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国家的国歌连着另一个国家的《哀乐》，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和日本，一对文化的表兄弟之间，无独有偶，也发生在英国和德国，一对种族的表兄弟之间。
 
中国游泳名将孙杨2013年秋季无证驾驶一辆保时捷，并引发交通事故。
国歌与哀乐
在20世纪中国音乐不多的成就中，《二月映月》《黄河》《梁祝》和《哀乐》可称为四大名曲，它们的特殊意义在于，它们都凝结有华夏古乐的风格，是华夏古乐向现代的伟大延伸，体现出民族性的伟大方面，故意义特殊而非凡。
前三曲的作曲者明确，独《哀乐》的作曲者说法纷陈不一，《哀乐》还和日本国歌《君之代》(君が代，Kimigayo)有明显的音乐上的相似性，有好事者挖苦日本偷艺于中国《哀乐》创作国歌，但《君之代》曲比《哀乐》早生半个世纪，这种说法说不通;有人反过来说，中国反日份子故意用日本国歌曲创作《哀乐》;也有人说，这是现代人牵强附会，硬拉扯在一起。我的看法是，二者相似性不是偶然，缘于它们共同的音乐血缘，是中国诗经时代，雅乐的现代流布变形。
关于《哀乐》的曲作者百度上有三种说法。
说法一，
是刘炽等人改编自陕北民乐唢呐吹奏的《风风岭》演化而来，乐曲1949年9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审阅，被正式批准为典礼用乐曲。
1942年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音乐工作者刘炽、张鲁等随河防将士访问团到米脂采风，听到唢呐艺人常文青演奏的《粉红莲》寓意悲壮，特别动人。刘炽等人将其改编，成《哀乐》，用于成吉思汗安陵仪式和迎送刘志丹灵榇仪式
说法二，
大作曲家马可(1918-1976)为主，马可、安波、张鲁、刘炽、关鹤童五人组成的民间音乐研究小组对两首陕北民歌《绣荷包》与《珍珠倒卷帘》的主旋律改编，为刘志丹同志移灵而创作。
说法三，
《哀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首任团长罗浪根据北方一首民间吹打乐《风风铃》曲调改编而成的。是他影响最广、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三种说法的共同点是，《哀乐》是基于民乐的再创作，首用于迎送刘志丹灵榇仪式(发生于1943年)。那么《哀乐》的原本民乐到底是什么?很显然，只能是唢呐乐，《哀乐》有明显的唢呐风格，《绣荷包》《珍珠倒卷帘》《风风铃》和《哀乐》相差太远，谈不上有什么共同的音乐元素，从中能得到启发创作别的音乐有可能，但启发了《哀乐》太扯了。唢呐艺人常文青演奏的《粉红莲》是唯一答案。
唢呐是中国原生的民族乐器，是上古音乐的主要演奏工具。从周代到唐朝，长安大部分时间是中国首都，是贵族文化、贵族雅好的保存地。伴随王朝的更迭覆灭，皇家和大贵族家的乐师流落民间，他们把雅乐也带到了民间，其结果和法国大革命导致皇家厨师流落民间、使皇家厨艺推向民间、成就闻名的法兰西佳肴文化一样，许多陕西民乐实际就是原来失传了的宝贵的宫廷音乐。
《哀乐》的再创作主要作者是谁呢?中国人有一个恶习，就是把功劳归功于后来的当大官的人，其次归功于后来的大名人。分析三种说法，罗浪说一看就是因为罗浪当的官最大、最长，死得又晚。故马屁精们尽归功于他，罗浪最多是《哀乐》的再配乐人或配乐的最后定稿人，《哀乐》的原配乐人是刘炽，这从说法一中可以证明。说法二持集体再创作说，这一说法部分包含了说法一，因为刘炽也是集体之一。对刘炽说有利的是，只有这一说和唢呐艺人常文青的《粉红莲》联系一起，但对刘炽说更有利的是，刘炽后来成了出名的大家，一直站在舞台上。
说法二的马可说，最有可能和最容易符合中国国情。马可是个音乐天才，和刘炽等集体成员岁数相差不大，但早早出名成家，年纪不大就居于老师的地位。但出名早、倒楣也早，1955年起就不断受到批判冲击，死得也早，名声消失得早，其功易被别人截取。对马可说不利的还有，看不到马可与《粉红莲》之间的联系。
