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人”，我为你哭泣ZT

作者：独孤雁 第一次知道冉闵这个名字，是在青年作家余杰的《反读资治通鉴》一文中，在评点冉闵屠胡这段历史的时候，余大才子愤怒的写道：不要以为诸如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悲剧只在中国发生，如果我们轻易放过了祖先的罪恶，那么类似的事情会在华夏大地上连绵不绝的发生啊。好一个“祖先的罪恶”啊！余大才子的词汇用的好，似乎在余大才子的眼中，五胡乱华时代，汉民族就是不折不扣的纳粹党，是以种族屠杀为乐事的禽兽民族，而五胡乱华时代的众多胡族，却摇身一变成了手无缚鸡之力，如二战时期尤太人一样可怜巴巴的等待宰割的羔羊。作为一个在青年知识群体里颇有影响力的学者，余杰的观点定然影响了许多人，包括笔者本人，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确是报着类似的观点来看待那段历史的，直到真正熟悉了那段轰轰烈烈的岁月，熟悉了那场汉民族可歌可泣的民族解放战争，我才明白余杰的言论是一种何等荒谬的观点，这就是北大不世出的才子？这就是文化名人钱理群的高徒？如此的豺狗之声怎能出自这样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之口。 冉闵真的是屠夫吗？冉闵所做的一切真的如余大才子所说，是什么“祖先的罪恶”吗？在五胡乱华的时代，游牧民族肆恶狼一样横行在北方的中国，汉民族象羔羊一样的被驱逐和杀戮，多少幸福的家庭妻子离散，多少美满的家庭家破人亡，匈奴，鲜卑等民族在中国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种族灭绝式的杀戮，在余大才子的眼里似乎都是天经地义的，而当一个叫冉闵的汉族人振臂而起，率领着不甘心忍受奴役与压迫的汉人展开悲壮的反抗斗争时，当饱受屈辱的汉人用以血还血的方式去愤怒的打击侵略者时，这一切在余大才子的眼里似乎就成了十恶不赦的罪恶。只许胡人杀戮，不许汉人反抗，这位成日以“民主”“自由”为标榜，这位视美国为再生爹娘的青年作家，他告诉读者的原来就是这样一般的混蛋逻辑。可悲的是，今天众多的莘莘学子还将其奉若神明，还神往于其大肆渲染的“民主”“自由”思想，我真的很想反问，一个连民族的尊严和荣辱都可以置之不理的人，一个面对祖先的苦难表现的如此麻木不仁的人，一个对民族的英雄进行如此恶语污蔑的人，你有什么理由相信他真的会尊重中国人的人权？什么叫人权，不要认为“人权首先是生存权”一语是句空话，生为和平年代的我们试想一下，一个连同胞最基本生存权力都不尊重的人，你能够相信他所标榜的“人文关怀”吗？难道在他的心目中，汉民族只有一个一个伸出脖子来，象羔羊一样等着那些侵略者来砍杀，这就是所谓的“祖先的美德”？这就是所谓的“人文关怀”了？所谓的祖籍四川的北大才子，桃李满天下的北大怎么培养出了这种东西？人杰地灵的四川怎么养出了这种败类？ 其实余杰的混帐逻辑并非是个个例。而是存在于许多中国文化人特别是历史学家中的悲剧。五胡十六国里，汉人的历史书承认了所有的少数民族政权，却坚决不承认北方汉人所建立的政权，原因是“名不正言不顺”。皇家的正统比民生的冷暖与民族的尊严更加重要。历代历史书上对冉闵都表现出了极大的抨击，却并非因为屠胡本身，而是因为冉闵“犯上”“杀君”，在中国文人的眼里，帝王就是帝王，不管是外族的侵略者还是本民族的皇帝，帝王的权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方面叫嚣着“华夷之防”，一方面却对于“夷人”屠杀汉人的血腥事实不管不问，一方面还对于带头反抗外族侵略的民族英雄大加抨击。在某些汉族文人的眼里，武人是卑贱的职业，文人是高尚的职业，评判“武人”的标准在于“忠君”而不是“爱民”，所以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内战英雄关羽成为了千百年来中国人心中的武圣人，而如岳飞一样的民族英雄不但得不到相应的尊重，相反却在今天的历史教科书里删去了作为民族英雄的资格。而如冉闵一样的英雄却被以“屠夫”的名义牢牢钉在了耻辱柱上，满清灭亡以后，大多数哭着喊着不愿意剪辫子的遗老，恰是饱读诗书的汉族大儒们，被颂扬为维新党领袖的康有为，却是一个想给满清人做也不可得的蠢材而已。还有那为虎作伥，满肚子坏水为清朝皇帝当狗头军师的范文程和宁完我们，在今天高中历史教科书上俨然成了一代名臣。我们总在强调着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如果我们的文化观念和历史教科书连最基本的善恶标准都难以界定，这样的教育只能是虎皮一张。 少拿什么民族团结来说事，也少拿什么民族平等来当遮羞布，民族平等不是宽容异族侵略的幌子，民族团结也不是宽容屠夫的借口。