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黄鹂四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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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对文物最大的破坏是在改革年代
作者：铃兰台 文章来源：继圣学园 点击数：335 更新时间：2008-1-6
红卫兵保护文物及“文革”期间若干古建筑状况
谢辰生，新中国起草制定各项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的主要参与者，文保专家，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对文物的破坏并非人们相像的那样严重；谢先生指出，“对文物最大的破坏是在90年代，最大的出口量也是在90年代，问题严重程度超过以往各个年代。”“现在的文物破坏是全面的，尤其是古建筑的破坏。”【1】谢先生这样说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这里我们搜集了若干资料，目的在于努力理解谢先生的这些说法，尤其是关于“文革”期间国家文物状况的说法，看是否真象伤痕文学大肆渲染的那样，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
北京紫禁城（故宫）【2】
世界文化遗产北京紫禁城，今称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是我国现存最宏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晚清以降延至清废帝溥仪，紫禁城内的设施持续遭受破坏，宫藏的宝物有许多被盗被毁。民国的军阀混战时期，更有过飞机在故宫投弹的事情发生【3】。由于长期无人修理，到解放前夕故宫内杂草丛生，房倒屋漏，有的墙上和屋上竟长出了四五十年的老树。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故宫是去是留的问题，近来有人爆料转述传闻说：“毛主席和彭真同志的意见是拆除故宫去修马路”；讲，为了保护故宫陆定一“60年代初挺身直谏，敢于‘冒犯’毛主席和彭真的意见和看法，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的”。对此说法，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谢荫明等人则据大量事实写文章指出，所谓“毛主席和彭真同志的意见”云云，纯属子虚乌有。
谢文指出，故宫建筑物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特殊保护，在解放战争的战火纷飞中未受到任何的损坏。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专款支持，对于故宫古建筑的修缮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些修缮活动包括1949年由政府出资修缮故宫庆寿堂，清运出故宫内自清末就存留下来的垃圾和杂草达25万立方米之多。其他较大工程有，1955年对端门的修缮和1956年对西北角楼的修缮，1956年起为故宫高大建筑物设计和安装防雷装置，1957年修缮武英殿；1959年的太和门及前三殿的油饰彩画工程，1960年的东北角楼修缮工程，以及1963年做午门正楼的修缮工程等。据统计，从1953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故宫的大小维修工程达100多项，更大面积的古建筑保养工作也在同时进行。1972年“文革”期间，中央又拨出巨款解决故宫热力供应问题；当年还完成了前三殿、后三宫等重点区域殿宇的油饰工程；1974年4月，国务院又批准了《故宫博物院五年修缮计划》，故宫及其收藏得以完好保全。
“大跃进”前后，有人说是群众的要求，也有人说是根据某领导的意见，确实“曾有过一个拆除故宫、改为中央政府办公楼的建议。”不过，“但却没有被人真正重视过。任务的布置没有正式的下达；只有传闻，没有具体的提议人；规划设计者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只是为了交差设计了几种明显实行不了的方案。方案出来后，据说交到北京市委一位领导那里，他看后哈哈一笑就把它扔到一边了，并没有报到中央或毛泽东那里。很少有人知道和重视过这些方案。”【2】
“文化大革命”中，遵照国务院指示，故宫博物院大门从1966年到1970年一闭就有5年之久（于1971年7月5日重新开放），其间文物保护完好。1972年重新开放之后，国家花费巨资对故宫进行了修缮和增设。当然，在“文革”这一特殊时期，故宫的文物也非毫发未损。受损的文物，有原城隍庙旧址里的城隍泥塑神像11个，泥塑马一对，“内容系封建迷信有毒素的东西，技巧低劣，是清代泥塑（该城隍庙建于清雍正时期），并无保留价值”，有奉先殿前的清代焚帛炉，“因有人提出与殿内的泥塑陈列不相称”等理由而被拆除，也就是这些【2】。这些损失当然是可惜的，但与晚清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损失比起来，肯定是微小和不成比例的。
红卫兵保护杭州灵隐寺【4】
1966年8月26日，有200多名红卫兵企图破坏灵隐寺。浙江大学组织了约3000名教师和红卫兵前往护寺，他们夺下装有煤油的铁桶，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由于国务院传来电话指示不许破坏涉外文物，主张砸寺的红卫兵于是纷纷离去，千年古刹得以保存。
此后仍有红卫兵怀疑中央电话指示的真实性，经再次请示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明确指示：灵隐寺不是“四旧”，是国家的重要文物，是世界闻名的宗教胜地。灵隐寺不能砸，可将其暂加封闭。这样，灵隐寺始终得到了完好的维护。
红卫兵保护辽宁奉国寺【5】
辽宁省义县的奉国寺始建于辽代，是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历朝历代沧桑变迁，我国辽代寺院已所剩无几，而这座建筑宏伟、艺术精湛的奉国寺却能完好地保留了下来，这不仅与义县解放的激战中解放军遵令力保文物有关，也与“文革”中工作人员及清华红卫兵的保护有关。
“文革”运动初期，沈阳某学院红卫兵曾闯入奉国寺欲铲除佛像。市文化局文物科工作人员便带着他们一起看大殿的柱子，说柱脚的做法，讲斗拱的力学原理；告诉学生，“你们都是大学生，都是有学问的人，你们肯定会努力保护祖国文物。”红卫兵闻劝，撤离了奉国寺。几天后，有“清华大学红卫兵”进入大雄殿，写下一条“造反派要保护文物古迹”的标语贴在殿内。此后又有阜新煤矿学院红卫兵来到奉国寺，他们看到了清华大学红卫兵留下的标语，在对寺院进行了一阵喂壑?蟊闱娜焕肴ァＵ?鏊略旱墓沤ㄖ?头鹣裨谡?觥拔母铩逼诩淙?堪踩晃揄Α?
