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价值观存在差异、两国关系围绕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问题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冈田武史在中国足球超级联赛杭州绿城俱乐部执教。邻国中国的国民给他留下了怎样的印象?体育到底能带来何种可能性?2013年11月,曾在中超联赛杭州绿城队担任主教练的冈田武史宣布离职。朝日新闻记者就此采访了冈田教练。
冈田:以前听说中国球员喜欢“齐心协力”地偷懒,不会拼命地练习,可事实完全不是如此。中国球员比日本球员更拼命练球。虽然常被说成是个人主义,但是其实中国人比日本的孩子更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我没觉得中国球员有什么不好的。
问:听说您常跟队员们进行一对一交流?
冈田:确实如此,我觉得不跟球员交流的话很多事情就无法了解,实际交流了之后我确实了解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有一名队员说左脚用不出力,我追问了才知道,原来6年前他做过手术,但因为不知道方法,就没有做恢复训练。现在他的左大腿比右大腿细了4公分,检测后发现左右腿肌肉力量相差了36%。
如果是在日本,他不可能上场比赛,上场一般就会受重伤。在中国,球员受伤后绝大多数都是自己做恢复训练。我意识到对伤员的管理将成为重中之重,所以马上从日本召来了教练员。
问:在中国,教练一般会将来自自己家乡的队员带入球队,拉帮结派。您刚上任就一举扫除了这种靠人际关系进入首发阵容的恶习,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
冈田:中国是人际关系社会,人和人的关系决定了很多东西。中国那么大,我也不可能到处去招募人才,我能做的只是认清这一现实。另一方面,我执教之后就没有人能靠人际关系获得首发位置了,球员们也认清了这一现实。
问:您追求以传球为主的攻击性足球,并从青年队上调了7名队员。为何没有将擅于长传的巴西前锋汇集到球队中,那样不是更便捷么?
冈田:虽然立刻做出成绩最好最便捷,但那样的话球队就得不到成长。当然,“为了球队成长”也不能成为不做出成绩的借口。我正在考虑从何处开始着手做出改变。
问:您挂帅杭州绿城被认为是严峻而巨大的挑战,您有那样的体会吗?
冈田:完全没有。我只会用足球来维持和别人的关系。我喜欢足球,能从事足球的工作我感到很幸福。我并没有想过要改变中国足球,如果能起到推动作用我就很高兴了。
问:您从日本带来了包括1998年法国世界杯时的搭档小野刚教练在内的教练组。现在,您和奋战在日本职业足球联赛(J. LEAGUE)的外籍主教练们站在了相同的立场,有什么体会吗?
冈田:跟预想不同,我反倒是觉得“原来外籍教练这么好当”。球员们一开始就对我很尊重,有时我自己都觉得在换人上出现了失误,大家却相信我的决定,认为我有什么深意。
问:您是否把执教杭州绿城当成是执教生涯中集大成的机会?
冈田:我率日本队参加了世界杯,在日本职业足球联赛的甲组和乙组中也都夺冠了。我曾自大地以为自己该经历的都经历了,足球的事情也都懂了。可是前年的世界杯之后有一场比赛,巴塞罗那以5比0战胜了皇家马德里,在那场比赛中我看到了完全无法理解的足球世界。
巴萨的足球完全超越了我的常识与想法,他们首先做到的就是不丢球,即使丢球也马上就抢回来,这样就不用组织防守了。我也想挑战像那样的新足球,足球渐渐变得越来越有趣了。如果没有那场比赛,我就不会来绿城执教。已经攀登过的高山我不想再攀登,可是在这里我发现了应该攀登的新高峰。
问:您执教杭州绿城,给人的感觉就是在一张白纸上作画。您怎么认为呢?
冈田: 1999年在札幌执教时也是面对着一张白纸,可这两张白纸也有所不同。因为札幌的那支队伍很年轻,所以没有球员转会,在这方面是一片空白,然而杭州绿城则是在足球方面一片空白。可以说,随着我不断上色,绿城的足球会不断变化。
即使球员们进行的是相同的练习,两个月后和两个月前也截然不同,我甚至惊叹为什么球员们能有这么大的进步。我觉得他们潜力十足。让我觉得可怕的反而是,就算我涂上了错误的颜色,这张白纸上仍能浮现出美丽的画面。执教这支队伍让我乐在其中,又觉得很有价值。
与中国足球同行
问:虽然中国人和日本人同为亚洲人,但听闻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您在指导队伍时强调什么呢?