如果我们宽容了这些侵略者的罪恶，那么类似的情形将会继续发生。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崔永元在《不过如此》里问的好：“我们为什么会一次一次被屠杀。”我想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总是一次一次以国家团结的名义，轻易的放过了敌人的罪恶，中华民族是一个讲究以德报怨的民族，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无论内政的好与坏，都对少数民族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和忍让，在古代，我们一次一次的对汉民强加赋税，却不忘记一次又一次对少数民族进行封赏，但是我们一次又一次这样的宽容换来的是什么呢？汉朝打败了匈奴，收容了匈奴无家可归的流民，可是他们却象狼一样狠狠的咬向我们。唐朝打败了突厥，一样收容了突厥的流民，可是一个叫安禄山的突厥人却用一场浩大的叛乱回敬了我们。明朝赶走了蒙古人，却对内地的蒙古人格外的宽容，给了他们平民的权力，明朝收复了辽东，解放了被蒙古人奴役的满人，帮助他们恢复了家园，给了他们丰厚的赏赐，可是三百年以后，这些白眼狼们却用扬州的血回报了我们，用剥夺我们的衣冠剃掉我们的头发回报了我们。就是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我们的“文化人”们至今视而不见。在最近热播的电视剧〈〈贞观长歌〉〉里，居然有“晋永嘉之乱是因为汉人虐待胡人”这样的混蛋台词，如此颠倒是非的粉饰，只能说明某些人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本性。 可悲的是，这样的文化观念到今天依然存在着，并且具有着广泛的市场，阎崇年在〈〈百家讲坛〉〉里大肆的鼓吹乾隆修正四库全书，难道他真的不知道这样的禽兽行为已经远超秦始皇毁灭文化的“功绩”，一部满清王朝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满洲人毁灭汉人创造力和文化，屠杀汉族人反抗的历史，关于满清对中华民族的祸害，我在〈〈满清，你是如此祸害了中国〉一文中已经做了详尽的阐述，然而让人不能忍受的是，今天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依然在用错误的观点荼毒着后人们，阎崇年的歪理邪说居然获准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柏扬的〈〈中国人史纲〉〉也得到了大陆学子们的广泛青睐。我们总以为随着清朝的灭亡和张勋复辟的失败，满清遗老已经作为一个历史名词消失在岁月的尘烟里，殊不知他们只是化整为零，用特殊的方式继续污染着现代社会的空气，从〈〈还珠格格〉〉到〈〈雍正王朝〉〉，从〈〈康熙王朝〉〉到〈〈乾隆王朝〉〉，从〈〈宰相刘罗锅〉〉到〈〈江山风雨情〉〉，或是以赤裸裸的戏说嘴脸，或是以正史的名义行歪曲历史之实，这些清朝遗老们利用新中国在政治和思想建设上的种种不完善的漏洞，继续不遗余力的进行篡改历史美化满清统治的事实。每当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整个亚洲都会义愤填膺，每当日本继续篡改教科书的时候，中国人民也会怒火万丈。可是我们想过没有，一种可与日本人篡改历史媲美的文化侵略正悄然在中华大地蔓延着，俄罗斯人不会把元朝历史当成自己国家的历史，虽然他们被蒙古人统治的时间远比我们要长，阿尔萨斯人和洛林人也不会把德国人统治自己的历史当成自己民族的历史，虽然他们有着相似的肤色和相貌。法兰西的历史虽然远比我们短暂，却同样具有高尚的民族情操。初中时候学都德的〈〈最后一课〉〉，课文中老师恢笔写下“法兰西万岁”几个大字，年幼的我还不能完全理解此中的壮怀悲情，但是此中的几句话今天依然记忆犹新---“法兰西文化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掌握了法兰西文化，无论身在何种异族统治之下，也就掌握了民族解放与自由的钥匙。”而此时我同样要说，汉文明是比法兰西文明更加伟大的文明，复兴汉文明才是中华民族走向和平崛起的真正方式。而复兴汉文明，首先是要重新纠正我们历史记录里的种种偏差，不要以民族团结的名义对汉民族的苦难与光荣进行种种的歪曲，这样的民族永远没有前途，中华民族的历次浩劫也是由此而肇始。 在今天的中国，有两类的个别文化群体甚嚣尘上，一方面以余杰为代表的“青年知识精英”阶层，视美国为再生爹娘，以“自由”和“民主”的名义对中国的政治与文化进行大肆抨击，并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进行恶意的污蔑。