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黄鹂四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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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春睡蜂蝶舞--史湘云2

(2006-12-15 20:23:33) 下一个
上一回说到史湘云喝醉了酒,因为贪图凉快就在石头上睡着了。海棠花洒落了一身,引得蜜蜂蝴蝶飞来飞去,好一幅睡美人图。

年长的妇女对于史湘云这样年龄的女孩一定是有过一番语重心长的嘱咐的:“女孩子不能太随便,要坐有坐相,站有站相,睡有睡相”。这样的淑女教育是必要的,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单只有女人类。男人类很容易误解女孩的行为语言,从而产生不必要的麻烦。这种麻烦在很多时候对双方都是伤害。

好在大观园是女孩子的天地,所以史湘云这样的不拘小节并没有产生麻烦,不过是让大家好好地嘲笑了一番。

上一回我从这个情节出发, 把史湘云的性格作了一番解释,并且把史湘云的性格和薛宝钗、林黛玉的性格作了一番比较。为什么这一回我又回到这个情节了呢?因为这个海棠春睡的情节不但能很好地说明史湘云的性格,还非常明确地突出了史湘云的才能。

史湘云诗才的特点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趣”。

我们不妨再看看同一回前面一段情节[1]:

湘云便说:"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诗,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要一句时鲜书上的话,共总凑成一句话。酒底要关人事的果菜名。"众人听了,都笑说:"惟有他的令也比人唠叨,倒也有意思。"

这一段文字说明,史湘云和林黛玉、薛宝钗不同,她把诗词当作一种玩乐。所以史湘云就像一个“邻家女孩”, 她把贾宝玉当作玩伴,一旦看见林黛玉和贾宝玉不带她玩,她就不开心了。

史湘云不但把学问当作乐趣,也同样把这种乐趣带给了大观园的其他人。可以说,史湘云来了,林黛玉才有了笑声, 丫头们也有了笑声。

写到这儿,我倒是想起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

在这里把孔乙己换成史湘云,是再没有半点错的。史湘云就是让大家这么开心,但是没有她,别人也便照样过他们的日子。

史湘云把学问当作了乐趣,所以史湘云固然诗才不错,却从来没有赢过一次诗作比赛。每一次比赛的桂冠不是属于薛宝钗,就是落到了林黛玉身上。
 
那么薛林两人的才能有什么特色呢?我觉得也可以分别用一个字来代替。林黛玉得其“精”,薛宝钗得其“博”。

林黛玉的诗和学问最为精深,她对于写诗目的的看法,对于诗词的鉴赏都有很深厚的造诣。 她的诗作的特点就是“言为心声,寓情于诗”。她用她的心去感觉世界,所以世界在她看来充满孤独和悲伤。

薛宝钗的学问最为广博。她似乎政治经济棋琴书画样样都懂。由于她的博学,她的学问的特点就是“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红楼梦》的情节说明,很多事情刚开始她并不显得如何高明,但她总是马上就能领会并且说出一番道理。譬如她的咏柳诗,她的咏螃蟹诗,都是如此。

史湘云的学问主要凭她的兴趣,所以她的诗的特点就是“由景入情,急中生智”。 越是险、急、抢的时候,越是显示史湘云的水平。在这点上,薛宝钗和林黛玉只能甘拜下风。

我们还可以用书法来表示她们三个人的诗。林黛玉好比柳公权,薛宝钗好比颜真卿,史湘云呢?好比钟繇。

颜真卿的字比较丰满,容易外放,就如薛宝钗的诗可以写得大,因为她立意本来就广,不局限于自己的儿女私情。

柳公权的字比较瘦,骨骼清奇,比较秀丽,就像林黛玉的诗,婉转流利却有充满傲骨。

钟繇的字还不脱隶体模样,总体来说比较豪放,有时偶然也有秀丽的地方,就像史湘云的诗,还不脱小孩心性,有男孩子脾气,洒脱奔放,但有时回味无穷,足见她的深情厚谊。

譬如史湘云的海棠诗[2]:“却喜诗人吟不倦”,“也宜墙角也宜盆。”。 这两句诗很好表达了史湘云的小孩子脾气:对海棠爱不释手,恨不得睡觉也得搂着;有时又觉得无所谓,一切随缘。但是她的“玉烛滴干风里泪,晶帘隔破月中痕”,“秋阴捧出何方雪,雨渍添来隔宿痕”却又道出了她对海棠的深深怜惜。

