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此前的讨论中我们可见，圣贤们立学的模式，往往是有一个“子”提出一论，试图把人的思想往一个方向上引领，这样的力量一形成，就会有另一个“子”冒出来，针对前一个“子”论中最突出的亮点提出一个反论，其影响，又是试图把人的思想拽向相反的方向。这第二个“子”，在反论的同时，又会在反论中加入属于自己的新思想。而这新的思想，又便会成为下一个“子”着力去反的论题。如此往复，我们灿烂的文化，就在这立与反、反后又被反、从抬杠抬到极处、到不抬杠不抬到极处的争鸣中，不偏不倚地走了一个谁也无法预知的进程，走到了今天。
而这，正中了老子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之说。也即，一个反论，一个反杠，就是道的一次涌动；而一个理论、一种力量在世界中发生作用、引起共鸣、将世界往某一极上引领时，新的、相反的力量就会在那个理论、那个力量的影响里呈现弱的、有惰性的地方滋长并强壮起来，而且，这两种理论、两股力量，都能证明其合理性，看哪一端都不是错的。
这时有旁人说了，那我是不是这样就最好：不论见到什么，都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杠上，我这样做了，不就也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就算是行道了？那我要提醒您了，您这是名家无师自通，不论认与不认，惠施、公孙龙都是您祖师爷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问题还是很有意义的。“反者道之动”，难道遇论便反，就是道涌了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个更深问题，那就是：为什么遇论便反，反就不对了呢？
而若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一定要讲讲什么是道了。而若不可避免，非要讲讲什么是道，那就不得不从老子讲起了。
讲老子，笔者不打算讲他到底是谁，也不打算讲他生卒年，因谁也不很清楚。笔者就打算讲讲他跟道德经的关系，他在道德经里到底想讲什么、和人们对道德经常有的误解吧。
先讲他跟道德经的关系。有人说了，那还不清楚嘛，就是他写的啊。说得不错。可是，近代的大哲学家冯友兰说了：道德经不是他写的，而且老子与道德经的成书不应该是在一个年代，因为道德经的有些章节，如对“名”的讨论是老子时代所不可能涉及的，那是后学惠施跟公孙龙的专利。我听您的，还是听冯友兰的？
我啊，谁的也不能轻易听，我还是自己在这掰掰这瓣蒜吧。
冯友兰的根据，主要是道德经里关于“名”的论述，他认为“名”是名家的招牌，应是由名家把“名”的问题提出来，然后道德经才能对“名”进行论述，因此《道德经》应当成书在名家之后。
冯是大家，笔者不能说他不对，只能谦虚地提出几点己见。
一，这样一种史学观点，不管是多大的大家，如果不能有权威性超过、或者近似于《史记》的资料作佐证，都只能视其为一种观点、一种可能来参考，而不能（轻易）就划为史实一列。二，冯友兰提出，道德经如其他诸子的经典一样，是由后世道学弟子们以老子之名共做的经典。这一点尤难立住脚。道德经与其他经典不同，它不是记载圣贤言行的文章，也不是一些不同主题的论文凑起来的合集，它是有专门单一的论题的，是直接论道、因此是思想的直接表达的。而思想这东西，就像一个人的签名，是无法与人共享的，就算有人想学、想模仿，也难。反观道德经各章之间，从口吻，格式，到思想深度、高度，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难分彼此。这样的一部书，只能由一个人写，如果这个人不是老子，那一定也是一个有老子同样智慧的人独自完成。而这个人若不是老子，还能是谁呢？
最后补一点小嘀咕，名家研究了名实问题不假，但没有必要非说他们研究“名”了，前人在同样概念上，就不能有别样的文章可做了吧。要知道《道德经》中对“名”的阐述，还是与名家的侧重点有很大不同的喔，老子可没那么抬杠。
所以笔者仍愿以《史记》为据，相信老子为《道德经》唯一作者更加可信。明确这一点，也让笔者舒服些，因诸子百家走了一遍，竟惊诧于各家的祖师爷留下的经典，都或是完全由后世子弟冒名代笔、或是与学生合作的，竟极少是由本人全部亲自操刀的，而孔子就是其中的范例。
所有人都知道，儒学至典《论语》非孔子所著。不少人都认为，孔子修订六经，除了编改一些东西，还是写了《春秋》的。或许是吧，但是，就算《春秋》是他所写，那也是个“私生子”，因他写的名不正，言不顺。作为古今尚礼第一人，因为此书却做了一次大逾常礼的事，何也？因他不是史官。按儒家说法，不是史官却作史书，不在其位便某其政，便名不正。其实不正也就罢了，大圣人什么文职工作不可做。但是他写史书，还大违了作史不能渲染感情色彩的原则，这儿来一个微言大义，那儿来一个春秋笔法，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这样一来，这史，怎样讲就都不中正了。难怪孔子有叹：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不过，后人小辈对这事儿也不能太绝对了，因也许《春秋》跟孔子一点关系也没有呢。冯友兰就对孔子说的很彻底，按他说法，六经之中，没有一卷是由孔子所著、所编、所评、所修改的。