欧洲人在最近三百年走向了强大，可欧洲人并没有放弃基督教。同样的道理，中国要走向进步与文明，也同样无法割裂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余杰的〈〈反读资治通鉴〉〉，就是一部以自由的名义污蔑中华民族历史的歪理邪说。任何的文明与思想都不可能超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同样的道理，汉文明所存在的种种糟粕，也同样来自于其特定时代的物质基础与精神基础，但是世界上有哪种文化又是十全十美的呢？号称民主与自由的西方文明，直到今天不也留下了种种污点吗？而西方文明的强大不也正是以血淋淋的资本原始积累作为方式的吗？汉文明之所以曾经缔造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所以在封建社会时代创造了世界上最灿烂的文化，正因为其内在的先进性与进取精神，余杰用今天西方的人权标准盲目的指责中国历史，他恰恰是犯下了形而上学的错误，遗憾的是这样简单的道理，许多青年学子依然糊里糊涂，依然奉其为神明。另一类则是满清的余孽遗老们，他们用“人性化”的方式重新书写历史，或以文艺作品的方式，或以历史学研究的方式，竭力的美化满清当年的侵略行为，竭力的为百年前种族屠杀的惨剧辩护，并竭力的污蔑所有汉民族治下的政权。更为可恶的是，当有识之士对于这种行为提出质疑的时候，他们就偷换概念，将满清政治与新中国的政治等同起来，即攻击满清就是攻击新中国，这是一种更加无耻的观点，新中国难道是满清政府吗？难道仅仅因为新中国在政治和经济建设上走过的弯路，我们就将新中国与满清统治划起等号？新中国建立近六十年了，虽然政治和经济的 上我们都曾留下过许多的污点和错误，但是在共和国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脉络里，我们在经过了无数次考验和劫难以后，依然正在沿着民主和法制的道路走向自由与强大。不要认为这是一句冠冕堂皇的口号，综观几十年的历史，中国人的权力是比解放前大了还是小了？中国人的生活是比解放前富了还是穷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是比解放前强了还是弱了？把新中国的政治等同于满清统治，这是那些满清遗老们才会玩的文字游戏把戏。而新中国给中国人带来的自由，尊严和富强，满清王朝可曾带来过？ 当然，因为历史的原因和满清政治的流毒，中国在教育，经济，司法和领域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各种不完善的地方，在新中国的各个阶层里，一些满清的余孽依然在上窜小跳，如跳梁小丑一样，打着民族团结的旗号去为满清黑暗的历史翻案，也正是因为这些不完善，他们的目的在某些领域几乎得逞了，比如将岳飞民族英雄的称号拿下，比如某些清遗专家可以大摇大摆的在中央电视台为满清政治翻案。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正以自己的方式走向强大与和平崛起，在以人为本的治国思想下，中国人的生活也必定将走向更加幸福的彼岸。中国所存在的所有不完善的地方，也必将在历史的演进里得到改进和解决。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所证明的。广电总局下文件限制清宫题材戏，我为这个政策而叫好，阎崇年的歪理邪说只招来了骂声一片，我为这样的情形而叫好。在新中国几十年的建设下，中国人早已经不是满清倒行逆施统治下的傻子，中国人不会再相信那些所谓的“主子”曾经给中国带来了幸福。满清遗老们的复国之梦，只能如镜中花一般，可望而不可得了。 但是这还远远不够。 清除满清对于中华民族思想的荼毒，清除中国某些“文化人”的奴才思想，这是与中国和平崛起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一个民族如果不能正确的树立自尊心和自豪感，那么这样的民族即使是富比潘安，也永远只是散沙一片。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政府修缮了国内诸多国民党抗日烈士的陵墓，也充分肯定了百万国民党人在抗日战争里的中流砥柱作用，公正评价抗战历史的电视剧〈〈亮剑〉〉〈〈历史的天空〉〉更是感动了无数的国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随着中国的发展，这样的进步一定会比今日多，那许多曾被历史埋没的民族光辉，定然会在国家的进步中浮出岁月的水面。 