冈田:我没法对全体中国人进行概括。我在队员面前不断强调的是自我管理、对自己负责,还有就是拥有为球队争胜的忠诚心。
中国教练告诉我,“中国球员不管不行”。过去教练会在夜晚门禁时间后巡视球员宿舍,我上任后叫停了这一做法。就结果而言,确实出现了问题,有人因此“牺牲”。但每次问题发生后,队员们都逐渐意识到问题并有所改善。
问:“牺牲”是指?
冈田:有传言队员在比赛前夜擅自溜出住宿的酒店。“我觉得不可原谅,因为他们辜负了我对他们的信任,不过我决定再给一次机会,让溜出去的队员来一趟。”当时我这么说道。
中国教练认定绝对不会有人来承认,最后有5名队员主动认错,我表示“如果下次再犯绝不姑息”。后来仍有一名队员不知悔改,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于是我解雇了他。虽然这位队员挺可怜的,但这对于教练来说是必要的抉择。
问:据说您在决定续约2年的过程中,曾和球队老板发生过冲突,真的是这样吗?
冈田:发生过两次冲突,2012年我还一度想辞职。7月时老板要让一名曾在国家队踢后卫的球员转会。虽然我不理解为什么要赶走他,但是我表示希望用转会费来添置新外援增强实力。当时老板表示知道我的想法了,但是我物色好选手并回到杭州后,老板的下属、管理俱乐部的经理却告诉我“不能花这笔钱”。
当时我忍了,但不久后又有情况了。当时赢了一场球,我在比赛中启用了一名年轻球员。老板要求我让这名球员在下一场比赛中首发上场。我把包括他在内的4名年轻球员留在了杭州,带队前往客场。后来从中国教练处得知老板让4人赶来,我非常生气。我告诉老板,我不会续约,1年期满就不干了。
问:介入现场指挥如此之深,这很罕见吧?
冈田:老板是个好人,也没有恶意。教练应该这样,选手应该那样——可能他的想法就像在游戏中组建球队一样。估计他当时没有理解我生气的原因,但通过不断沟通,我们现在已经磨合得很好了。话说回来,日本也差不多,过去我在日本也发生过类似摩擦。
问:即便如此,您还是没有辞职,是什么促使你作出这个决定的?
冈田:8月25日是我的生日。24日我们出发前往客场比赛,在杭州机场内,球迷们唱着生日快乐歌欢送我们,还高呼希望我“不要辞职”。
我在飞机中思考了两个小时,想起来到这里的初衷:不是为了自身,而是希望为队员、工作人员、球迷带去喜悦。这里聚集了有才华的年轻选手,能够踢我理想的足球,怀着“大不了回日本重新来过”的心情,我来到这里追求梦想。球迷的热情让我明白,我不可以“大不了就回日本”。
但我又有些不甘心,于是作为延长合同的条件,我要求老板在第2年补强球队,并且不再干预我的现场指挥。虽然他全都答应了,但到时候还是会“插嘴”吧。这跟在日本有点不同。
问:听说中国人非常注重面子,您有什么亲身体验吗?
冈田:我让青年队练习时会让他们玩小游戏,输的人就要接受“惩罚”,要跪地说一句,“我服输了”。大家为了不被“羞辱”,都竭尽全力。不过最后即使输了,他们也绝对不会下跪。
面子、自尊和年龄没有关系,必须要让对方有面子,能挺直腰板。在尖阁诸岛的问题上也是一样,我听说在这次国有化的问题上,日中关系恶化的决定性因素是当时日本方面不给胡锦涛面子。
问:在尖阁诸岛问题上杭州当时也爆发了游行示威,紧接着的那场比赛也被中止了。您当时感受到自身处于危险的环境中吗?
冈田:在正常的生活中并我没有留下任何不好的回忆。比赛中止的原因也并非因为杭州绿城的主教练是日本人,而是因为比赛场地的警备力量不足。那段期间杭州的确发生了严重的暴动,但是我认为新闻报道中也存在误解之处。
问:不过如果没有相当程度的反日情绪,也不会发生如此严重的骚动吧?
冈田:不喜欢日本的人可能不少,但也不至于想把自己的孩子送上战场吧。从政治层面来说,两国都有各自的立场,所以无法解决问题。此时只有依靠人与人之间的牵 绊以及信赖了,文化和体育就是切入口。我不是政治家,我能做的就是作为日本人,和中国选手们齐心协力,踢出好的比赛。当比赛被中止时,我反而更想比赛,也因此我不能“逃回”日本。
问:在中国,会让您更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是日本人吧?