敦煌莫高窟【6】
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已有1600年历史，洞窟保存有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代的多种类型洞窟735个，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2400余身，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在过去的年代，敦煌文物遗产曾经遭受到英、法、俄、美等国的大肆劫掠。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在财政拮据状况下，曾两次拨款抢修敦煌石窟。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1967年夏，兰州大学红卫兵计划破坏莫高窟壁画和彩塑，但由于有着周恩来总理签发了国务院“关于敦煌莫高窟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文革期间一律停止对外开放，任何人不得冲击破坏，确有问题的待后期清理”的“尚方宝剑”，红卫兵们得知后说：“周总理在保护莫高窟！走吧！撤吧！”随后撤走。敦煌莫高窟有惊无险，得到了保存。
韶关南华寺【7】
广东韶关市郊外的南华寺，有1500多年的历史，为中国佛教名寺之一，是禅宗六祖惠能大师宏传“南宗禅法”的圣地，寺内存有大量珍贵文物，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文革”中，寺内数百件珍贵文物，包括作为镇寺之宝的六祖真身均得到了保全。
1966年8月，数百名红卫兵来到南华寺“破四旧”，红卫兵干部询问寺院住持林得众，如何破四旧？林回答，什么是文物，什么是四旧，必须要由国家、省文物局鉴定之后才能知道。红卫兵便打电话询问省文物局，无人接听；又把电话打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得到的答复是：南华寺是国家重点文物，要保护。
最后，既然是“除四旧”，一点不除也说不过去，这样，“经过几天研究，他们打掉了一些牌匾、小菩萨像和哼哈二将。”红卫兵还想看看南华寺的镇寺之宝六祖真身到底是否真身，于是手拿菜刀在“真身”的背后各凿开一个大窟窿，结果露出了支撑骨架的铁棍、铁枝，麻布等杂物 —— 红卫兵当场肯定是笑晕了 —— 这算哪门子的“真身”呀？他们于是运着三尊“真身”像游街三天，对围观群众展示说：“请看六祖真面目”。 当红卫兵打算销毁这些“真身”的时候，遭到住持林得众的劝阻而作罢。寺内所藏三百多件珍贵国家一级文物，包括唐代的圣旨、千佛袈裟、铁铸铜像，宋代的木角罗汉等，全都得到了保全。
这个小段最有意思。它至少透露出三点，
第一，中央文革小组是保护国家文物的，至少它保护国家重点文物，这与伤痕文学的宣传大相径庭；
第二，红卫兵都是些毛毛头，却冷静沉着，“经过几天研究”，手拿菜刀去凿佛像，……这些描述，又与伤痕文学宣传的鲁莽轻率、“不由分说”的“凶神恶煞”大相径庭。红卫兵处理事情小心翼翼，相当的理智。
第三，“真身”到底是真的、还是只是骗人的泥塑？真相一旦揭开，红卫兵们欢呼雀跃是必然的，唯物主义没有骗他们，是宗教在骗人。因此，把菩萨“真身”拉出来游街，也就起到了解除愚昧和启蒙大众的作用，好事耶？坏事耶？
暂时收集这些，有时间再续。这些资料虽只是部分的，却相当具有颠覆性，让人们从中看出伤痕文学那种夸大其词的和加码统计的手法。真相到底如何？是“损毁殆尽”和“惨遭浩劫”，还是谢辰生先生说得更加符合实际？恐怕还是后者接近于事实吧。
伤痕文学夸大其词胡编乱造的实例
网上有一篇流传甚广的帖文《文革时期文物损毁纪实》【8】，其中写道：“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他被赶回了安徽老家。”关于这句话，一年前笔者曾到安徽马鞍山采石矶当代“草圣”林散之先生纪念馆游玩，由于这个经历和素来的兴趣，加上收集一些网络资料，笔者可以断定地说这个所谓《纪实》并不真实。
马鞍山采石矶，有李白醉入长江揽月的遗迹；林先生祖籍马鞍山所辖的和县乌江镇，他生前曾十余次放歌采石，心仪先贤，素怀“归宿之期与李白为邻”的愿望。这样，在他百年之后，马鞍山市为他设馆于采石公园内，以遂其愿。纪念馆的馆藏都系先生后人根据其生前愿望所赠送，约有500余件作品，注明其中一半以上的作品都系先生文革之前所创作的作品，这样一来，《纪实》提到所谓林先生“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是不是纯属扯淡？
《纪实》又说林先生文革期间“被赶回到了安徽老家”，也系子虚乌有。事实上，“文革”期间林先生仍定居在南京，大部分时间是到老家乌江居住；在老家仍坚持读书，创作不辍；他往来于南京与老家之间，也十分的自由。人民网有篇文章【9】对此的叙述最为详细，是这样说的：“是年，“文革”运动爆发，林孤身一人在南京生活，来往于南京、扬州、乌江儿女间，如此经历了七年的流浪生活。”这里“流浪生活”也夸大了。事实是，66年夫人因病去世，林先生孤身一人在南京，而子女均在外地；先生没事就来来往往，这本属正常不过的事情，与“流浪”是不相干的。与林先生有知交的陈仲明先生也提到了这段经历：“林散之为躲避‘文革’纷乱，离开喧嚣的省城隐居于长江之畔的乌江小镇，虽然萧索落寞，对于自甘淡泊的散老而言，倒落得一静逸恬淡之境地。”【10】显然，先生回老家并非什么“被赶回”，而是他自主的行为。
说到文革对林先生的重要影响，倒是应该实事求是地说明，正是“文革”才成就了林先生一代宗师的地位与声名。先生大器晚成。1958年六十岁高龄时始作狂草，然进步神速。1972年，《人民中国》第一期日文版“中国书法”栏目上，首刊先生草书毛泽东《卜算子咏梅》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致使书名远扬。当时流传这样的轶事：1974年郭沫若来南京，有请赐墨宝，郭沫若答曰：“有林散之在南京，我岂敢在南京写字！”足见林先生的鹊起和书名之盛。
铃兰台
2007/12/29
河洛子
1． 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 焚骨扬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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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显然是造谣。炎帝陵是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可能有人敢跑去焚烧炎帝陵。
事实上炎帝陵被焚不是什么文革时期。而是发生在1954年除夕，因香客祭祀焚香烛，引燃殿内彩旗，不慎失火，致使炎帝陵正殿和行礼亭焚毁。此后，部分碣及石雕等陆续散失。
再说炎帝陵里是否有炎帝存在还是个迷（如果有的话，其考古价值只怕比秦始皇陵园更伟大，现在我们还需要搞那鬼劳子的“夏商断代工程”?），怎么会有保存五千年的“炎帝尸骸”给你去“焚骨扬灰”呢?
某些国人的素质可真不是一般的差，这么假的东西都信，连基本的思考分辨能力都没有。
文革中毛泽东号召群众要：“敢说、敢想、敢干”，要敢于质疑“权威”，敢于“辩论”。
如今，在邓近三十年“不争论”的歪论愚民下，产生了这么一大批不辨香臭，人云亦云的“弱（右）智”。
2． 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 改造成了“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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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谎言。
仓颉墓在中国有多处。在山东寿光、汕头揭西、河南开封、河北南乐、陕西长安和白水等地都有仓颉墓、仓颉庙和仓颉造字台等遗迹。其中以陕西白水县的仓颉庙规模最大，长安县的仓颉造字台保存尚好。尽管这些古迹都是后人根据传说附会后造出来的，但是也从另一侧面说明，造字活动波及地域之广，以及人们对文字发明者的崇敬。
上面藏头缩尾，不敢把详细地址说出来。只怕是怕被人拆穿吧?
所幸的是，和“烈士陵园”有关的仓颉墓，目前所知只有山东寿光。而山东寿光仓颉墓却不是什么文革时期被毁，被改造成了什么“烈士陵园”。
真实的事实是，寿光“烈士陵园”建于1950年，而非所谓的文革时期（作者为了妖魔文革，故意来个时空逆转）。也没什么人把仓颉墓摧毁改造成“烈士陵园”这样的事。这根本是爱资病们为妖魔文革捏造出来的谎言。寿光“烈士陵园”是在仓颉墓墓前对面建的，仓颉墓与烈士陵园相对。墓园并存，新旧相映，为当时寿城一绝。1965年陵园迁徙，仓颉墓亦随之荒废。
从上例可见，某些人为了妖魔文革，已经到了何等丧心病狂的地步。
3． 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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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帝陵也有好几处。主要在湖南宁远，广西梧州，山西运城。
上面所说的山西舜帝陵也和文革无关。
山西帝陵庙位于山西省运城市西北15公里的鸣条岗上，始建于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分外城、陵园、皇城3部分。现存的正殿、献殿、钟鼓楼、戏台、关公祠等古建筑。
舜帝陵，自一九五二年起被改成了一所中学。
当时国家刚刚建立不久，国家一穷二白。在资源贫乏之下，为了孩子，为了我们祖国的未来借用一下“舜帝陵庙”来做学校有什么好非议的?抗战时期，许多军民还躲到名胜古迹里和日军驳火，期间被炮火摧毁者不知几凡。难道这也有错?