再譬如史湘云的菊花诗[3],更能体现这个特点:“萧疏篱畔科头坐,清冷香中抱膝吟。”说明她对菊花的爱已经到了痴的程度,“秋光荏苒休辜负,相对原宜惜寸阴”却又说明她的及时行乐的想法。


总而言之,林黛玉借物抒情,薛宝钗托物言志,惟有史湘云才真正做到了物我两分。她对于物的爱是真正的爱物,而不是因为从物中感到了自我。

这点和庄子齐物化蝶的想法也有着很大的相似。


[1]《红楼梦》第62回:
湘云等不得, 早和宝玉"三""五"乱叫,划起拳来。那边尤氏和鸳鸯隔着席也"七""八"乱叫划起来。 平儿袭人也作了一对划拳,叮叮当当只听得腕上的镯子响。一时湘云赢了宝玉, 袭人赢了平儿,尤氏赢了鸳鸯,三个人限酒底酒面,湘云便说:"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诗,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要一句时宪书上的话,共总凑成一句话。酒底要关人事的果菜名。"
众人听了,都笑说:"惟有他的令也比人唠叨,倒也有意思。"便催宝玉快说。宝玉笑道:"谁说过这个,也等想一想儿。"黛玉便道:"你多喝一钟,我替你说。"宝玉真个喝了酒,听黛玉说道:
         落霞与孤骛齐飞,风急江天过雁哀,却是一只折足雁,叫的人九回肠,这是鸿雁来宾。 说的大家笑了,说:"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 黛玉又拈了一个榛穰,说酒底道:
         榛子非关隔院砧,何来万户捣衣声。
      。。。。。

湘云的拳却输了,请酒面酒底。宝琴笑道:"请君入瓮。" 大家笑起来,说:"这个典用的当。" 湘云便说道:
        奔腾而砰湃,江间波浪兼天涌,须要铁锁缆孤舟,既遇着一江风,不宜出行。 说的众人都笑了,说:"好个诌断了肠子的。怪道他出这个令,故意惹人笑。"又听他说酒底。 湘云吃了酒,拣了一块鸭肉呷口,忽见碗内有半个鸭头,遂拣了出来吃脑子。众人催他"别只顾吃,到底快说了。" 湘云便用箸子举着说道:
      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那讨桂花油。
 众人越发笑起来,引的晴雯,小螺,莺儿等一干人都走过来说: "云姑娘会开心儿,拿着我们取笑儿,快罚一杯才罢。怎见得我们就该擦桂花油的?倒得每人给一瓶子桂花油擦擦。"

[2]海棠诗其一 
     神仙昨日降都门,种得蓝田玉一盆。 
     自是霜娥偏爱冷,非关倩女亦离魂。
     秋阴捧出何方雪,雨渍添来隔宿痕。
     却喜诗人吟不倦,岂令寂寞度朝昏。

     海棠诗其二 
     蘅芷阶通萝薜门,也宜墙角也宜盆。
     花因喜洁难寻偶,人为悲秋易断魂。 
     玉烛滴干风里泪,晶帘隔破月中痕。 
      幽情欲向嫦娥诉,无奈虚廊夜色昏。

[3]对菊
     别圃移来贵比金,一丛浅淡一丛深。 
     萧疏篱畔科头坐,清冷香中抱膝吟。
     数去更无君傲世,看来惟有我知音。
     秋光荏苒休辜负,相对原宜惜寸阴。 
 
     供菊
     弹琴酌酒喜堪俦,几案婷婷点缀幽。
     隔座香分三径露,抛书人对一枝秋。 
     霜清纸帐来新梦,圃冷斜阳忆旧游。
     傲世也因同气味,春风桃李未淹留。