冈田:没有吧。没错,我热爱日本,身份上来说是日本人,也曾作为国家队主教练“背负着日之丸而战”。但是从本质上来看,纠结这些其实很傻,尖阁诸岛问题也是一样。双方都主张尖阁诸岛是“固有领土”,但什 么时候它就“固有”了呢?如果将地球的46亿年历史比喻成460米长的道路,那么人类历史即便有20万年,那也就相当于其中的两公分罢了。
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在沙坑中玩耍,不让朋友进来。当时老师训斥:“想想怎么才能大家一起好好玩。”尖阁诸岛问题也是这样,要么“打架”,要么协商。那么要选择战争吗?我不要,仅此而已。
去中国的时候,我就预想到可能会发生尖阁那样的问题了。发生问题时,我要拯救地球,我要拯救人类——我没有想那么远。我只是希望自己的3个孩子能够享受和平,社会能和谐,世界能安定。为了下一代,不管遇到什么问题,答案都会变得简单,只要考虑什么是有利于后人的。核电站等问题也是如此。
问:那么应该如何与中国人相处呢?
冈田:我对中国人没有先入为主的概念,所以没有什么需要防备的,也没有什么一定要遵守的规则。有人有成见,认为“中国人很懒惰”,但其实不是;也有人说中国人不守约,但也有日本人是不守约的,民主党和自民党不就完全不守约吗?
虽然很多人讨厌中国,但是实际来过中国、在中国居住过的人又有多少呢?明明不了解对方却有厌恶之情不是很奇怪吗?我回国时看日本的报纸,也产生过“中国非常自私、令人厌恶”的想法。但是我回到杭州后,遇到的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让我有这样的情绪。
问:我们习惯对一个现象下某一种定论。比如说,中国的选手无法自立,是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您怎么看?
冈田:是这样吗?我们的队员现在在中场休息时也能够和队友们充分交流了。最初他们在中场休息时一味希望教练能够作指导,不过后来他们可能理解了,事关保级,不能什么都靠教练。看到球员的变化后,中国教练的作法也开始有所转变。
日本选手在大约20年前也曾被诟病,认为他们无法自己做出判断是因为学校教育的均一化。不过在足球中,这一点能够发生改变,现在已经有很多日本选手活跃在世界舞台上。将中国选手的问题归咎于计划生育,这只是借口。不敢说社会能改变,但足球无疑能够改变。在现实中,杭州绿城的球员们已经自己开始转变了。
问:在中国执教时,正值日中因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问题对立,中国爆发了反日游行,您当时看到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答:我没有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只是在一次客场比赛中被骂“混蛋”。在外面,有时会被要求签名、合影,也有人跟我打招呼说“加油”。示威砸毁日本车、袭击日系超市的只是一部分中国人。
对我来说,无论如何都不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战场,中国的父母们也是一样吧。答案很简单,只有相互对话。如果国家和国家、文化和文化之间对立,那么只有寻找契合点。政治家应该很明白这一点,但却不妥协。因为(如果妥协),在日本会导致支持率下降,在中国则会导致政变。结果,国民只有自己来考虑什么是重要的。就像足球选手不等教练的指示,必须自己考虑一样。
不过呢,我说这样的话,有可能会被一些人质疑“那个家伙怎么了,叛国了吗?”现在日本弥漫着这样的空气。
问:什么空气?
答:变得不能开口说话的空气啊。老百姓即使有感触,也不能说“不合时宜”的话。这非常危险。
我也曾作为日本国家队的教练,披着太阳旗满怀强烈的自尊心和骄傲去“作战”。但是,对方也同样全力以赴比赛,我很尊重这一点的。民族主义不仅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必须的理解,无论哪个国家的人都怀有一颗爱国之心。
问:第1年在中超联赛的16个队伍中排11名,第2年12名,说实话成绩不是很理想。但是,不管引退记者会的气氛,还是充斥着有关日本坏话的中国网络上,都明显可以看到对于冈田先生友善的发言,这让人很意外。您对此怎么看?