那到底孔子有没有动过笔啊？孔子自己倒曾说过，述而不作。但真正到底怎么回事儿，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说了。
有点儿跑题，打住，下回还是接着谈老子吧。
==
待续
而这，正中了老子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之说。也即，一个反论，一个反杠，就是道的一次涌动；而一个理论、一种力量在世界中发生作用、引起共鸣、将世界往某一极上引领时，新的、相反的力量就会在那个理论、那个力量的影响里呈现弱的、有惰性的地方滋长并强壮起来，而且，这两种理论、两股力量，都能证明其合理性，看哪一端都不是错的。
这时有旁人说了，那我是不是这样就最好：不论见到什么，都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杠上，我这样做了，不就也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就算是行道了？那我要提醒您了，您这是名家无师自通，不论认与不认，惠施、公孙龙都是您祖师爷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问题还是很有意义的。“反者道之动”，难道遇论便反，就是道涌了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个更深问题，那就是：为什么遇论便反，反就不对了呢？
而若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一定要讲讲什么是道了。而若不可避免，非要讲讲什么是道，那就不得不从老子讲起了。
讲老子，笔者不打算讲他到底是谁，也不打算讲他生卒年，因谁也不很清楚。笔者就打算讲讲他跟道德经的关系，他在道德经里到底想讲什么、和人们对道德经常有的误解吧。
先讲他跟道德经的关系。有人说了，那还不清楚嘛，就是他写的啊。说得不错。可是，近代的大哲学家冯友兰说了：道德经不是他写的，而且老子与道德经的成书不应该是在一个年代，因为道德经的有些章节，如对“名”的讨论是老子时代所不可能涉及的，那是后学惠施跟公孙龙的专利。我听您的，还是听冯友兰的？
我啊，谁的也不能轻易听，我还是自己在这掰掰这瓣蒜吧。
冯友兰的根据，主要是道德经里关于“名”的论述，他认为“名”是名家的招牌，应是由名家把“名”的问题提出来，然后道德经才能对“名”进行论述，因此《道德经》应当成书在名家之后。
冯是大家，笔者不能说他不对，只能谦虚地提出几点己见。
一，这样一种史学观点，不管是多大的大家，如果不能有权威性超过、或者近似于《史记》的资料作佐证，都只能视其为一种观点、一种可能来参考，而不能（轻易）就划为史实一列。二，冯友兰提出，道德经如其他诸子的经典一样，是由后世道学弟子们以老子之名共做的经典。这一点尤难立住脚。道德经与其他经典不同，它不是记载圣贤言行的文章，也不是一些不同主题的论文凑起来的合集，它是有专门单一的论题的，是直接论道、因此是思想的直接表达的。而思想这东西，就像一个人的签名，是无法与人共享的，就算有人想学、想模仿，也难。反观道德经各章之间，从口吻，格式，到思想深度、高度，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难分彼此。这样的一部书，只能由一个人写，如果这个人不是老子，那一定也是一个有老子同样智慧的人独自完成。而这个人若不是老子，还能是谁呢？
最后补一点小嘀咕，名家研究了名实问题不假，但没有必要非说他们研究“名”了，前人在同样概念上，就不能有别样的文章可做了吧。要知道《道德经》中对“名”的阐述，还是与名家的侧重点有很大不同的喔，老子可没那么抬杠。
所以笔者仍愿以《史记》为据，相信老子为《道德经》唯一作者更加可信。明确这一点，也让笔者舒服些，因诸子百家走了一遍，竟惊诧于各家的祖师爷留下的经典，都或是完全由后世子弟冒名代笔、或是与学生合作的，竟极少是由本人全部亲自操刀的，而孔子就是其中的范例。
所有人都知道，儒学至典《论语》非孔子所著。不少人都认为，孔子修订六经，除了编改一些东西，还是写了《春秋》的。或许是吧，但是，就算《春秋》是他所写，那也是个“私生子”，因他写的名不正，言不顺。作为古今尚礼第一人，因为此书却做了一次大逾常礼的事，何也？因他不是史官。按儒家说法，不是史官却作史书，不在其位便某其政，便名不正。其实不正也就罢了，大圣人什么文职工作不可做。但是他写史书，还大违了作史不能渲染感情色彩的原则，这儿来一个微言大义，那儿来一个春秋笔法，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这样一来，这史，怎样讲就都不中正了。难怪孔子有叹：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不过，后人小辈对这事儿也不能太绝对了，因也许《春秋》跟孔子一点关系也没有呢。冯友兰就对孔子说的很彻底，按他说法，六经之中，没有一卷是由孔子所著、所编、所评、所修改的。
那到底孔子有没有动过笔啊？孔子自己倒曾说过，述而不作。但真正到底怎么回事儿，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说了。
有点儿跑题，打住，下回还是接着谈老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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