事实上，我国有不少“单位”，“厂房”都是建立在一些所谓“古迹”里的。改革开放后这些地方还有很多。
怎么就没人说这是“破坏文物”?
当然，如果你硬要把这就叫“被毁”“破坏文物”，我无话可说。但你颠倒时空，把建国初的事栽赃到文革，明显用心不良。
4． 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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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资料不全，无法考究真伪(如果其他网友知道的话请补充) 。
5． 世界佛教第一至宝， 佛祖释尊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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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记者刘伟在“拉萨转经路”里的描述，释迦牟尼生前，他的弟子为他塑造了三尊等身像，并由释迦牟尼佛亲自开光加持。尼泊尔赤尊公主带的是佛祖八岁等身像，文成公主带的是佛祖十二岁等身像。佛祖在泥婆罗菩提树下悟道前的三十岁等身像，在天竺战乱中沉没于南印度洋。尼泊尔公主带进藏的佛祖八岁等身像后来又毁于吐蕃战乱，只有十二岁等身佛像供奉在大昭寺。
但又有资料说，尼泊尔公主带进藏的佛祖八岁等身像一直供奉在小昭寺的大殿内。十年动乱中遗失。文革后被寻回。事实究竟如何，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非知情者不得而知也。这也给别有用心者提供了造谣的空间。
6． 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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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庙宇、墓地和府邸位于山东省的曲阜。孔庙是公元前478年为纪念孔夫子而兴建的、千百年来屡毁屡建、到今天已经发展成超过100座殿堂的建筑群。孔林里不仅容纳了孔子的坟墓，而且有超过10万的孔氏后人埋葬于此。当初小小的孔宅如今已经扩建成一个庞大显赫的府邸，整个宅院包括了152座殿堂。
上面所说的“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没有详细的资料和证据证实，所以无法考证真伪。
反正历史上孔子的庙宇、墓地千百年来屡毁屡建都不知多少回了。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是主子百家，自汉五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专制的酸儒腐术就逐渐的变异荼毒着汉家尚武求进之精神。近代中国衰落挨打多少也和这没落腐朽异化的“孔儒”之道有不少关系。所以能中国自强重新站起来，就得益于批孔反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砸它一下让国人“清醒”一下也未必是什么坏事。
至于，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是真是假暂且不论。即使是真的，那也是10万孔氏后人中“例外”的一件罢了(赫赫，原来文革的“破坏力”仅此而已)。按资历派辈其为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按应为现代人物而非什鬼劳子的啥“文物”。按比例也不过是孔氏后人中十万分之一，比现在每年不可计数“强拆强占”逼迁的平民百姓幸福多了。
7． 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二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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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诛子婴，弑义帝，阿房一炬，坑卅万降卒，心狠手辣，犹夸是汝之功，真可笑也；逐亚父，刎虞姬，垓下悲歌，散八千子弟，众叛亲离，还道非战之罪，岂不谬哉！”.
哈哈，霸王无道，该遭此劫。
这个倒是真的，不过它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就被人故意砸了。
谁砸了，告诉大家，文革初期“到处毁坏文物，破四旧和皮带打人”的绝对不是造反派，这个事情发生在文革初期，那时还没有造反派出现，干这些事情的都是保守派，例如北京的联动等受当权派操纵的组织，许多成员根本就是当权派的第二代。这些人也不是发疯，而是为了转移运动方向，按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定性这些极端行为推行资修反路线的人为了转移文革斗争方向故意“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些恰恰不是革命的，而是破坏革命的，当然在文革期间这些人曾经都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的成员。
另外提醒一下，霸王庙烧了。又建了。烧了建，建了又烧。历史上已经循环好多次了。1990年代，各地兴起“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于是修建假古董，开发旅游业蔚然成风。地方政府又重新在旧址上建起项庙。并像模像样地堆了个坟墓，甚至挖了个地下墓道，壁上刻着项羽的“丰功伟绩”。
8． 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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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这个就更不用说了。一看就知道是假的，而且假得离谱。
中国只有帝王坟墓才可称“陵”。霍去病又不是皇帝，怎会用 “霍陵”来命名。(嘿嘿，为了增加效果，连香烛、签筒都编出来了，不知这是霍去病墓还是霍去病“庙”?拿香烛、签筒来祭还是来求生子赐福?) 。
事实是霍去病墓位于陕西省兴平县东北约15公里处。这一带共有汉帝陵五座，故此地称为五陵原，以茂陵规模最大。霍去病墓只是西汉武帝茂陵的陪葬墓，而不是什么“霍陵”。
霍去病墓前共有16件石刻，包括石人、石马、马踏匈奴、怪兽食羊、卧牛、人与熊等，题材多样，雕刻手法十分简练，造型雄健遒劲，古拙粗犷，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时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大型圆雕工艺品，也是汉代石雕艺术的杰出代表。其中“马踏匈奴”为墓前石刻的主像，长1.9米，高1.68米，为灰白细砂石雕凿而成，石马昂首站立，尾长拖地，腹下雕手持弓箭匕首长须仰面挣扎的匈奴人形象，是最具代表性的纪念碑式的作品，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霍去病墓早于1961年就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霍去病墓前的16件石刻是重中之重，后来的茂陵博物馆没落址汉武帝的茂陵而在霍去病的墓前建博物馆就是为了就地保护那些石刻。如果文革霍去病墓有受破坏，那首当其充的就是那“16件石刻”。 可是，这16件石刻现今保存完好，也即证明所谓的“毁坏”是爱资病们为妖魔文革而故意捏造的谎言。