答:在日本已经习惯被批评了,原本以为在中国也会这样,谁知却没有。我很开心自己想做的事能得到大家认可。
问:听说您从杭州出发回日本的当天,支持者们到机场来送行,用日式鞠躬向您道别并表示感谢。
答:我在中国也没做什么特别的事,只是强调了自立和纪律。虽然都说中国人很松懈必须严加管理,但我把门禁取消了。我尊重选手个人的意愿,但是尽管如此也有球员两次违反纪律,被我开出了。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第二年夏天。当时我开除了一名球员。那是一个老球员,跟球队经营者方面关系很深,作为核心球员却说出扰乱队伍和谐的话,并压制年轻队员的发展。事后,剩下的球员们表情发生了变化,我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喜悦。在之后的比赛中,我们打败了强于自己的对手,在更衣室内相拥欢呼。以前不管输赢,比完赛后大家都马上各自回去。我很高兴大家作为一个团队能有这样的变化。
曾经有日本来的教练说“这些人(球员)不行啊”,我有时候嘴里也会冒出这句话。但是,不能这样说。虽然他们可能跟日本的球员不同,但这样说的话就像在说,自己这个领导者也不行。
问:虽说如此,毕竟历史和习惯都不同,还是很辛苦吧。
答:当然了,还是有很多无法改变的东西。比如,中国的足球没有开放的转会市场,球员都是靠送礼或者喝酒来跟有权力的人构筑关系,给自己留好后路,即使被球队开除了也能找到下家球队。所以大家对所属球队的忠诚度很低。还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事:“我明白教练的意思,按教练说的去做的确会有所提高,但是一旦我被开除了,教练也不会帮忙找下家球队。那我就只能去建筑工地上每月挣个千把块钱了”。
这一点跟日本人不同。在日本,如果不行的话回去也有立足之地。在中国社会生活的人应该会这样想吧,即使获得理解,也有些事情是无法改变的。在中国,只能妥协。
问:一般认为目前是日中关系最差的时候,但足球的交流还是很活跃,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答:中国对日本足球抱着憧憬和尊敬的心情。虽然中国人讨厌日本,但也有人说喜欢我或者是不讨厌日本哦。日本人也一样,与其对于一个模糊概念的中国喜欢或者讨厌,倒不如去了解真实的中国,如果有了喜欢的东西和人,想法也可能发生巨大改变。
现在,中国希望借助外部力量培养青年球员。如果与J联赛(日本足球职业联赛)合作,让教练去日本研修的话,我打算去帮忙。
问:日本的年轻人今后能面对正迅速崛起的中国吗?比较担忧日本年轻人的“内向”。
答:到底会不会这样?如果足球的话应该不会。中国自然不用说了,在泰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乌克兰和印度等队伍中也不乏努力的(日本)年轻人哦。那是一群在J联赛以外赤手空拳去战斗的选手,是很勇猛的哦。他们有着与我们那一代不同的感性。说年轻人“内向”的老人们还是别在这碍手碍脚啦,最好赶快退下去休息吧。
前中国足球超级联赛杭州绿城俱乐部的主教练冈田武史,生于1956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曾效力于古河电工(现在的千叶电工),作为日本国家队成员出战过24场,1998年首次在世界杯中担任日本国家队主教练,在2010年的世界杯中带领日本队打入16强。
采访后记:
冈田每天在自家和位于杭州郊区的练习场之间两点一线。他的汉语水平只有打出租车的程度,即便如此他也拥有非常热情的粉丝。看来语言以及国别的壁垒也是能被跨越的吧。“即便同为日本人,其内部也是形态各异”,因此纠结于日中的不同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采访后笔者也觉得能够正视这一问题了。
关键词:中超
俱乐部的老板大多是拥有房地产的资本家,他们用巨资招揽选手以及教练。在上赛季,16支球队中有13支聘请了外籍教练,其中成功卫冕的广州恒大每年的预算据说高达70亿日元。另一方面中国男子国足状态低迷,在去年的奥运会以及2014年世界杯中都止步预选赛。
《朝日新闻》
冈田武史:谢谢!再见!
