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女性文人中，司法部长史良无疑是我最敬仰的一位。之所以敬仰，不仅在于她是新中国仅有的两位女部长（另一位是卫生部长李德全）之一，还在于她是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之一。

        1900 年 3 月史良出生于江苏常州， 1913 年后就读于常州女子师范学校。 1922 年考入上海法科大学，攻读法律， 1927 年毕业。 1931 年开始在上海执行律师职务，前后近 20 年。其间，曾营救过不少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其中有中共中央委员邓中夏。在特务汉奸横行霸道、随时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的孤岛上海，史良的大义凛然、爱国情操和胆识勇气，备受世人尊崇。 1936 年 5 月史良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为了推动国民党抗日，史良等人到南京请愿。同年 11 月 蒋介石悍然下令逮捕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仆、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七人，投进苏州监狱，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在监狱中拒绝敌人诱降，坚持爱国无罪的正义立场，直到抗战开始，才被营救出狱。

        这样一位反蒋斗士，爱国志士，巾帼英雄，怎不令人肃然起敬。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高贵而又美丽的女性，令青年一代尊敬的长辈，却在 1957 年的那场反右运动中，出卖了他的老朋友——同是民盟中央副主席的交通部长章伯钧，亲手把他送上了反右运动的祭坛。

        据文史记载：是年 6 月 14 日晚，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史良主持，作长篇发言。她首先批驳费孝通的“党天下”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随后话锋一转，矛头直指章伯钧，把 6 月 8 日章伯钧向她说的话全部抖落出来，断言章是费的后台。史良的结束语，更是语惊四座，挥戈指向曾与自己最为亲密的罗隆基身上：“罗隆基现在出国，等他回来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有所交代”。章伯钧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和史良作为朋友之间诉说的心里话，会成为射向自己的子弹。由于史良的揭发，铁证如山，章伯钧成为中国的头号大右派，“章罗反党联盟”的头子。就这样，身为司法部长，通晓法律的史良，一手制造了反右运动中的头号冤案。这位曾是反对国民党独裁的英勇斗士，在反右运动中虽然表现了一个斗士的姿态，但失去了斗士的正义感和文人的良心，给自己留下了一个永远洗刷不净的污点。诚如章伯钧的夫人李健生女士所言，如果当年史良“首先接受良心的考验”，完全可能没有这番揭发性的发言。

        今天回过头来想想，史良之所以做出这种永远被人指其项背的举动，和当时的政治大环境有关。在那灵魂被高度扭曲的时代，扭曲的心灵已经使人分不清真伪与善恶。明哲保身的生存欲望使她做出了乘风飞扬，落井下石的举动。

        其实作出像她这样举动的大有人在，比较典型的是 郭沫若指斥沈从文为“反动文人”，逼得这位文学巨匠想割腕自尽。从此折笔改行，脱离尘世，躲进故宫成一统，以研究古代服饰躲避风雨。再如胡风的万言书，开头就批朱光潜，把他上纲到“为蒋介石法西斯服务”的吓人高度。还有，巴人批聂绀弩，；巴金批萧乾；萧乾批沈从文；老舍批吴祖光；吴祖光批丛维熙；钱学森批钱伟长；吴晗批“章罗联盟”。从此，文人之间的相互揭批成了反右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最为惨烈的一幕。

        然而整人的人最终也逃脱不了被整的命运，当胡风被定为“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后成了过街老鼠，文人学者闻风而动，万炮齐轰，人人喊打。吴晗则被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棒子打入十八层地狱，最后就连那个以整人为专职的周扬也被扫入秦城监狱，成为最后一名殉葬者。

        话题回到史良，在她揭发了章罗以后，并没有成为左派，想入党未予批准，文革当中同样难逃厄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和当年的头号右派、章罗反党联盟的头子章伯钧被同台批斗，这大概连她自己都始料未及。

        她嘲弄了历史，历史也无情地嘲弄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