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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行走的画帝张大千：独往深山远·暂居印度大吉岭(5)

(2007-12-25 01:38:14) 下一个

行走的画帝

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二部分

独往深山远·暂居印度大吉岭（5）

作者 : 文欢

　中国的文人画讲究要在画好的画上面题诗，从题诗上再流露出诗的文采和书法的功夫，所谓“诗、书、画”三绝，三者缺一不可。张大千早年师承当时最著名的书法家曾农髯和李瑞清两位先生，学得师风的同时，甚至更青出于蓝，逐步形成具有个人特色的“张大千体”。而作诗则好到“他的诗，造诣之高，恐怕许多诗人都要让他三分”(著名文学家刘太希语)。

自古道文人相轻，文艺界自始至终都存在着派系斗争、人际关系之间的倾轧和各种恩怨纠葛这些问题，一直都很棘手。虽然周恩来总理当时一再呼吁美术界要加强团结，可历来的流派渊源实在太深，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得了的。

　　在徐悲鸿和一些画家之间也多少存在着这类问题。著名的旅法画家潘玉良和徐悲鸿曾是中央大学的同事，但因艺术观点及门派对立，一直存有很大的矛盾。因此，解放后国内虽多次邀请潘玉良回国，但都被她拒绝。她曾私下对朋友说过，只要徐悲鸿当权她就不会回去。

　　1953年，第二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徐悲鸿在大会期间突发脑溢血病逝。中国另一大画家刘海粟曾发表诚挚的悼文，说徐的去世是中国美术界的一大损失。而对于刘海粟和徐悲鸿三十年代的那场无人不知、彼此间大有仇人之见的“论战”，美术界却也从此一字不提了。

　　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在美术界威望很高，而与他曾有芥蒂的刘海粟甚至连文代会都没资格参加。徐悲鸿去世后，国内朋友再邀潘玉良回国时，潘玉良犹豫了，但不久因中国的“反右”运动开始，当潘玉良得知刘海粟、吴冠中等画家都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改的消息后，便彻底打消了回国的念头，直到1977年7月22日魂散巴黎。

　　随着文艺整风运动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画作为最传统的画种，竟被当成“糟粕”越来越多地遭到质疑，甚至批判。主要原因是国画表现的“才子佳人”不能为人民服务，更不能像“投枪和匕首”那样适应新时代的斗争要求。时任中央美院党委书记的江丰，便持有此观点。这位来自延安的资深革命家，固执地坚持着现实主义的美术思想原则，以保卫革命文艺的阵地。因此，当时已没有人再画风景、花鸟等传统题材，因为不能为现实的政治服务。后来直到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在公开场合说了：风景画有益无害，可以画；国画家们才又接着画起来。

　　新中国当时最推崇的艺术大师，是俄罗斯19世纪著名写实画家列宾，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当时的中国发展都以苏联经验为模式。列宾的创作便是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表现劳动人民的生活，他在中国宣传最广泛的一幅画是《纤夫》，小学课本中都有。虽然在艺术史上列宾的成就远没有凡·高、毕加索、高更等同时期画家的贡献大，但在中国当时的美术界，却给予了列宾最高地位，名气大大超过其他国外艺术大师。甚至在读的美术院校的学生，都可能不知道也不了解诸如凡·高、马蒂斯等其他国外画家。中国的绘画要表现阶级斗争，画家必须先读懂马列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