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尚文集
李公尚，定居美国。打工养家糊口之余，喜爱搬弄几千中英文字，聊解岁月之叹。
度尽劫波我又来
李公尚
一
洗衣房的热浪让人胸闷，我站在熨衣案板前，背对一个大型的换气扇，用一条木尺一样的木板把洗好烘干的床单、浴巾、枕套等，一件件刮平叠好，一垛垛摞得半人多高。这是库玛尔教的做法，他说过去这类物品洗好，必须用熨斗熨平后才能叠起来，现在疫情期间，需要洗的东西太多，大家要加快速度干。他每次从我们身后走过，总是大声催促：“再快点！再快点！你们的动作太慢。要动起来。动起来。”他停在一个叫琳达的女人身边，拿过她手中的木板，“噌噌”几下作个示范，白了琳达一眼。琳达向他撇撇嘴，又冲身边的秀波儿和苏珊两位挤眉弄眼。
库玛尔不在乎这些，他转身倚靠在一大堆来不及洗的衣物上调试收音机。广播里的女播音员像受了惊吓的女孩儿，尖薄的嗓音，厉声强调着不断增加的新冠肺炎（COVID19）患者人数和死亡人数。那声调中传染出的恐惧，像未洗的衣物中散发出的秽气一样，弥漫着整个洗衣房。
库玛尔走到我身后时，终于忍不住对我说：“李，应该把这女人送到印度去，那里每年因为拉肚子死的人比这不知要多多少倍，也没人像她这样一惊一乍的。”库玛尔来自印度，在这间洗衣房里，他觉得和我还能谈得来。我看了他一眼，他对自己说的话忍不住笑起来。今天他没有戴“口罩”，他说戴那种东西是侮辱人。
所谓“口罩”，就是从护理部那边拿来的“尿不湿”垫片（diaper），是护工们给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穿在裆部的“内裤”。一些大小便失禁的老年人一天要换几次，都是一次性用品。疫情发生后，医护人员的隔离衣和口罩都供应不及，很多人把“尿不湿内裤”剪两个洞，套在头上，只把眼睛露出来。那些戴眼镜的人为了不让鼻子里呼出的热气糊住镜片，就在鼻子下面再剪一个洞。一些护理人员用大号的医用垃圾袋剪成罩衫形状，套在隔离衣外面。这种装束让人们互相间认不出来，人们就在“口罩”的面颊上用墨笔写上自己的名字和职别，看上去就像一具具行尸走肉。洗衣房接触大量的感染物品，前来工作的自愿者被要求自带口罩，但洗衣房的温度太高，戴口罩不便，有时大家就把口罩挂在耳边。库玛尔把改造成口罩的“尿不湿”垫片挂在脖子上。
库玛尔是洗衣房的临时领班。其他五个人，秀波儿、琳达、苏珊、若莎、还有我，都是应征来的志愿者。我在这里已经干了十天，另外四位女士，最长的连续干了三天，最短的今天刚来。很多人都是刚干满一个星期就匆匆离开。因此库玛尔要不断培训新来的人。
今年四月初，志愿者协会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把我明年二月份的志愿者服务日期提前到现在来做。多年前我在志愿者协会登记做了志愿者，每年我都会在休假时到市消防队去做两个星期的义务消防员，今年二月份我刚刚做完。志愿者协会的人对我说，如果我今年再去做一次志愿者，他们就会在我明年纳税时为我出证明，免掉我今年二分之一的个人收入税。
从今年三月上旬开始，我所居住的州除少数公共服务业继续开门外，其他所有政府部门、学校、企业等都已关闭，连医院都不再收治除新冠肺炎患者以外的病人。人们被要求居家躲避疫情。我在家已经无所事事地待了三个星期，非常希望能有机会接触外界。当时最需要志愿者的地方是医院、养老院、殡葬和垃圾处理单位。我已经接近退休年龄，很想了解美国养老院的真实情况，于是选择到养老院做义工。
我被分到养老院洗衣房的第一天，库玛尔看着我，摇头说：“你们这些衣食无忧的人，是什么都干不了的，只能给我找麻烦。”听说原来洗衣房的人，都被调去做临时护工了，库玛尔要求留下来培训志愿者。志愿者都是新手，而且人手远远不足，因此无论怎样努力，都达不到原来的进度，库玛尔总是抱怨志愿者协会给他送来一些无用的人。
库玛尔在我们埋头工作时，常常躲在一大堆高高的未洗的衣物后面读《护理学》。这是一位叫蒙露莱娜的菲律宾女护理员借给他的。蒙路莱娜告诉他：菲律宾的护士学校是全世界最好的，那里毕业的学历，在全世界都被承认。她毕业的那所学校和美国的医院、养老院等签有合同，毕业后能直接来美国实习一到两年。在这期间如果干得出色，美国这边的雇主就会帮助申请工作签证，然后办理绿卡。她在这所老年院已经工作了六年，前年被升为护士助理，很快就能获得绿卡了。库玛尔原来是搞电脑的，通过外包项目从印度来到美国工作，期满后不愿意回印度，就通过在网上约会的梦露莱娜介绍到这所养老院来当清洁工。梦露莱娜告诉他：清洁工只要通过护工资格考试，就能升为护工，也可以直接考护士助理。护工和护士助理比较容易获得美国的工作签证，这是很多外国人留居美国的一种途径。
库玛尔对我说：作为一名电脑工程师，干这种肮脏下流的工作是一种耻辱，也是对科技的侮辱。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拿到绿卡。一旦获得绿卡，他就会找个体面的工作，把家人都接来美国。他死也不会再回印度去。