9． 颐和园佛香阁被砸， 大佛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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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颐和园始建于公元1750年，地处北京西北郊外，距京城约15公里。原为清代行宫花园。乾隆十五年（1950年）建清漪园，咸丰十年（1860年）该园被英法联军所毁，阁内的佛像陈设被劫掠一空，只剩一个铜供桌。这供桌又于1945年被日本侵略军盗走运往天津，抗战胜利后，才又被送回颐和园。光绪十四年（1888年）慈禧挪用海军经费重建，改名“颐和园”，耗银3000万两，历时十年。
1900年八国联军又一次将颐和园付之一炬，慈禧太后于1903年再次重建，由于财力有限，只恢复了万寿山前的景观。解放后，人民政府于1953年曾经进行过一次大修。之后又多次对园林进行修缮、保护，颐和园又恢复了往日的风采。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目录》。
从上面资料大家可以看到，颐和园是几经劫难，里面得文物早就被洋人焚毁和洗劫一空，后来得都是赝品，算不得真文物。而且上面也没说什么大佛被毁，所以鄙人也就不作无谓评议了。
11． 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书记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庙宇。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他一声令下，一百多处古迹在一天之内全部毁掉。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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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文字描述抄自民猪丁抒的《从史学革命到挖祖坟》一文，我在网上搜索芳林寺资料时，看到“无锡市文化局主办” 对芳林寺简介里的描述。其中内容竟然几乎一字不留的抄民猪的垃圾。可见，民猪跟修正主义官僚本就一丘之貂
这个帖子还没完全写完，但透过以上几个示例就可知道爱资病们为污蔑和妖魔文革编造的垃圾与事实有多么大的出入。
其实，文革时期“到处毁坏文物，破四旧，用皮带打人”的不是造反派，这个事情发生在文革初期，那时还没有造反派出现，干这些事情的都是保守派，例如北京的联动等受当权派操纵的组织，许多成员根本就是当权派的第二代。这些人也不是发疯，而是为了转移运动方向，按照毛泽东的定性这些事情是为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些恰恰不是革命的，而是破坏革命的。
《王力反思录》里也有谈到文物问题。
文革初期，“毛泽东...根本不赞成破四旧，四旧是陈伯达提出的，但他说的四旧也不包括文物。”
那么挑拨基层干部和群众破坏文物，除了台上的走资派，还会是谁？他们通过很多办法转移群众的斗争方向，借以保存自己。
今天的自由主义人屎和修正主义者们，不顾野蛮的资产阶级开发商对文物的巨大破坏，仍然喋喋不休地重复着老调子，继续栽赃、抹黑毛泽东和当年的革命群众。
改革开放对文物的破坏远甚于文革。
cctv-1主持人与同济大学周教授对话节目中，周教授说改革以来，中国文化遗产遭受全面的、根本性的破坏，远甚于文革时期。他说："文革只是破坏了一些器物，而改革开放后二十年造成的破坏是毁灭性根本性的。"他说相比较而言，"改革开放前二十年是因为无知，后二十年则是因为愚昧和贪婪。"
周教授例举说，全国佛教名山九华山的情况，让人痛心疾首；八十年代还是满山古寺、木。现在已面目俱非，所有古寺都拆毁一空、古树名木十存一、二。而代之以金碧辉煌的仿古建筑，庸俗不堪，荒唐绝沦。他说；那都是中国古建筑的辛存精华，各朝各代都有，痛心啊。见此情景，他禁不住泪如雨下。
他说这都是钱害的，历代的战火都没遭毁，就是文革破坏也没这么彻底。中华民族永远失去了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周教授的讲话一针见血！为了钱，什么人间坏事、恶事都敢做！在经济压倒一切
的幌子下，中华大地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大浩劫！！！
文保专家谢辰生：中国文物最悲惨时期是在90年代
谢辰生的家朴素无华，和文物有关的书籍却几乎堆成了山。尽管一直以来都有着全国最著名的文物保护专家的称谓，可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文物保护的爱好者。60多年的文物保护生涯中，谢辰生起草出版了大量的文物保护文件并出版文物保护书籍，为制止文物走私、古迹破坏奔走呼号。
青年时代
追随郑振铎开始文物保护
谢辰生与文物结缘是因为郑振铎。如果不是解放前几年在上海遇到郑振铎，一起痛心于当时猖獗的文物流失，他也许就不会走上文物保护这条道路了。1946年，当时还是在校学生的谢辰生在上海有幸遇见了当时的文物专家郑振铎，很偶然地就开始协助其料理事务。
此前，因为哥哥谢国桢是著名的明清史专家，自小受家中环境熏陶，谢辰生从小喜爱文物，但直到与郑振铎共事，他才真正开始了此后60年未断的文物保护工作。
“快解放时，很多文物从北方运到上海，再从上海运出去，这时郑振铎站出来强烈呼吁要保护文物不要外流。”面对陆续不断走私出去的文物，郑振铎和谢辰生当时能做的最大的事就是拾起笔，编写出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甲午以后流入日本文物之目录》等一本又一本文物著作。图册精美具体，可编的时候滋味并不好受。
除此之外，两人还继续想再为文物保护做些事情。郑振铎买了一些便宜的陶俑，可也是杯水车薪。在1947年到1948年，郑振铎倾其所有在上海购得了汉魏六朝隋唐俑600多件，全部赠予故宫博物院。这些事迹，给当时才20多岁的谢辰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建国之后
提出“文物主权”概念
谈到中国的文物流失，谢辰生不免有点激动起来。“近百年来，我们有很多国耻，比如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等等，但在这个过程中，文物的命运和国家是一样的，文物同样遭受着国耻，是近百年来国耻的组成部分。”谢辰生和其他一些文物学者提出的“文物主权”就是希望在这个概念上引起人们对文物流失的重视。
解放前，因为海关不独立，中国的文物都陆续用各种方法被运往西方。新中国成立后，在谢辰生看来，文物保护进入了较好的时期。“建国以后，海关到了我们手里，建国后第一个文物法就是禁止文物流失。”随郑振铎进入国家文物局，谢辰生参与起草了第一个文物保护条例《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阻止了长期以来文物外流的现象，此后，从1950年的《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到1960年的《文物保护暂行条例》，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谢辰生不断地参与起草新中国文物法规制定，是这些法规制定的主要参与者。
对过去，谢辰生始终抱着怀念的心情。“50年代时，国家花了48万港币从香港把故宫的藏品买回来。那个时候经济很困难，但周恩来亲批，最终还是想办法通过关系给秘密买了回来。文物回流从建国一开始就是重视的。”在还没有和国际社会建交的几十年里，国家通过购买途径，买回了不少珍贵的文物。
“文革”期间，谢辰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受了很多苦，真是家破人亡”，他淡淡地说着。但奇怪的是，谢辰生认为“文革”对文物的破坏并不像人想的那样严重。“现在的文物破坏是全面的，尤其是古建筑的破坏，看看现在的北京古城，历史上没有过的。”“文革”中，谢辰生依旧尽自己所能地保护文物，在《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中，他尽力地延续了此前《文物保护条例》的内容，“当时一个文件真是解决问题，破坏文物马上刹住了。”
