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i36.tinypic.com/abo1w6.jpg><br><br>海外旅德X先生的“北京人害死了杨佳”理论被中国大使馆迅速反映到了国内。公安部、中宣部召开了内部研讨会。与会同志积极发言,纷纷称赞该理论与时俱进,高屋建瓴,抓住了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公安战线、宣传战线又一无往不利的武器。<br><br>其中上海同志发言:X先生果然是吃过洋面包的人,讲的老好老好。杨佳这个小赤佬倚仗伊北京户口,不听招呼。伊啥人呢,到阿拉上海滩闯码头,许文强啊?伊拉北京人劣根老多老多格。上次有个江北佬,因为一点小事,同志们给伊吃生活,伊被打得呢,不成人形,但伊服服帖帖,后来也没有来举报、申诉。哦,首长,要不,阿拉把伊江北巴子寻出来,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北京人民向伊学习?<br><br><img src=http://i36.tinypic.com/zssuv8.jpg><br><br>哈尔滨同志深表同意:X先生的理论英明是英明,但不太好往咱们那点事上硬套。我们查过了,被打死的大学生林松岭是哈尔滨人,而大打出手的六位警察也是哈尔滨那旮旯的。您说,这事咋整的呢,杨佳在上海杀了六个警察,咱们哈尔滨六个警察打死了一个大学生。咋就这么巧呢?哦,对不起,跑题了。上海同志别误会,咱并不是暗示说咱哈尔滨警察比上海警察牛逼。言归正传哈,言归正传。既然都是哈尔滨本地人,那咱们就来个自我批评,哈尔滨人啊,就太傻,太天真,太冲,太愣头青。你说,咱们警察平时没喝酒都够凶横的,更何况几位特警弟兄吹了好几瓶二锅头。那林松岭愣是要硬碰硬,您说,那是找死是不?我们决定要求全体市民多作自我检讨,深挖哈尔滨人的劣根,劝说全体市民珍惜生命,远离毒品、股市和警察。以后遇到警察甭管自个儿有理没理,都要恭恭敬敬,规规矩矩。不要出言不逊,刺激人民警察,尤其是酗酒后的人民警察。哦,刚才上海同志的主意很好哈。找到那位江北人,我们要把他塑造成警民和谐共建的标兵,首先在哈尔滨掀起轰轰烈烈的学习运动。<br><br><img src=http://i38.tinypic.com/2weyyvt.jpg><br><br>贵州、甘肃和云南几位同志也紧密联系当地情况作了发言,因为观点大同小异,所以集中整理: 首长们、同志们,我们三省代表都来自老(区)少(数民族)边(境)穷地区,其地域人文特点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穷山恶水出刁民”。出事后,本来我们还在各级政府组织执政能力上找原因,作自我批评。现在呢,结合X先生的理论,我们认识到翁安事件、孟连事件、陇南事件是必然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刁民”嘛,能不闹事嘛,对吧?教训是沉重的,同志们!我们建议党中央、国务院组织人力、物力深入研究各地人民的劣根本性,针对性的进行批评、帮助和教育,务必把人民改造的服服帖帖,从而跑步进入和谐社会。<br><br>公安部、中宣部的首长龙颜大悦,当场拍板,决定就地域人文特点在“科学发展观”理论指导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调查,重点揭发各地人民不和谐的劣根,然后对症下药的进行改造。首长在总结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同志们啊,这项任务相当于全国人民的“基因”改造,任务艰巨而辉煌。想想看,元朝、满清统治者和日本人用暴力征服都没能做到的事情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实现,不容易啊,同志们。我们建议把这项工程命名为“虫的传人(和谐之光)民心基因改造工程。”该项工程正式简称“虫民”工程。<br><br>后来,公安部、中宣部联合邀请X先生回国讲学。邀请函里特地讯问X先生出生籍贯什么的。主要是党中央也担心X先生有些什么不和谐的劣根。不过,结果是皆大欢喜。中共中央党校还授予X先生荣誉博士学位。<br><br>再后来呢,德国以及西方各国都要求分享中国的数据库。各西方移民当局明文规定,对经过“虫民”工程改造过的中国公民申请移民时给以加分。具体分数视地域而定(内部透露北京人的分忒低)。根据追踪调查,各国政府对引进的“虫民”都非常满意,高度评价他们“只需要最低的人权待遇,能忍耐最严酷的国家暴力,服服帖帖的在各个阶层服务,堪称其他族裔的表率”云云。<br>)
哈尔滨人害死了林松岭?