杭州绿城足球俱乐部主教练 冈田武史
11月3日,我执教中国杭州绿城足球俱乐部的第2个赛季结束。杭州绿城队以8胜12负10平的成绩排名第12。虽然成功保级,但由于受主力球员伤病等影响,这一结果说实话不如人意。
11月5日上午,我将包括U-20在内的50多名球员召集起来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明年将不再执教”,宣布在本赛季后卸任。虽然有些球员为此落泪,但笔者并不后悔自己的决定。从各种意义上讲,这2年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
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比赛是2013年8月5日迎战上海申花之战。当时在上海客场1比0取胜,首次收获客场胜利。当时采用了将主力老队员都替换下场的背水一战的战术,是一场不允许失败的战斗。在决战之际,包括替补球员在内,全体球员都团结一致,斗志昂扬,结果取得了胜利。当时的感受是来中国后第一次觉得有了自己的球队。
赛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更衣室里突然想起了庆祝的口号。这是以前在日本JEF市原(现JEF联市原.千叶)担任二线球队教练时从捷克籍主教练那里学来的。“奇枯洽卡、奇枯洽卡、耶耶耶!”。杭州绿城的斯洛文尼亚的外援卢卡.津科也知道这一口号,告诉我“教练,不对,不是这么喊的”,但笔者坚持“不,就这样。这是我的口号”,和大家一起放开喉咙唱了起来。“这些家伙终于成为一个团队了”。这样想来,真的感到非常高兴。这是无法忘却的一战。
感觉球员们在本赛季确实取得了进步,成长为一支了不起的队伍。但是却经常在临近比赛结束时丢球而被扳平,丢掉到手的胜利。今年的中超联赛非常激烈,除了排名前三的队伍外,其他球队的积分都非常接近。如果拿下这些本该取胜的比赛,绿城有望挤身前五。球员的水平确实有了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于未能带领球队获胜感到非常抱歉。
可能有人会问,既然如此有信心,为什么还要辞职呢?尽管家庭因素是主要原因,但还有一个原因,我感觉作为主教练应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看到了难以超越的极限,这也是事实。
执教杭州绿城是我第一次到海外执教。而且是首次到中国。在对中国足球界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就来了,实际上我当初有自己的秘笈。在第一次观看球队训练时,很遗憾地看到杭州绿城缺乏作为职业球队的自律性,但反过来说,由于其他中国球队也是半斤八两,因此自信地认为,如果能让球队做到纪律严明就能取得胜利。而这正是我最为擅长的。
在最初执教时,正式比赛结束后,休息过一天再走上训练场时,曾有球员说自己“脚疼”,然后不参加训练。按理说,如果受伤就应该在休息时进行治疗,但这些球员却没有那么做。有些球员受伤后不采取任何措施就回家。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一直重视建立一直自主性强的队伍,希望球员能明白需要自己要担负的负责。
例如在赛前要在多长时间内摄入多少热量、赛后如何调节身体才能不影响接下来的比赛。2年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甚至开除了2名球员。我一直在向球员们诉说:作为职业选手应该喜欢足球,为了球队获胜大家团结在一起。作为职业选手为了最好的表现应该加强自我管理。
比起最初的阶段,球员们开始具备了自觉性。曾有一段时间觉得球员已经有所领悟,但遗憾的是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渗透。
归根结底,我未能让真正的职业素养作为一种文化在球队里生根发芽。对我来说,球队内的纪律就像房子的地基。如果不打好坚实的地基,无论地面上的部分多么漂亮,最后结果也是倒塌。杭州绿城之所以许多场比赛在最后时刻丢球,就是因为没能打好这种基础。
当然,即使是中国球员,心里也明白这些道理。但就像我所说的那样,专心踢球,并一点点取得进步,但在没有公开转会市场的中国,也很难获得其他球队的关注。相比提高实力,与那些有背景的人一起参加酒宴、加深交流,在生活上会得到更大好处。只要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有很好的人脉,即使犯了错误,球员生涯也不会终结。所有人都这样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球员为了生存不得不如此。
面对一直与我同甘共苦的日本教练组成员,我在最后的会议上这样说:“这两年也许非常艰难,但并非毫无意义。我们拼命努力地工作,所有人都会看得到。我们想要表达的想法都表达了。至于他们如何理解、如何行动,这是另外的问题。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所期望的东西,也有他们无法做得到的”。
我相信杭州绿城队的老板也已经接受了我们的足球理念。在我离开之后,听说老板仍打算尽量由日本教练班子来带队,对日本式的执教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能一直坚持自己的思想,不论需要多长时间,都要打造一个自认为理想的成长型队伍。面向四年后的全运会,据说正在精心制订计划,准备把选拔出来的30名U14队员送到日本留学。似乎非常愿意学习日本的足球和文化。对此,我也会尽可能地提供帮助。希望中日足球交流能由此揭开新的篇章。
回到日本后有什么打算呢?我想先稍做休整,但无意再回到一线执教。为了日本足球今后的成长,应该把机会留给年轻人,我们在背后提供支持。
不仅是足球世界,政治领域也是如此。听说大企业里社长的平均年龄在65岁以上,任期只有4年。经济高速增长期已经过去,一切都不好下定论,但新兴市场国正在快速增长,人口持续增加,照此下去,地球也支撑不住。在价值观需要做出改变的时代,像我们这样总是不停地向上攀登、没有奋斗目标就无所适从的一代是不是也该做出改变了呢?把机会与时间留给年轻人,支持他们。也许这才是我今后必须要做的工作。
虽说如此,我此前总是任性而为。在做出新的打算前,必须先好好陪一下老婆。
在中国的这两年也得到了很多在日本无法体验的经验。通过这个专栏尽可能地和读者们分享自己的体验,让大家能借此来深入思考日本与中国。衷心感谢一直以来帮助我们的中国人、为我们加油的球迷。
谢谢!再见!
日本经济新闻 2013/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