90年代
“走私分子已经智能化了”
然而上世纪80年代之后，文物走私再度猖獗，说起90年代的文物流失，谢辰生非常愤慨。“对文物最大的破坏是在90年代，最大的出口量也是在90年代，问题严重程度超过以往各个年代。”
“现在走私分子已经智能化了，用最现代的手段来挖墓，开着奔驰车，警察都追不上。走私已经集团化、智能化，从国外到国内形成网络了，打击很困难。”
同时，盗墓问题也“可以说达到了几千年来最严重程度”。他只举了一个例子：“内蒙古辽代的墓葬，90％都是在90年代被盗掘的，大量的珍贵文物出现在英国的文物拍卖市场上，这种例子河南陕西更不用说了。有些地方还官商勾结。”
谢辰生去过世界很多大的博物馆，每次看到中国藏品满满地摆着就痛心疾首。他更痛心的是，在文物走私过程中，文物的价值受到了很大的破坏。“破坏主要在挖的过程中，挖的人见好就拉走。你一套杯子，10个里面他拿走了3个，剩下的就不是一套，对学术来讲，完整性没有了，全都乱套了。”
而与走私猖獗同时发展的是文物拍卖市场的日益壮大，对市场，谢辰生一直抱着谨慎的态度。他说，文物本身不是商品，是文化遗产，只有其中一小部分才能进入市场。而市场同时又很容易混淆文物的价值和价格。对待文物进入市场一定要慎而又慎。
作者：铃兰台 文章来源：继圣学园 点击数：335 更新时间：2008-1-6
红卫兵保护文物及“文革”期间若干古建筑状况
谢辰生，新中国起草制定各项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的主要参与者，文保专家，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对文物的破坏并非人们相像的那样严重；谢先生指出，“对文物最大的破坏是在90年代，最大的出口量也是在90年代，问题严重程度超过以往各个年代。”“现在的文物破坏是全面的，尤其是古建筑的破坏。”【1】谢先生这样说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这里我们搜集了若干资料，目的在于努力理解谢先生的这些说法，尤其是关于“文革”期间国家文物状况的说法，看是否真象伤痕文学大肆渲染的那样，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
北京紫禁城（故宫）【2】
世界文化遗产北京紫禁城，今称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是我国现存最宏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晚清以降延至清废帝溥仪，紫禁城内的设施持续遭受破坏，宫藏的宝物有许多被盗被毁。民国的军阀混战时期，更有过飞机在故宫投弹的事情发生【3】。由于长期无人修理，到解放前夕故宫内杂草丛生，房倒屋漏，有的墙上和屋上竟长出了四五十年的老树。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故宫是去是留的问题，近来有人爆料转述传闻说：“毛主席和彭真同志的意见是拆除故宫去修马路”；讲，为了保护故宫陆定一“60年代初挺身直谏，敢于‘冒犯’毛主席和彭真的意见和看法，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的”。对此说法，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谢荫明等人则据大量事实写文章指出，所谓“毛主席和彭真同志的意见”云云，纯属子虚乌有。
谢文指出，故宫建筑物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特殊保护，在解放战争的战火纷飞中未受到任何的损坏。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专款支持，对于故宫古建筑的修缮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些修缮活动包括1949年由政府出资修缮故宫庆寿堂，清运出故宫内自清末就存留下来的垃圾和杂草达25万立方米之多。其他较大工程有，1955年对端门的修缮和1956年对西北角楼的修缮，1956年起为故宫高大建筑物设计和安装防雷装置，1957年修缮武英殿；1959年的太和门及前三殿的油饰彩画工程，1960年的东北角楼修缮工程，以及1963年做午门正楼的修缮工程等。据统计，从1953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故宫的大小维修工程达100多项，更大面积的古建筑保养工作也在同时进行。1972年“文革”期间，中央又拨出巨款解决故宫热力供应问题；当年还完成了前三殿、后三宫等重点区域殿宇的油饰工程；1974年4月，国务院又批准了《故宫博物院五年修缮计划》，故宫及其收藏得以完好保全。
“大跃进”前后，有人说是群众的要求，也有人说是根据某领导的意见，确实“曾有过一个拆除故宫、改为中央政府办公楼的建议。”不过，“但却没有被人真正重视过。任务的布置没有正式的下达；只有传闻，没有具体的提议人；规划设计者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只是为了交差设计了几种明显实行不了的方案。方案出来后，据说交到北京市委一位领导那里，他看后哈哈一笑就把它扔到一边了，并没有报到中央或毛泽东那里。很少有人知道和重视过这些方案。”【2】
“文化大革命”中，遵照国务院指示，故宫博物院大门从1966年到1970年一闭就有5年之久（于1971年7月5日重新开放），其间文物保护完好。1972年重新开放之后，国家花费巨资对故宫进行了修缮和增设。当然，在“文革”这一特殊时期，故宫的文物也非毫发未损。受损的文物，有原城隍庙旧址里的城隍泥塑神像11个，泥塑马一对，“内容系封建迷信有毒素的东西，技巧低劣，是清代泥塑（该城隍庙建于清雍正时期），并无保留价值”，有奉先殿前的清代焚帛炉，“因有人提出与殿内的泥塑陈列不相称”等理由而被拆除，也就是这些【2】。这些损失当然是可惜的，但与晚清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损失比起来，肯定是微小和不成比例的。
红卫兵保护杭州灵隐寺【4】
1966年8月26日，有200多名红卫兵企图破坏灵隐寺。浙江大学组织了约3000名教师和红卫兵前往护寺，他们夺下装有煤油的铁桶，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由于国务院传来电话指示不许破坏涉外文物，主张砸寺的红卫兵于是纷纷离去，千年古刹得以保存。
此后仍有红卫兵怀疑中央电话指示的真实性，经再次请示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明确指示：灵隐寺不是“四旧”，是国家的重要文物，是世界闻名的宗教胜地。灵隐寺不能砸，可将其暂加封闭。这样，灵隐寺始终得到了完好的维护。
红卫兵保护辽宁奉国寺【5】
辽宁省义县的奉国寺始建于辽代，是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历朝历代沧桑变迁，我国辽代寺院已所剩无几，而这座建筑宏伟、艺术精湛的奉国寺却能完好地保留了下来，这不仅与义县解放的激战中解放军遵令力保文物有关，也与“文革”中工作人员及清华红卫兵的保护有关。
“文革”运动初期，沈阳某学院红卫兵曾闯入奉国寺欲铲除佛像。市文化局文物科工作人员便带着他们一起看大殿的柱子，说柱脚的做法，讲斗拱的力学原理；告诉学生，“你们都是大学生，都是有学问的人，你们肯定会努力保护祖国文物。”红卫兵闻劝，撤离了奉国寺。几天后，有“清华大学红卫兵”进入大雄殿，写下一条“造反派要保护文物古迹”的标语贴在殿内。此后又有阜新煤矿学院红卫兵来到奉国寺，他们看到了清华大学红卫兵留下的标语，在对寺院进行了一阵喂壑?蟊闱娜焕肴ァＵ?鏊略旱墓沤ㄖ?头鹣裨谡?觥拔母铩逼诩淙?堪踩晃揄Α?