     菊影 
     秋光叠叠复重重,潜度偷移三径中。 
     窗隔疏灯描远近,篱筛破月锁玲珑。
     寒芳留照魂应驻,霜印传神梦也空。
     珍重暗香休踏碎,凭谁醉眼认朦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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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只黄鹂 回复 悄悄话 梁归智著 漓江出版社

周汝昌1970年9月回京之后,还真有点像进了“红色保险箱”,逍遥自在。不仅接踵而至的各项政治运动和变化如“一打三反”、“九·一三”事件等与自己无关,儿女也都工作的工作,插队的插队,虽然难免牵肠挂肚,但既然全国人民都一样,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全国人民都逐渐开始对“文革”怀疑和反思,在北京这样政治敏感度很强的地方,更是如此。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逐渐松动起来,“人情味”慢慢有所恢复,不像“文革”热潮时那样互相提防和敌视了。周汝昌最上心的,当然还是搞了半辈子的《红楼梦》和曹雪芹的研究。
1974年重阳节那天,周汝昌忽然接到张伯驹的来信,通报了一个让人颇为震动的消息:有一个退休教师张琦翔,访问张伯驹谈到《红楼梦》,说他在日本侵略军占领时期曾于北大听一个名叫儿玉达童的教授讲课,儿玉达童说他见过一个《红楼梦》抄本,乃蒙古族旗人名三多字六桥者所收藏,其中回以后的内容,与通行本的后40回完全不同,如贾探春的远嫁是“杏元和番”(《二度梅》戏里陈杏元嫁到异民族),黛玉早夭后宝钗才嫁宝玉,宝钗“早卒”,贾宝玉穷到去当更夫等情节。
这个消息对于周汝昌来说,实在可以说是石破天惊。因为周汝昌研究红学以来,最根本的学术立场和最核心的学术观点就是认定后40回是“伪续”,由于它的出现,淆乱了曹雪芹原著的真意。而后来各种各样的“续书”,却都是从后40回的“狗尾”开始接续的。这个儿玉达童所说的本子,80回后的内容信息却和野史笔记中传说的“旧时真本《红楼梦》”情况接近。如果能把这个完全不同于程高续书后40回的《红楼梦》文本找到,那么不管它是不是曹雪芹的原稿,都具有巨大的学术意义。
周汝昌震撼了,激动了,简直可以说是浑身热血沸腾。凑巧,周汝昌听说这时正有一个对中国友好的日本人来华访问,名叫鸟居。在当时闭关锁国的情况下,这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周汝昌对这个文本的关注实在太心切了,就提笔向当时主管文化宣传机构的中央领导人姚文元写信,报告这一重要的发现线索,建议他请鸟居回国后打听儿玉达童的下落,因为既然儿玉达童讲到这个文本,那就不排除这个本子也可能就在他本人手里并带回了日本。
姚文元给周汝昌回了信,称他为“周汝昌先生”,态度十分客气,说已经请托鸟居回日本后寻找。显然,这是因为姚文元知道毛泽东和江青对周汝昌、对《〈红楼梦〉新证》都有好感,同时他本人也是一个文史修养不低的人,如果能找到这个新的《红楼梦》文本,也许会在毛泽东处邀上一功也未可知。姚文元的积极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过了一段时间,姚文元又来信,说鸟居已经找到儿玉达童,但已经是个年纪很老的人,完全失去了记忆力,对这个本子无法继续探寻其下落了。
姚文元是“文革”中主管文化宣传机构的最高领导,是“四人帮”中的“笔杆子”,在“文革”中作孽深重,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寻找《红楼梦》异本的热情,尤其是在毛泽东对《红楼梦》如此推崇的前提下。
姚文元的回信使周汝昌受到了鼓舞,周汝昌又写了第二封信,正面陈述流行本《红楼梦》的问题,建议应该迅速整理校订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的好版本。这第二封信是写给姚文元还是江青的,周汝昌已经记不太清楚,似乎是写给江青的。姚文元的回信,后来在清查“四人帮”的运动中也都上交了。
第二次写的信,迟迟没有得到回音。周汝昌难免有些失望,心想这样的大事,竟得不到中央的重视和支持。这时已经是1975年。 (之六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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