许多朋友到韩国旅游或者留学的时候，发现韩国境内许多古城镇都矗立着大大小小的“谢明碑”，那是为400年前在抗倭援朝里牺牲的中国将士而修的，但是在中国的教科书中，这场中华民族帮助高丽民族进行的伟大反侵略战争却被故意的淡化了，我们吹捧朝鲜的民族英雄李瞬臣，却忘记了几十万大明将士才是那场战争的主力军。在那些谢明碑前拜祭的多为韩国乡村朴实的农人，这些村落都是当年被明朝解救下来的，因此他们也就世代记住了中国人曾经给予的恩情，拜祭谢明碑的活动直到今天依然是朝鲜半岛许多乡间宗族节日里的习俗。日本统治朝鲜时代，曾经拼命消除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朝鲜当年所立的谢明碑多被砸毁，但是有许多朝鲜农民冒着生命危险收藏了谢明碑的残骸，在半岛独立以后，这些谢明碑才得以重新的修缮。几乎每个谢明碑的背后，都蕴藏着无数感人的故事。可是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呢？在中国有多少人记得邓子龙这个人，这是牺牲在朝鲜战场的明朝水师统帅，有多少人记得刑阶和李如松，这是整个抗倭援朝战争真正的总指挥。最近韩国发生的一件事情引起了中国人的公愤，一部反映朝鲜民族抗倭援朝战争的电视剧故意丑化战争里的明朝军人，刻意抬高当时朝鲜军队的地位。可是我对此事却保持了出奇的冷静，因为此刻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手中就有一本中国人段万瀚所编的〈〈世界五千年〉〉，在这本书里，出于“中朝友谊”的需要，中国历史学家在描述抗倭援朝战争的时候，同样是刻意淡化明朝军队的表现，鼓吹和抬高李瞬臣的地位。所以面对此时韩国人的刻意丑化我只能苦笑，笑中国历史学家的愚蠢，因为你自己都瞧不起你自己，你又怎能指望别人能瞧得起你？ 韩国人与我们争端午节，韩国人与我们争春节，韩国人说四大发明是他们的，我们固然可以笑他们无耻，但是我们同样应该扪心自问，这难道不是中国人自身文化教育和历史研究的失败吗？俗话说的好：篱笆扎的紧，野狗就钻不进来。韩国人为什么会屡屡得到篡改历史的机会，根源不正在于中国历史学家对于本民族历史的盲目否定吗？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历史文化也不例外，就拿这个无耻的韩国来说，不说那些别有用心造假的韩国流氓学者们，就是那些普通的韩国文化学者，其脑海里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中国文化在明朝灭亡的时候就已经终止了，是那些流亡到朝鲜的前明文化人们把中国文化的精髓带到了韩国，使韩国文化成为了中华文明的真正继承。这难道不能从反面说明满清文化专制的可悲之处吗？这种流毒带来的一个恶果，就是今天韩国人在文化争端上上窜下跳的无耻表现。 有人说满清汉化了，历史的旧帐可以不提，国家都要向前看。此话看似不假，其实大谬。法国人在战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审判伪总统贝当，萨特曾经说过：“对贝当的审判同样是对法兰西民族的自我审判，只有这样的方式才能拒绝悲剧的重新发生。”1969年，特里克斯，这个曾经在意大利进行过大屠杀恶行的前纳粹军官利用法律的漏洞逃脱了意大利法庭对他的审判，当他以为自己可以在莱茵河美丽的故乡安度晚年的时候，却被西德政府再一次送上了审判台，等待他的是终身监禁的惩罚。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审判本民族痛苦的历史，反思本民族曾经屈辱的原因，这需要莫大的勇气，却是每个走向文明和进步的国家所必然面对的选择，中国也不例外。互联网上反思历史的文章日益多了，每当有企图篡改历史，美化侵略的言论出炉的时候，都会引发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批驳，这已经是一个进步，虽然还不够，但是大势所趋，随着历史的演进，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一定可以看到许多更值得中国人所欣慰的情形。 只是中国的某些“文化人”们，我真的为你们哭泣，受过高等教育的你们，享受着国家高工资的你们，却始终无法用一个正确的历史观来完成你们的使命。除了丑化历史，除了美化侵略，除了歌功颂德，你们都还做过什么呢？韩国人的上窜下跳，满清遗老们的歪理邪说，说到底还是由于你们的自轻自贱所致，如果你们希望自己的儿女活的象狗一样，如果你们希望自己的家庭在面对劫掠和屠杀的时候，会乖乖的伸出脖子任人宰割，那么就请你们如现在一样继续的生活吧。只是你们生在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你们的生存空间只会越来越小，违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人，也注定将被社会与历史所淘汰。