敦煌莫高窟【6】
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已有1600年历史，洞窟保存有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代的多种类型洞窟735个，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2400余身，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在过去的年代，敦煌文物遗产曾经遭受到英、法、俄、美等国的大肆劫掠。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在财政拮据状况下，曾两次拨款抢修敦煌石窟。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1967年夏，兰州大学红卫兵计划破坏莫高窟壁画和彩塑，但由于有着周恩来总理签发了国务院“关于敦煌莫高窟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文革期间一律停止对外开放，任何人不得冲击破坏，确有问题的待后期清理”的“尚方宝剑”，红卫兵们得知后说：“周总理在保护莫高窟！走吧！撤吧！”随后撤走。敦煌莫高窟有惊无险，得到了保存。
韶关南华寺【7】
广东韶关市郊外的南华寺，有1500多年的历史，为中国佛教名寺之一，是禅宗六祖惠能大师宏传“南宗禅法”的圣地，寺内存有大量珍贵文物，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文革”中，寺内数百件珍贵文物，包括作为镇寺之宝的六祖真身均得到了保全。
1966年8月，数百名红卫兵来到南华寺“破四旧”，红卫兵干部询问寺院住持林得众，如何破四旧？林回答，什么是文物，什么是四旧，必须要由国家、省文物局鉴定之后才能知道。红卫兵便打电话询问省文物局，无人接听；又把电话打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得到的答复是：南华寺是国家重点文物，要保护。
最后，既然是“除四旧”，一点不除也说不过去，这样，“经过几天研究，他们打掉了一些牌匾、小菩萨像和哼哈二将。”红卫兵还想看看南华寺的镇寺之宝六祖真身到底是否真身，于是手拿菜刀在“真身”的背后各凿开一个大窟窿，结果露出了支撑骨架的铁棍、铁枝，麻布等杂物 —— 红卫兵当场肯定是笑晕了 —— 这算哪门子的“真身”呀？他们于是运着三尊“真身”像游街三天，对围观群众展示说：“请看六祖真面目”。 当红卫兵打算销毁这些“真身”的时候，遭到住持林得众的劝阻而作罢。寺内所藏三百多件珍贵国家一级文物，包括唐代的圣旨、千佛袈裟、铁铸铜像，宋代的木角罗汉等，全都得到了保全。
这个小段最有意思。它至少透露出三点，
第一，中央文革小组是保护国家文物的，至少它保护国家重点文物，这与伤痕文学的宣传大相径庭；
第二，红卫兵都是些毛毛头，却冷静沉着，“经过几天研究”，手拿菜刀去凿佛像，……这些描述，又与伤痕文学宣传的鲁莽轻率、“不由分说”的“凶神恶煞”大相径庭。红卫兵处理事情小心翼翼，相当的理智。
第三，“真身”到底是真的、还是只是骗人的泥塑？真相一旦揭开，红卫兵们欢呼雀跃是必然的，唯物主义没有骗他们，是宗教在骗人。因此，把菩萨“真身”拉出来游街，也就起到了解除愚昧和启蒙大众的作用，好事耶？坏事耶？
暂时收集这些，有时间再续。这些资料虽只是部分的，却相当具有颠覆性，让人们从中看出伤痕文学那种夸大其词的和加码统计的手法。真相到底如何？是“损毁殆尽”和“惨遭浩劫”，还是谢辰生先生说得更加符合实际？恐怕还是后者接近于事实吧。
伤痕文学夸大其词胡编乱造的实例
网上有一篇流传甚广的帖文《文革时期文物损毁纪实》【8】，其中写道：“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他被赶回了安徽老家。”关于这句话，一年前笔者曾到安徽马鞍山采石矶当代“草圣”林散之先生纪念馆游玩，由于这个经历和素来的兴趣，加上收集一些网络资料，笔者可以断定地说这个所谓《纪实》并不真实。
马鞍山采石矶，有李白醉入长江揽月的遗迹；林先生祖籍马鞍山所辖的和县乌江镇，他生前曾十余次放歌采石，心仪先贤，素怀“归宿之期与李白为邻”的愿望。这样，在他百年之后，马鞍山市为他设馆于采石公园内，以遂其愿。纪念馆的馆藏都系先生后人根据其生前愿望所赠送，约有500余件作品，注明其中一半以上的作品都系先生文革之前所创作的作品，这样一来，《纪实》提到所谓林先生“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是不是纯属扯淡？
《纪实》又说林先生文革期间“被赶回到了安徽老家”，也系子虚乌有。事实上，“文革”期间林先生仍定居在南京，大部分时间是到老家乌江居住；在老家仍坚持读书，创作不辍；他往来于南京与老家之间，也十分的自由。人民网有篇文章【9】对此的叙述最为详细，是这样说的：“是年，“文革”运动爆发，林孤身一人在南京生活，来往于南京、扬州、乌江儿女间，如此经历了七年的流浪生活。”这里“流浪生活”也夸大了。事实是，66年夫人因病去世，林先生孤身一人在南京，而子女均在外地；先生没事就来来往往，这本属正常不过的事情，与“流浪”是不相干的。与林先生有知交的陈仲明先生也提到了这段经历：“林散之为躲避‘文革’纷乱，离开喧嚣的省城隐居于长江之畔的乌江小镇，虽然萧索落寞，对于自甘淡泊的散老而言，倒落得一静逸恬淡之境地。”【10】显然，先生回老家并非什么“被赶回”，而是他自主的行为。
说到文革对林先生的重要影响，倒是应该实事求是地说明，正是“文革”才成就了林先生一代宗师的地位与声名。先生大器晚成。1958年六十岁高龄时始作狂草，然进步神速。1972年，《人民中国》第一期日文版“中国书法”栏目上，首刊先生草书毛泽东《卜算子咏梅》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致使书名远扬。当时流传这样的轶事：1974年郭沫若来南京，有请赐墨宝，郭沫若答曰：“有林散之在南京，我岂敢在南京写字！”足见林先生的鹊起和书名之盛。
铃兰台
2007/12/29
河洛子
1． 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 焚骨扬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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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显然是造谣。炎帝陵是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可能有人敢跑去焚烧炎帝陵。
事实上炎帝陵被焚不是什么文革时期。而是发生在1954年除夕，因香客祭祀焚香烛，引燃殿内彩旗，不慎失火，致使炎帝陵正殿和行礼亭焚毁。此后，部分碣及石雕等陆续散失。
再说炎帝陵里是否有炎帝存在还是个迷（如果有的话，其考古价值只怕比秦始皇陵园更伟大，现在我们还需要搞那鬼劳子的“夏商断代工程”?），怎么会有保存五千年的“炎帝尸骸”给你去“焚骨扬灰”呢?
某些国人的素质可真不是一般的差，这么假的东西都信，连基本的思考分辨能力都没有。
文革中毛泽东号召群众要：“敢说、敢想、敢干”，要敢于质疑“权威”，敢于“辩论”。
如今，在邓近三十年“不争论”的歪论愚民下，产生了这么一大批不辨香臭，人云亦云的“弱（右）智”。
2． 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 改造成了“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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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谎言。
仓颉墓在中国有多处。在山东寿光、汕头揭西、河南开封、河北南乐、陕西长安和白水等地都有仓颉墓、仓颉庙和仓颉造字台等遗迹。其中以陕西白水县的仓颉庙规模最大，长安县的仓颉造字台保存尚好。尽管这些古迹都是后人根据传说附会后造出来的，但是也从另一侧面说明，造字活动波及地域之广，以及人们对文字发明者的崇敬。
上面藏头缩尾，不敢把详细地址说出来。只怕是怕被人拆穿吧?
所幸的是，和“烈士陵园”有关的仓颉墓，目前所知只有山东寿光。而山东寿光仓颉墓却不是什么文革时期被毁，被改造成了什么“烈士陵园”。
真实的事实是，寿光“烈士陵园”建于1950年，而非所谓的文革时期（作者为了妖魔文革，故意来个时空逆转）。也没什么人把仓颉墓摧毁改造成“烈士陵园”这样的事。这根本是爱资病们为妖魔文革捏造出来的谎言。寿光“烈士陵园”是在仓颉墓墓前对面建的，仓颉墓与烈士陵园相对。墓园并存，新旧相映，为当时寿城一绝。1965年陵园迁徙，仓颉墓亦随之荒废。
从上例可见，某些人为了妖魔文革，已经到了何等丧心病狂的地步。
3． 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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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帝陵也有好几处。主要在湖南宁远，广西梧州，山西运城。
上面所说的山西舜帝陵也和文革无关。
山西帝陵庙位于山西省运城市西北15公里的鸣条岗上，始建于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分外城、陵园、皇城3部分。现存的正殿、献殿、钟鼓楼、戏台、关公祠等古建筑。
舜帝陵，自一九五二年起被改成了一所中学。
当时国家刚刚建立不久，国家一穷二白。在资源贫乏之下，为了孩子，为了我们祖国的未来借用一下“舜帝陵庙”来做学校有什么好非议的?抗战时期，许多军民还躲到名胜古迹里和日军驳火，期间被炮火摧毁者不知几凡。难道这也有错?
