镇(属江苏省如皋县)。而且有消息说,这次抢劫的幕后主使者,不是外人,而是自己的至亲,我们的姨表哥沙如龙。怪不得这些土匪长途奔袭,目标明确,情况清楚呢。

 

  抗日战争开始的混乱时期,群雄并起,什么团长、司令的每县都有好多个。沙如龙先是用苏皖挺进纵队、江北游击大队等名义拉队伍,起初还象是抗日武装,不久就公开投靠日寇,成了石庄镇一带的和平军头子。沙如龙的妈妈是我母亲的堂姐,由于他们那一房后继无人,由我舅舅兼祧,这样,我的舅舅也就是他的舅舅,关系应该算是很近的,何况沙如龙本人幼年也常常住舅舅家。

 

  我母亲在家里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到石庄镇,直接找到沙如龙,拜托他不管落在什么人手上,都要请他保出来。因为我家是市镇贫民,破落户,穷得一贫如洗,亲戚中大家都知道,实在没油水,几天后也就放出来了。

 

  有人分析说,沙如龙指使人抢劫舅舅家,是出于忌妒和报复,他外祖父母家的房屋田产被另一房继承,可能心怀怨恨。其实这些败类们,早已丧失人性,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我还听说过另外一件事,他同村某本家有钱,就派手下人将这家的女孩,也就是他的堂妹抓来扣在一口大缸里,然后捉几条蛇放在缸里,把女孩吓得要死,用这办法逼本家长辈拿钱来赎人。

 

  日本鬼子投降后,沙如龙摇身一变,担任起国民政府属下某区“自卫队”的队长。听说在四八年前后病死,虽然作恶多端,却得到了善终。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其实未必尽然。

 

  汪精卫的和平军,其成员都是些地痞、二流子、吸毒者、帮会分子,全是名符其实的“人渣”,最为沦陷区人们所不齿。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复员”时,却将这些社会渣滓搜罗到麾下,成为区、乡政权的武装骨干,实在不明智,让许多一直“盼中央、望中央”的老百姓,感到很失望。

 

 

   十四、日军烧毁了我的小学       

这是一所农村小学,位于江苏省如皋县磨头区的邓庄,所以就称做“邓庄小学”。校舍分两进共十间,有四个教室,都是砖瓦房,教室内有学生专用的课桌椅和黑板。校舍的地基要比平地高出一尺多,这在当地农村建筑中是罕见的式样。校门前是操场,有十几棵梧桐树,都长得有成人的腰一样粗,两三丈高,掉下来的叶子,我们拾来将叶梗对折后拉钩,比谁的叶梗最坚韧。校后是一片园地,有树木花草,印象最深的是两棵枇杷树,有一年结果累累,摘下来分给大家,我们每个学生都分到了几颗,真甜!校园东南有一片大池塘,形如菜刀,民众就叫它薄刀池,校园后是一条小河,环境堪称理想。

 

天井不大,除中间一条前后通道外,两侧辟为东西花园,各栽了好几棵观赏品种的松树和柏树,树不高,树冠像蘑菇。印象最深的是它们能分泌出树脂来,我们喜欢用手指头沾着玩。松树、柏树的外面围着一圈冬青树,再外面就是屋沿墙脚,也栽着万年青。因为天井的活动空间小,所以下课后我们都是在操场上玩。

 

像这样的校舍和设备,在当时的农村中是难得见到的。我在那儿从二年级读到四年级,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当时只有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四年级合班,另有一个教室空着。我不得不到别处读五年级,在我离开还不到半年,再回去看到的却是一片瓦砾,已经被日寇完全烧毁了。一所乡村小学校,肯定没有军事意义,日寇还去将其烧毁,除非是“伤心病狂”,还能有什么可解释。

 

上世纪初,为了救亡图存,各地有识之士纷纷兴办学校,有些人不惜毁家办学,其精神实在令人敬佩,如果有学者以此题材写一本专著,不但有意义,也一定是令人感动的。据介绍,我这里所述的邓庄小学,也是由当地耆绅贾汝言、贾汝霖等人(均为晚清秀才)发起于1919年创办,校舍的八亩地,系贾汝言捐赠。别误以为他们是大财主,其实仅能算是较为富裕的农民。我在那儿上学时,这些老先生均己过世,看到他们的儿孙辈靠种着几亩地,勉强果腹而己。

 

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烧杀抡掠,血债累累,到现在不但没有赔偿,甚至连事实都不肯承认,每想及此,能不令人热血沸腾,义愤填膺。

 

我一直以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并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民族耻辱更没有得到完全的洗雪。这要怪中国人自己不争气,内斗不已,民族败类太多。

 

 