[两只黄鹂]

ZT

子见南子》是《论语.雍也》中的一篇，讲述的是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孔子的事：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我所否则，天厌之！天厌之！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孔子会见南子，子路很不高兴。孔子就发誓说：“我如果做了不正当的事，天厌弃我吧！天厌弃我吧！”，子路为什么不高兴呢？据说是南子太漂亮了！区区二十三个字，却偏偏被不谙戏剧的林语堂演绎成一出独幕悲喜剧《子见南子》，1928年11月发表在由鲁迅和郁达夫主编的《奔流》月刊第1卷第6号上。只不过，剧中的南子，此时已经摇身变成了一个要求个性解放，主张男女同学的新女性，而且还为此跟孔子大辩其论。全剧的最后，孔子师徒在“郑卫之淫声”和妖冶的舞蹈中落荒而逃。

这出戏如果能在孔家店门口演出，效果岂非更好？位于孔子故里曲阜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一向以思想解放著称，他们说干就干。但年轻的学生何曾想到，场面闹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个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前身是1905年光绪新政时在原曲阜考院旧址上筹建的新式学堂“曲阜官立四氏初级完全师范学堂”。当时，衍圣公孔令贻任学堂总理，孔昭任监督、校长。后来更名为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吸引了大批孔姓和非孔姓学生前来就读。继任校长宋还吾曾受业于北大，积极反对旧文化，常发动学生在孔庙墙上张贴“打倒孔家店”、“打倒旧道德”等标语，和孔子的后代族人闹得不可开交。

1929年6月8日，二师借暑假招待学生家长为名，召开游艺大会，并给一些孔姓大户送去了戏票，但并没有送给孔府。为了避免日后的难堪，演出当天，圆滑的宋还吾却借机悄悄离开了曲阜。游艺开场第一个节目就是演出《子见南子》。幕启后，头戴冕旒的孔子、腰系长剑的子路和白发苍苍的蘧伯玉便登台表演，当由女生扮演的南子登台后，观众甚感新奇。这还不够过瘾，为了扩大影响，不久学生们又到孔庙奎文阁以南大中门台子上演了一场，这下可惹恼了孔府，要借机除掉二师。于是，孔姓六十户族人大怒，联名上告宋还吾。他们直接呈文蒋介石，要政府还孔姓以清白：学生扮作孔子，丑末角色，女教员装作南子，冶艳出神，其扮子路者，具有绿林气概。而南子所唱歌词，则诗经风桑中篇也，丑态百出，亵渎备至，虽旧剧中之大锯缸小寡妇上坟，亦不是过。凡有血气，孰无祖宗？敝族南北宗六十户，居曲阜者人尚繁伙，目见耳闻，难再忍受。……似此荒谬绝伦，任意漫骂，士可杀不可辱，孔子在今日，应如何处治？

事件既发，举国震惊。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蒋梦麟却认为学生表演，无伤大雅，孔氏族人是借题发挥。但是工商部长孔祥熙力主严办：“侮辱我们祖宗，是可忍孰不可忍？”。南京政府教育部收到“孔氏六十户族人的呈文”后，即明确表示支持孔府，并于6月26日发出了《令山东教育厅》的第855号训令，要求山东省教育厅对孔氏家族的控告“查明，核办”。训令发出后，教育部派出参事朱葆勤会同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何委托督学张郁光）到曲阜调查，以作处理。当教育部派人去调查时，曲阜县职员问：“宋校长会不会杀头？”。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二师学生积极开展自救，他们发表了《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生会通电》，通电全国各民众团体、学校、报馆等，说明事实真相，呼吁援助。校长宋还吾也准备了长篇的自辩状，据理力争。西方人认为妥协是政治中最大的原则，中国人对此不屑一顾，称之为“和稀泥”。但8月1日，随着山东省教育厅第1204号训令：“省立第二师范校长宋还吾调厅另有任用，遗缺以张敦讷接充。”的发布，这次事件总算收场了。宋校长头虽然没杀，人还是被调走了，“子见南子”事件就这样以传统的中国方式了结了！