事实上，我国有不少“单位”，“厂房”都是建立在一些所谓“古迹”里的。改革开放后这些地方还有很多。
怎么就没人说这是“破坏文物”?
当然，如果你硬要把这就叫“被毁”“破坏文物”，我无话可说。但你颠倒时空，把建国初的事栽赃到文革，明显用心不良。
4． 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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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资料不全，无法考究真伪(如果其他网友知道的话请补充) 。
5． 世界佛教第一至宝， 佛祖释尊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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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记者刘伟在“拉萨转经路”里的描述，释迦牟尼生前，他的弟子为他塑造了三尊等身像，并由释迦牟尼佛亲自开光加持。尼泊尔赤尊公主带的是佛祖八岁等身像，文成公主带的是佛祖十二岁等身像。佛祖在泥婆罗菩提树下悟道前的三十岁等身像，在天竺战乱中沉没于南印度洋。尼泊尔公主带进藏的佛祖八岁等身像后来又毁于吐蕃战乱，只有十二岁等身佛像供奉在大昭寺。
但又有资料说，尼泊尔公主带进藏的佛祖八岁等身像一直供奉在小昭寺的大殿内。十年动乱中遗失。文革后被寻回。事实究竟如何，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非知情者不得而知也。这也给别有用心者提供了造谣的空间。
6． 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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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庙宇、墓地和府邸位于山东省的曲阜。孔庙是公元前478年为纪念孔夫子而兴建的、千百年来屡毁屡建、到今天已经发展成超过100座殿堂的建筑群。孔林里不仅容纳了孔子的坟墓，而且有超过10万的孔氏后人埋葬于此。当初小小的孔宅如今已经扩建成一个庞大显赫的府邸，整个宅院包括了152座殿堂。
上面所说的“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没有详细的资料和证据证实，所以无法考证真伪。
反正历史上孔子的庙宇、墓地千百年来屡毁屡建都不知多少回了。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是主子百家，自汉五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专制的酸儒腐术就逐渐的变异荼毒着汉家尚武求进之精神。近代中国衰落挨打多少也和这没落腐朽异化的“孔儒”之道有不少关系。所以能中国自强重新站起来，就得益于批孔反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砸它一下让国人“清醒”一下也未必是什么坏事。
至于，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是真是假暂且不论。即使是真的，那也是10万孔氏后人中“例外”的一件罢了(赫赫，原来文革的“破坏力”仅此而已)。按资历派辈其为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按应为现代人物而非什鬼劳子的啥“文物”。按比例也不过是孔氏后人中十万分之一，比现在每年不可计数“强拆强占”逼迁的平民百姓幸福多了。
7． 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二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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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诛子婴，弑义帝，阿房一炬，坑卅万降卒，心狠手辣，犹夸是汝之功，真可笑也；逐亚父，刎虞姬，垓下悲歌，散八千子弟，众叛亲离，还道非战之罪，岂不谬哉！”.
哈哈，霸王无道，该遭此劫。
这个倒是真的，不过它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就被人故意砸了。
谁砸了，告诉大家，文革初期“到处毁坏文物，破四旧和皮带打人”的绝对不是造反派，这个事情发生在文革初期，那时还没有造反派出现，干这些事情的都是保守派，例如北京的联动等受当权派操纵的组织，许多成员根本就是当权派的第二代。这些人也不是发疯，而是为了转移运动方向，按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定性这些极端行为推行资修反路线的人为了转移文革斗争方向故意“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些恰恰不是革命的，而是破坏革命的，当然在文革期间这些人曾经都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的成员。
另外提醒一下，霸王庙烧了。又建了。烧了建，建了又烧。历史上已经循环好多次了。1990年代，各地兴起“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于是修建假古董，开发旅游业蔚然成风。地方政府又重新在旧址上建起项庙。并像模像样地堆了个坟墓，甚至挖了个地下墓道，壁上刻着项羽的“丰功伟绩”。
8． 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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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这个就更不用说了。一看就知道是假的，而且假得离谱。
中国只有帝王坟墓才可称“陵”。霍去病又不是皇帝，怎会用 “霍陵”来命名。(嘿嘿，为了增加效果，连香烛、签筒都编出来了，不知这是霍去病墓还是霍去病“庙”?拿香烛、签筒来祭还是来求生子赐福?) 。
事实是霍去病墓位于陕西省兴平县东北约15公里处。这一带共有汉帝陵五座，故此地称为五陵原，以茂陵规模最大。霍去病墓只是西汉武帝茂陵的陪葬墓，而不是什么“霍陵”。
霍去病墓前共有16件石刻，包括石人、石马、马踏匈奴、怪兽食羊、卧牛、人与熊等，题材多样，雕刻手法十分简练，造型雄健遒劲，古拙粗犷，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时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大型圆雕工艺品，也是汉代石雕艺术的杰出代表。其中“马踏匈奴”为墓前石刻的主像，长1.9米，高1.68米，为灰白细砂石雕凿而成，石马昂首站立，尾长拖地，腹下雕手持弓箭匕首长须仰面挣扎的匈奴人形象，是最具代表性的纪念碑式的作品，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霍去病墓早于1961年就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霍去病墓前的16件石刻是重中之重，后来的茂陵博物馆没落址汉武帝的茂陵而在霍去病的墓前建博物馆就是为了就地保护那些石刻。如果文革霍去病墓有受破坏，那首当其充的就是那“16件石刻”。 可是，这16件石刻现今保存完好，也即证明所谓的“毁坏”是爱资病们为妖魔文革而故意捏造的谎言。
9． 颐和园佛香阁被砸， 大佛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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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颐和园始建于公元1750年，地处北京西北郊外，距京城约15公里。原为清代行宫花园。乾隆十五年（1950年）建清漪园，咸丰十年（1860年）该园被英法联军所毁，阁内的佛像陈设被劫掠一空，只剩一个铜供桌。这供桌又于1945年被日本侵略军盗走运往天津，抗战胜利后，才又被送回颐和园。光绪十四年（1888年）慈禧挪用海军经费重建，改名“颐和园”，耗银3000万两，历时十年。
