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发生时，我已在国外近三年，提供了从另一个视角看六四的机会。我是公派出国，能定期从大使馆拿到人民日报海外版。刚出国，拿到报纸亲热得很，几乎每个字都要看个明白。记得报纸的基调大概从八七年第二季度开始，逐渐向左转，至八八年初已经引起我这个‘老运动员’的极大不安，怎么文章的用词越来越像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流氓地痞腔。在我心中，国内要搞第二次文革的阴影越来越大。

管我们的二等秘书是教育部出身，据说是李鹏的部下，他在八八年执行的政策左得出奇。后来我问过好几个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他们那儿的使馆都没有这么极端。举二个例子，大家开下眼界。

一曰，‘不得改变身份’。具体应用的是，出国时是访问学者，不得改变身份去念博士。有已经在读的，一律退学；已申请到奖学金的，一律中断；已有学生签证的不得延长。使馆亲自通知各发奖学金的丹麦单位，停止发放，以致丹麦政府有段时间不再给中国留学生奖学金，说，从来没见识过一国政府来说，不要给本国学生奖学金。所有访问学者的名字都被送往移民局，中国要求，他们不得延长签证。笔者是访问学者，已在哥本哈根大学开始博士课程，并已有奖学金，所以是再清楚也不过了。

二曰，‘不经使馆批准，擅自去他国就读或工作，作叛国罪论处’。有一位访问学者是党员，被他国聘为客座教授，因怕去不成，没请示就去上任了，把一些行李留在丹麦另一位留学生家。这位党员党性不错，在他国越想越不安，画蛇添足，打了个电话给丹麦留学生党支部书记。书记劝他自己给二等秘书去说。结果是，他所在的国家收到了通缉令，而那位收留他行李的留学生，犯了隐瞒不报的罪，被勒令停止学习，驱赶回国。

这些事都发生六四前。六四后，转他国工作或学习是很平常的事。我知道，这位被驱赶的留学生在六四后，又返丹麦继续他的学业，而对该客座教授的通缉令成了笑话。我在八八年丹麦签证到期以前，在芬兰找到工作，因有客座教授的前例，不敢连累别人，终断在哥大的学业，独自俏俏地来到芬兰，直到六四后，才摆托可能被通缉的恶梦。

所以，当时很清楚，党内保守派势力越来越大，为了打倒改革派，他们不惜再来一次‘类文革’。之所以‘类文革’没有搞成，之所以国家继续开放，之所以我们能自由地在这国那国的学习工作，六四功不可灭，六四必定会记载在中华民族的正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