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丹麦

一九八六年冬天是北欧多年来气温最低的一年。哥本哈根的冬天温度一般和上海差不多，但那年特别冷，降水量也是历年来的高峰，加上冬天固有的风暴和长长的黑夜，正是又冻、又湿、又暗、风又大，让我们这些性高彩烈、想望安徒生之国的学子们立即陷入不可自拔的思家病。

我寄宿在一个丹麦人家的三层阁楼，第一夜听了一夜的狂风呼啸和树枝击打的可怕声音，倒是体验了一番‘呼啸山庄’里的描述。第二天出门时，天还一片漆黑。我边走在人烟稀少的乡间小路，赶往车站，边想到出国前再三接受的警告‘天黑不要出门’，用在北欧岂非可笑。火车转汽车，已出了哥本哈根城，到了该下的站，司机叫我下车。一下车，我犯傻了，东南西北，一片空旷，不见人影。我转了几个圈，也没见路牌，没见象个研究所的建筑物，更可怕的是不见一个人，问也没法问。转到后来，连下车的车站也不见了，时间早过了约定见面的九点，不要说上班，连家也不知怎么回了，突然看到一个蓝色的房子，有人影进出，真是救命哪。我赶往那个房子，原来是一个仓库。工人们让我打电话给单位，单位问我在哪里，工人接过电话讲了方位，放下电话，哈哈大笑，原来就在附近，但是怕我再迷路，还是开车来仓库接我。

车进入研究所，我这才知道，为什么转了这么多圈却视而不见，因为我根据脑中固有的概念，在找一栋大楼房，它有一个大门，有一块大门牌写着 xx 研究所。而研究所是一片矮平房，有花园，和马路隔了一个大停车场。停车场有矮墙围起，但没有大门。现在回想起来，真也不记得研究所的牌子挂在哪儿。我被带到了导师玛格丽塔的办公室。一位身材不高的老太太站起来，热情地握着我的手，开朗地大笑说,‘走到门口迷路啦’。我的第一印象是老太太有一个大鼻子和一双特别灵活的蓝眼睛，眼睛不大，但那射出的蓝光，可以切割玻璃。

很快地我就发现，研究所工作效率很高，对我的安排也很落实，我应该安心地投入工作。不料，出国前的各样健康问题，这时来了个总爆发，腹泻不断，一个月内体重掉了五公斤，加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孤单、寂寞和文化差异，造成思想集中困难，严重影响工作。在丹麦的头三个月，是我学术生涯最差的时期，不知学了什么，做了什么。丹麦的同事们不会不看到我的差劲。我领的是丹麦政府的奖学金，为期一年，对他们也不是什么负担，也不必指望这个人出成绩，大家客客气气，一年后走人了事。但是我的导师玛格丽塔不是这样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