1900年八国联军又一次将颐和园付之一炬，慈禧太后于1903年再次重建，由于财力有限，只恢复了万寿山前的景观。解放后，人民政府于1953年曾经进行过一次大修。之后又多次对园林进行修缮、保护，颐和园又恢复了往日的风采。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目录》。
从上面资料大家可以看到，颐和园是几经劫难，里面得文物早就被洋人焚毁和洗劫一空，后来得都是赝品，算不得真文物。而且上面也没说什么大佛被毁，所以鄙人也就不作无谓评议了。
11． 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书记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庙宇。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他一声令下，一百多处古迹在一天之内全部毁掉。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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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文字描述抄自民猪丁抒的《从史学革命到挖祖坟》一文，我在网上搜索芳林寺资料时，看到“无锡市文化局主办” 对芳林寺简介里的描述。其中内容竟然几乎一字不留的抄民猪的垃圾。可见，民猪跟修正主义官僚本就一丘之貂
这个帖子还没完全写完，但透过以上几个示例就可知道爱资病们为污蔑和妖魔文革编造的垃圾与事实有多么大的出入。
其实，文革时期“到处毁坏文物，破四旧，用皮带打人”的不是造反派，这个事情发生在文革初期，那时还没有造反派出现，干这些事情的都是保守派，例如北京的联动等受当权派操纵的组织，许多成员根本就是当权派的第二代。这些人也不是发疯，而是为了转移运动方向，按照毛泽东的定性这些事情是为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些恰恰不是革命的，而是破坏革命的。
《王力反思录》里也有谈到文物问题。
文革初期，“毛泽东...根本不赞成破四旧，四旧是陈伯达提出的，但他说的四旧也不包括文物。”
那么挑拨基层干部和群众破坏文物，除了台上的走资派，还会是谁？他们通过很多办法转移群众的斗争方向，借以保存自己。
今天的自由主义人屎和修正主义者们，不顾野蛮的资产阶级开发商对文物的巨大破坏，仍然喋喋不休地重复着老调子，继续栽赃、抹黑毛泽东和当年的革命群众。
改革开放对文物的破坏远甚于文革。
cctv-1主持人与同济大学周教授对话节目中，周教授说改革以来，中国文化遗产遭受全面的、根本性的破坏，远甚于文革时期。他说："文革只是破坏了一些器物，而改革开放后二十年造成的破坏是毁灭性根本性的。"他说相比较而言，"改革开放前二十年是因为无知，后二十年则是因为愚昧和贪婪。"
周教授例举说，全国佛教名山九华山的情况，让人痛心疾首；八十年代还是满山古寺、木。现在已面目俱非，所有古寺都拆毁一空、古树名木十存一、二。而代之以金碧辉煌的仿古建筑，庸俗不堪，荒唐绝沦。他说；那都是中国古建筑的辛存精华，各朝各代都有，痛心啊。见此情景，他禁不住泪如雨下。
他说这都是钱害的，历代的战火都没遭毁，就是文革破坏也没这么彻底。中华民族永远失去了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周教授的讲话一针见血！为了钱，什么人间坏事、恶事都敢做！在经济压倒一切
的幌子下，中华大地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大浩劫！！！
文保专家谢辰生：中国文物最悲惨时期是在90年代
谢辰生的家朴素无华，和文物有关的书籍却几乎堆成了山。尽管一直以来都有着全国最著名的文物保护专家的称谓，可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文物保护的爱好者。60多年的文物保护生涯中，谢辰生起草出版了大量的文物保护文件并出版文物保护书籍，为制止文物走私、古迹破坏奔走呼号。
青年时代
追随郑振铎开始文物保护
谢辰生与文物结缘是因为郑振铎。如果不是解放前几年在上海遇到郑振铎，一起痛心于当时猖獗的文物流失，他也许就不会走上文物保护这条道路了。1946年，当时还是在校学生的谢辰生在上海有幸遇见了当时的文物专家郑振铎，很偶然地就开始协助其料理事务。
此前，因为哥哥谢国桢是著名的明清史专家，自小受家中环境熏陶，谢辰生从小喜爱文物，但直到与郑振铎共事，他才真正开始了此后60年未断的文物保护工作。
“快解放时，很多文物从北方运到上海，再从上海运出去，这时郑振铎站出来强烈呼吁要保护文物不要外流。”面对陆续不断走私出去的文物，郑振铎和谢辰生当时能做的最大的事就是拾起笔，编写出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甲午以后流入日本文物之目录》等一本又一本文物著作。图册精美具体，可编的时候滋味并不好受。
除此之外，两人还继续想再为文物保护做些事情。郑振铎买了一些便宜的陶俑，可也是杯水车薪。在1947年到1948年，郑振铎倾其所有在上海购得了汉魏六朝隋唐俑600多件，全部赠予故宫博物院。这些事迹，给当时才20多岁的谢辰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建国之后
提出“文物主权”概念
谈到中国的文物流失，谢辰生不免有点激动起来。“近百年来，我们有很多国耻，比如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等等，但在这个过程中，文物的命运和国家是一样的，文物同样遭受着国耻，是近百年来国耻的组成部分。”谢辰生和其他一些文物学者提出的“文物主权”就是希望在这个概念上引起人们对文物流失的重视。
解放前，因为海关不独立，中国的文物都陆续用各种方法被运往西方。新中国成立后，在谢辰生看来，文物保护进入了较好的时期。“建国以后，海关到了我们手里，建国后第一个文物法就是禁止文物流失。”随郑振铎进入国家文物局，谢辰生参与起草了第一个文物保护条例《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阻止了长期以来文物外流的现象，此后，从1950年的《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到1960年的《文物保护暂行条例》，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谢辰生不断地参与起草新中国文物法规制定，是这些法规制定的主要参与者。
对过去，谢辰生始终抱着怀念的心情。“50年代时，国家花了48万港币从香港把故宫的藏品买回来。那个时候经济很困难，但周恩来亲批，最终还是想办法通过关系给秘密买了回来。文物回流从建国一开始就是重视的。”在还没有和国际社会建交的几十年里，国家通过购买途径，买回了不少珍贵的文物。
“文革”期间，谢辰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受了很多苦，真是家破人亡”，他淡淡地说着。但奇怪的是，谢辰生认为“文革”对文物的破坏并不像人想的那样严重。“现在的文物破坏是全面的，尤其是古建筑的破坏，看看现在的北京古城，历史上没有过的。”“文革”中，谢辰生依旧尽自己所能地保护文物，在《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中，他尽力地延续了此前《文物保护条例》的内容，“当时一个文件真是解决问题，破坏文物马上刹住了。”
90年代
“走私分子已经智能化了”
然而上世纪80年代之后，文物走私再度猖獗，说起90年代的文物流失，谢辰生非常愤慨。“对文物最大的破坏是在90年代，最大的出口量也是在90年代，问题严重程度超过以往各个年代。”
“现在走私分子已经智能化了，用最现代的手段来挖墓，开着奔驰车，警察都追不上。走私已经集团化、智能化，从国外到国内形成网络了，打击很困难。”
同时，盗墓问题也“可以说达到了几千年来最严重程度”。他只举了一个例子：“内蒙古辽代的墓葬，90％都是在90年代被盗掘的，大量的珍贵文物出现在英国的文物拍卖市场上，这种例子河南陕西更不用说了。有些地方还官商勾结。”
谢辰生去过世界很多大的博物馆，每次看到中国藏品满满地摆着就痛心疾首。他更痛心的是，在文物走私过程中，文物的价值受到了很大的破坏。“破坏主要在挖的过程中，挖的人见好就拉走。你一套杯子，10个里面他拿走了3个，剩下的就不是一套，对学术来讲，完整性没有了，全都乱套了。”
而与走私猖獗同时发展的是文物拍卖市场的日益壮大，对市场，谢辰生一直抱着谨慎的态度。他说，文物本身不是商品，是文化遗产，只有其中一小部分才能进入市场。而市场同时又很容易混淆文物的价值和价格。对待文物进入市场一定要慎而又慎。
但其中的观点很有意义， 暂作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