时代的巨轮在飞速前进，“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件在平息了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却又莫名奇妙地和林彪事件联系起来了，这就是我所经历过的著名的“批林批孔”运动。而一谈起这场运动，一个尴尬的人物是不应当被忘记的—郭沫若。

早期的郭沫若是孔子的坚定维护者，对于“打倒孔家店”的说法，郭沫若并不赞同。他在给宗白华的信中直陈己见：“孔子这位大天才要说他是政治家，他也有他的‘大同’底主义；要说他是哲学家，他也有他的‘泛神论’底思想；要说他是教育家，他也有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底动态的教育原则；要说他是科学家，他本是个博物学者，数理的通人；要说他是艺术家，他本是精通音乐的；要说他是文学家，便单就他文学上的功绩而言，孔子的存在，便是难推倒的：他删《诗》、《书》，笔削《春秋》，使我国古代文化有系统的存在，我看他这种事业，非是有绝伦的精力，审美的情操，艺术批评的妙腕，那是不能企冀得到的……要说孔子是个‘宗教家’、‘大教主’，定要说孔子是个中国的‘罪魁’、‘盗丘’，那是未免太厚诬古人而欺示来者。”这可以看作是郭沫若对孔子学术和思想体系的肯定，虽然多少也有些肉麻的奉承之嫌！1945年他所发表的《十批判书》则将对孔子的肯定提升到政治层面：“孔子是由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级中的先驱者”，“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在反内战的政治背景下，应潮流而动，是他的一贯风格，如此露骨的表白，实不足为奇！1936年10月鲁迅去世后，远在日本的郭沫若的挽联是这样写的；“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他对孔子和儒家的尊重可见一斑，不过将孔子和一贯反儒教的鲁迅放在一起，多少有些滑稽！

时过境迁，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谈到郭沫若的观点和《十批判书》时说：“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这时候，毛泽东语气平和，似乎还只是停留在学术观点的争鸣上，郭沫若也并未感到有多大压力。据说，郭沫若的那本《十批判书》，毛泽东曾看过五遍，而且还圈圈点点，十分重视。

1973年5月，毛泽东以他那特有的幽默说出的一段顺口溜却让郭老吃惊不小：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同年8月5日，毛泽东又让江青记录下他的七律《读〈封建论〉，赠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就在这不久，林彪事件发生了。毛泽东借题发挥：林彪骂我是秦始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他还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但他并没有想把主要矛头对准郭沫若，对于郭沫若本人，他还是保护的。就在“批林批孔”如火如荼之际，他还特别嘱咐谢静宜：“别批郭老啊！”

1974年1月25日，江青等人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了国务院系统近两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江青不但公开点了郭沫若的名，还断章取义地援引毛泽东说过“十批不是好文章”的话，让他站起来当众侮辱达数分钟之久，这无异于是对郭沫若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批判。毛泽东在知道情况之后，十分生气。他不但对江青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而且下令扣留江青准备发到全国各地的大会实况录音带，这一举措，客观上起到了保护郭沫若的作用，这使得郭沫若深受感动。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感激之情，也出于“自觉革命”的要求，他于2月7日，抱病写了两首题为《春雷》的七律奉呈毛泽东。其中一首是这样得：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以这一系列事件为标志，郭沫若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郭沫若看来，历史真的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许他有太多的个人苦衷，但无论如何，学者如果沦为政治的奴婢和附庸，那么他的学术见解也是值得怀疑的。

从吴虞到郭沫若，从世纪初到世纪末，一个接一个人物从历史的舞台上匆匆走过，他们对“孔家店”的毁誉，历史自有公断。无论如何，值得庆幸的是，纵风雨如磐，命运多舛，“孔家店”这个千年老店也没有倒下!而如今，雨后春笋般诞生的一座座孔子学院正将“孔家店”这个老字号的传统发扬光大！还思想于本真，还历史于原貌，这是我们对待传统应秉持的态度！如斯，则民族幸甚！民众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