前言:最近文学城中新科红人X先生发表了大作《谁在傲慢与偏见?》(又称《北京人害死了杨佳》)。文中X先生反思杨佳事件,重点揭露了北京人的劣根性:傲慢、自私排他和抗压能力很不足,似乎这些便是整个事件的关键或者缘起。我读后,啧啧称奇,拍案惊绝。于是将X先生的理论举一反三,推而广之,遂成小文一篇,博大家一笑。
海外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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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人害死了林松岭?(魔幻搞笑版)
海外X先生的“北京人害死了杨佳”理论被中国大使馆迅速反映到了国内。公安部、中宣部内部召开了研讨会。与会同志积极发言,纷纷称赞该理论高屋建瓴,与时俱进,抓住了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公安战线、宣传战线又一无往不利的武器。
其中上海同志发言:X先生果然是吃过洋面包的人,讲的老好老好。杨佳这个小赤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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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34.tinypic.com/2zida3o.jpg><br><br>我有亲人住在内地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他们楼下有好几家水果摊贩,其中一家生意特好。竞争对手妒忌得牙痒痒,就诬告他私卖香烟。烟草专卖局的人冲进来搜查,摊主认为他们没有证据和法律手续,所以抗拒搜查。烟草专卖局的先生们便把警察叫来,把摊主一顿好揍,水果铺被抄个天翻地覆,也不见香烟。在“执法”过程中,路人甲路见不平,起哄“警察打人啦!”于是,摊主和个路人甲同时被收押。一个月后,摊主被释放,路人甲还被圈着。<br><br>没人知道路人甲的结局如何。后来没有听说他捡起剔骨刀,袭警维权的传闻。所以,可以肯定他在看守所里被收拾得服服帖帖,出来后一定“洗心革面,从新做人”,绝对不敢为别人伸张正义。更可能当自己的正当权益受损时,也会选择委曲求全。在一个有法不依,政府权力无限膨胀的社会里,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蚁民似乎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以暴易暴,这是异数;一是忍气吞声,此乃常态。<br><br>没有人否认杨佳的犯罪事实。然而,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民主社会的人,如果看到中国最高法院的一个大红印戳,便认为法律得以维护,正义得以伸张,然后踊跃的在这一纸判决书上追加一个自己道德的评价“莫拿罪犯杨佳当英雄”,那真是太容易,太简单,“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ïve”了。试问您想过没有中国为什么会有产生杨佳的土壤,为什么会有杨佳的崇拜者,为什么一个物质文化日益发达的社会里,青年们不相信司法,而是渴望、向往用暴力维护自己尊严的勇气呢?再问如果您本人或者您的父兄家人某日不幸遭遇警察暴力,成为杨佳或者前文中的路人甲,您会怎么作呢?再假设在审判您的过程中,您的母亲神秘失踪,被强制关进精神病院,每天被要求服用几片药物,您又会怎么想呢?<br> <br>在一个正常的公民社会中,政府侵犯任何一位公民的权益,就是对全体公民权益的践踏。这个信念在美国乃至西方人民心中根深蒂固,大家守望相助,时时刻刻警惕政府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滥权。人们不仅关心受害者的权益,同时关注罪犯的权益;如有必要,也不吝惜给以罪犯道义上的同情和支持。而且,大家更是紧紧盯牢审判过程,以确保司法程序上的公正、透明,因为人们有理由相信下一个受审的或许是自己。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的中国人大都生活稳定,即使对眼下的经济危机稍有恐惧,但普遍对社会公正仍然满怀信心。当我们在这个制度中受益时,也应该学习西方人对弱者的同情、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对司法程序的坚持,并把这些进步的声音投射到中国社会。如果这不是你我力所能及的事,那么至少我们还可以努力保持一些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能力,质疑那些把一位青年逼上绝路的警察执法行为,反省这个仓促的审判过程,而断断不是对终审判决拾人牙慧式的唱和和对杨佳及其崇拜者们简单的道德批判。翻遍历史,中国从来都不缺乏道德批判和对当权者的拥护,缺乏的是对弱者的同情和对法律程序的坚持。<br><br>六位遇害警察是儿子,是父亲,是丈夫。加上杨佳,七个家庭从此支离破碎。我们听到一连串的丧钟,丧钟不仅为遇害警察而鸣,也是为杨佳而鸣,更是为活着的你我而鸣。在一个畸形的社会里,任何一刻你我都可能成为受害者或罪犯中的任何一方,你不是烈士,我也不是英雄,我们同样是这个制度的受害人。在下一轮的丧钟响彻大洋彼岸之前,请我们反思: <br><br> “没有人是一座岛屿,孤零零形影相弔;每个人都是洲陆的一块,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角。如果海水冲走了一楞土疙瘩,欧罗巴就少了一楞土疙瘩;如果海水冲走了一块海岬,欧罗巴就少了一块海岬;如果海水冲走了朋友或自己的庄厦,欧罗巴就少了一座庄厦:别人的死都是我的损失,我同全人类相依为命;丧钟敲时不要问是谁死,丧钟正是为你而响鸣。”)
丧钟不仅为杨佳而鸣
我有亲人住在内地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他们楼下有好几家水果摊贩,其中一家生意特好。竞争对手妒忌得牙痒痒,就诬告他私卖香烟。烟草专卖局的人冲进来搜查,摊主认为他们没有证据和法律手续,所以抗拒搜查。烟草专卖局的先生们便把警察叫来,把摊主一顿好揍,水果铺被抄个天翻地覆,也不见香烟。在“执法”过程中,路人甲路见不平,起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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