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初中一年级，几乎没有上几天课，一年过去了，连班上同学的名字都叫不全。爱玩不爱学习的我，十分喜欢这上学但不上课、家里学校两不管的生活。我像一只放出笼子的鸟儿，和一帮同学到处飞。今天飞到芦苇荡捞鱼虾，明天飞到运河里打水仗。天天玩水，倒是练出了一身水上功夫。一个猛子可以扎出 50 米远，头上顶着衣服可以踩水几里地。

       我和一帮同学最喜欢到江边上玩，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在江风的吹拂下像起伏的波浪，苇叶在风中发出啸啸的声响，与长江的涛声交织在一起，演奏着一首从远古走来的长江之歌。

       由于没上几天课，对学校也就没什么特别印象。唯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学校养猪场大烟筒上的三句“绕口令”：

        猪多肥多粮多，

        粮多猪多肥多，

        肥多粮多猪多。

        就在人们吃着大锅饭，过着“共产主义生活”，敲锣打鼓欢呼“钢铁元帅升帐”，“水稻卫星”、“玉米卫星”、“南瓜卫星”、“猪羊卫星”上天的时候，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悄悄地向我们逼近。

        转眼间升到了初二，开始了正规的学习。

        狂奔了一年的野马，哪能收下心来。望着那些数理化课本，我就头疼。什么左手定则，右手定则，还有那俄文字母，更使我晕头转向。我的眼睛常常离开书本望着窗外，心里在想：让我再去战三秋、战三夏、除四害，那该多好。

        一学期结束了，我的成绩单上除了语文和体育、图画、音乐等几门副科及格以外，其余全是大红灯笼高高挂。班主任望着我直摇头。

        何止是班主任摇头，同学们见了我也摇头。说实话，那时我绝对不是好学生，是个“大错三六九，小错天天有”的刺儿头。我把癞蛤蟆放在讲台的抽屉里，用图钉把坐在我前面小女生的辫子摁在桌子边上。我的模仿能力和表演能力很强，会讲好几种方言，经常站在讲台上夸张地模仿着老师的形体动作，语音语调，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可我自己从来不笑。

        清楚地记得是在初二的第二学期，一次上俄语课，教俄语的林老师提问我几个单词，我是一问三不知。林老师叹了口气说道：江南啊江南，我看你真是条虫，永远也成不了龙。

        我反唇相讥：老师啊老师，你要是条龙，为什么不去当大学教授？

        气得林老师一下课就跑到教导处告了我一状。

        那天校长非常礼貌地把我的父亲请了去。从来不知害怕的我，突然感到了害怕。放学回家，我一反常态地帮着母亲做家务，同时准备接受父亲的一顿训斥。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父亲回来，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越是这样我越是害怕，心里头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在我的潜意识里，这种宁静将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奏。果然，等弟弟们都睡下了，父亲把我叫进了他的房间，示意我坐下。我不敢坐，站在那里，两手搓弄着衣角。

        “孩子，你长大了，有一件事该向你说了。”出乎我意料的是父亲的语气非常平静和温和，没有训斥我的意思。

       “爸，什么事？”我不解地望着父亲。

        “孩子，我不是你的亲生父亲，是你的养父，是你的亲舅舅，你妈妈也不是你的亲生母亲，是你的养母，是你的亲姑姑。”

        “爸，你说什么？！”我一下子愣在那里。

        我望着坐在我面前的、从小就叫他爸爸的人，这个在南通地区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我一直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父亲，居然不是我的亲生父亲！难道我是抱养的？！

        “爸爸，你们是不是不喜欢我了，要把我送回去？我知道错了，我改就是了。”我哭了起来。

        “我们喜欢你。哪儿都不送，因为你是烈士的遗孤。”

        “什么？”我喊了起来。

        “是的，你听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