        十五、反清乡,拆房子      

一九四三年夏天起起,以汉奸头子李士群为首的一伙卖国贼,配合日寇,在江苏南通地区(苏中四分区)开展了残酷的清乡运动,到处扎竹篱笆(代替铁丝网),以分割、阻隔人们的往来,编保甲、查户口,烧杀抡掠,弄得通、启(东)、海(门)地区一时腥风血雨,目的就是想将当地的抗日军民斩尽杀绝。而且公开宣传,南通地区清乡结束后,下一期就要转向西边的如皋、靖江。

 

我的老家在如皋与靖江两县的交界处,原来筑有伪军据点,不久前撤走了,但相距七八里路的斜桥、张黄都有日伪军据点。虽然伪军白天常常来扫荡,但是民兵、妇救会、儿童团这些抗日群众组织,却搞得热火朝天,反清乡也就成了中心任务。

 

当时认为,敌人来清乡时,一定会在本镇设据点,根据经验,伪军总是先找一所结构完整,坚固的民房做落脚点,然后再修筑炮楼。既要反清乡,又不能将民房大拆大毁,于是,就要求每户人家拆一间,让四合厢缺一角。如果是三进的房子,就在后面两进各拆一间,沿街的店面房则不拆。总之,是要破坏宅院结构的完整性。

 

要拆祖传的房子,当然舍不得,人们心情都很沉重,但是大敌当前,在同仇敌忾的气氛下,大家又都能忍痛并且平静地接受这一决策。全镇居民中,总有百多户人家拆了房子。

 

我家的住房,,大约建于十八世纪中期,是低矮的砖瓦平房,前面五间店面房,后面五间堂屋,外加一间厢房。拆去的是堂屋的最北一间,本来是橱房,现在只好将橱房移到厢房里。

 

一队民兵,都是本地的年轻人,爬上屋顶,先揭下瓦片和旺板,再拆椽子,最后卸大梁。俗话说:“砌屋三石米,拆屋一顿饭”,不消一会儿功夫,屋顶就见天了。

 

南通地区清乡后,汪伪政权已无力再在别处开展清乡,直到日寇投降,也没有再到本镇上筑据点。我家当时处于极端贫困状态,抗日战争胜利后,也无力修复。直到八十年代,我将多年无人居住的老屋出售时,宅院还是缺了一只角落。

             

十六、无声的教诲    

我家有一间套房,特别隐蔽安静。里面有一张很大的书架,另外有几只旧皮箱,放的多数是木版书和碑帖,也夹杂着少量别的文字材料,这些都是祖父的遗物,祖父去世后二十多年,很少有人动过。小的时候,我常常关起门一个人在里面瞎翻,可惜大部分看不懂,但还是很有收获。

我找到一张拓片,是一张横幅,宽约尺许,有“还我河山”四个大字,自右向左横写,署名岳飞。不知拓于何处,真的是岳飞手迹,还是仅仅表示此话出自岳飞?我己读过小说《精忠说岳》,对岳飞可说是无限崇敬,所以经常临摹这张帖。

有一迭行书的手抄件,字数很多,有七、八页纸,抄的是曾纪泽给皇上的奏本。我大部分看不懂,但主要意思能明白,是关于俄国侵入新疆时有关伊犁问题的奏折。抄这样长的一份文件是要费很大精力和耐心的,祖父这样做,一定是出于对曾纪泽的崇拜,或者是对他的观点极其赞同。

在箱子下发现了祖父的约十封家信,是他从关外寄给曾祖父的。我的祖父刘芬,在日俄战争期间,曾被中国红十字会派遣,去辽宁等战争受害地区救济难民。在家信中,对战争的灾难后果和难民的悲惨状况,有详细的叙述。日、俄两国要打仗,既不在日本打,也不在俄国打,却偏偏要在中国土地上打,让毫无瓜葛的中国人死的死,伤的伤,城市烧的烧,这世界上还有公理吗?

最令我激动的是一张中国地图。这是张用现代技术印制的地图,着色,有十六开大小。它标定的四周边界与现在相差很大,东南在琉球以东;西部和南部边界也要往西往南很多;东北直达外兴安,包括海参威在内;西北直到贝加尔湖。我特别记住一个现在早已为人们忘记了的地理名字:“唐努乌梁海”,那是指新疆、蒙古往北一大片广阔地区。我想,这就是大清王朝全盛时期的版图吧!经过列强的蚕食鲸吞,中国剩下的一半土地,日本帝国主义还不肯放过。

尽管日寇和伪军还常常从门前走过,军靴在街石上踏出的声响惹人心痛,我却常常一个人在套房,沉浸在幻想的世界里。

从儿时刚刚懂事,就遇上日寇入侵,整个儿童、少年时期,都过着忍饥挨饿,担惊受怕的日子,就这样,我这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激励下,在祖父无声的教诲下,形成的是非观,影响了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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