我注意到张鲁的特殊性，张鲁和刘炽一起与《粉红莲》关联，又和马可一起与《白毛女》关联。《白毛女》比《哀乐》早出，其中有明显的《哀乐》元素，这说明有同一个人在中间起了作用。张鲁是二大关节的唯一共同关联人。张鲁后来一直做老师，社会名头不大，在中国，这样的人有大功也须归于别人。也许，是张鲁的天才不够，需要天才的马可指导，这样《哀乐》是马可、张鲁二人为主再创作的。
日本国歌的出生谱系非常清楚，1869年，日本人得知国家应该有国歌，于是，比中国被西方列强开国晚20多年的日本，却比中国早20多年开始寻摩国歌。明治三杰之一的大山岩(Oyama Iwao)(1842-1916) 从公元10世纪的《古今和歌集》中选了一首歌颂君主的古诗做为国歌的词，(君主制国家的国歌几乎都选用君主的颂歌，这是一世界通例)，作曲则由英国军乐团教师约翰.威廉.芬顿代劳。但西洋鬼子不识东方文化精义，其作曲缺乏东方之魂，日本人不满意，10年后重谱，由日本宫庭雅乐指挥林广守(はやしひろもりHayashi Hiromori)编曲，取雅乐风格。日本宫庭雅乐本身就是中国古乐的完整保存，而中国却早已失传。这样日本国歌和中国《哀乐》共同承接了中国古乐的音乐基因。
一个国家的国歌连着另一个国家的《哀乐》，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和日本，一对文化的表兄弟之间，无独有偶，也发生在英国和德国，一对种族的表兄弟之间。
英国国歌God Save the Queen (King)是世界国歌之母，其作曲曾被许多国家共同采用。它是参考日耳曼古乐而谱，保持了日耳曼古风。
著名的德国军队挽歌又名(我曾有一个同志)，词由德国诗人路德维希·乌兰特(Johann Ludwig Uhland，1787年4月26日――1862年11月13日)于1809年完成。曲由作曲家佛利特立希·纪尔舍(Phillipp Friedrich Silcher， 1789年6月27日――1860年8月26日，)于1825年完成。在德语区(包括德国、奥地利、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以及智利的德意志人聚集区)至今依旧传唱广泛、深受喜爱、成为葬礼风俗。
该曲与英国国歌明显相似，其实都是缘于日耳曼古乐因缘。
中华上古雅乐也好，日耳曼人用于庄重场合的古乐也好，基本风格就是庄重舒缓、慢而低沉、心静追思，最终要体认到与天地通、与另一宇宙通之人生幽玄感，其优点是人生感强，缺点是旋律感不足。日本和英国的国歌都是很难唱的。而相应的哀乐版都是在的旋律方面改进极大，成为名乐。
因难唱而无知愤青们常嘲笑。
最近的事例，仁川亚运会，中国游泳名将孙杨夺金后感言：“日本国歌很难听”多无知啊，日本国歌是正宗的中国古乐。孙杨2013年秋季无证驾驶一辆保时捷，并引发交通事故。当时,他还正在为一汽车做广告代言……非同寻常的泳坛健将在生活中也可谓是与众不同。
而且，南北朝鲜共同的国歌曲《爱国歌》，中华民国国歌曲也都是师法中华上古雅乐，中华民国国歌也难唱，也一样常被无知青年嘲笑为哀乐。这也是无独有偶。无知青年嘲笑的是东方之魂。
作者:达之 2014-09-26
先秦·左丘明《左传·昭公十五年》里写道：“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 说的是：周景王十八年（鲁昭公十五年，公元前527年），晋大夫籍谈出使周王室。宴席间，周景王问籍谈，晋何以无贡物，籍答道，晋从未受过王室的赏赐，何来贡物。周景王就列举王室赐晋器物的旧典来，并责问籍谈，身为晋国司典的后代，怎么能“数典而忘其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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