二
我做义工的这所养老院是一所有三百张床位的公立养老院。美国的所谓“公立”，并不是由美国政府经营或管理，而是美国政府与私人企业签订合同，由私人企业完成政府机构委托的项目或工作，接受政府的财政资助，政府部门定期派人对政府的投资进行审核。这所养老院接收的对象是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很大一部分是生活无助，或者退休后的低收入无法支持正常生活的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在美国历年对外战争中伤残后被家人遗弃的人员。他们都是贫穷人出身，在战火中遭受摧残，成为残疾人，生活难以自理。养老院除了少量的医生和护士以外，大多数的护士助理和护工都来自菲律宾、尼泊尔、孟加拉和缅甸等国。常来找库玛尔的梦露莱娜曾自豪地说：“美国的老年人都是由我们的校友统治的。”
那天下午，养老院的行政主管凯瑟琳女士让我到护理部去。有几个中国籍的住院老人在绝食，她让我去做翻译帮助交涉。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护理区，是一个绿树成荫、绿茵成片、鲜花盛开、湖光山色的大花园，入口处有严格的保安系统，非护理部的工作人员，不得入内。我想在这种环境中养老，心情应该是舒畅的。
护理区内的老人似乎都没戴口罩。用一条丝巾折成三角形遮住下半部脸的凯瑟琳女士对我说：对于入院老人，院方不硬性规定他们必须戴口罩，因为老年人戴口罩容易引起窒息，护理人员也无法及时发现他们身体出现的意外状况。但是院方非常重视让他们保持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e）。
几位绝食的中国老人看上去都很健康，其中一位是我认识的一个姓朱的朋友的母亲，她老伴儿前些年去世了。这位姓朱的朋友和他妻子都在美国做建筑设计工作，几年前在一次华人联谊会上认识后，曾邀请我去他们家参加过两次节日聚会，人们称他母亲为秦老师。秦老师退休前是中国一家省级电视台的高级编辑，还当过省文联的副主席。在中国退休后，来到美国帮助儿子照看孩子。
几位中国老人绝食的理由是院方已经很久不许他们的家人前来探视了，他们想念家人，挂念孩子，要求允许他们出院回家探望。他们还向院方提出：养老院应该允许他们使用手机打电话，允许他们用手机微信和外界联系，并为他们安装中文电视收看中国新闻。还有人提出增加外出购物次数和家人探视时间，在食谱中增加中国餐等。
养老院有自己的一套规章制度：例如限制住院人员使用手机、电脑等与外界联系。院方每周二和周五的上午，组织住院人员到商场或超市集体购物，外出购物期间住院人员可以使用手机电话，也可以让家人接回家，在下午六点钟前再送回养老院。每周六和周日的上午，住院人员的亲属可以到养老院探视，也可以在养老院探视区和住院人员一起用餐，共同度过几个小时。养老院的伙食由住院人员每星期一集体讨论，对上星期的伙食提出意见，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定好本周每一天的食谱，院方根据定好的食谱去采购和制作。
入院人员绝大多数是当地的美国老人，他们认为进了养老院，就是开始了全新的生活方式，于是不再有回家的要求，平时较少外出购物，也很少打电话与外界联系。他们的亲属大都每年来探望一到两次，多集中在感恩节或圣诞节假期。有些根本不来，只是节日时寄一张明信片或由院方转达问候的电子邮件。中国入院老人的生活习惯和心理习惯与他们不同，语言也存在着障碍，和他们融合不到一起。中国老人要求亲属每周都带着孙子外孙前来探视，或者被接回家去看一看。他们对养老院的伙食不习惯，每次集体购物都参加，用养老院发的购物券到商场超市购买自己喜欢吃的食物带回来再加工。疫情发生后，养老院是重灾区，院方接到指令，对外一律封闭，对内限制隔离，这让过去常凑到一起打麻将和怀旧吹牛的中国老人们失去了精神寄托。
凯瑟琳向中国老人们解释：院方的政策和规章制度，是根据美国法律制定的，对谁都一样，不能以生活习惯特殊要求额外照顾。每人在入院时都自愿签有遵守并服从院方规章制度的合同，院方不能为了满足少数人的要求而破坏公平机制。凯瑟琳让我把院方的规定和他们入院时签名的合同用中文逐条向他们宣读，这些老人开始向我诉苦。
一位说他在中国退休前，是浙江一所重点大学的教授，他老伴儿是一家大医院的医生，现在他和老伴儿一起住进了这所养老院，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由于语言障碍，他们和护工经常发生冲突。一次洗澡时他觉得水温不够烫，叫值班护工前来调试，护工来测过水温后说水温符合院方的规定。他和护工争辩说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要灵活处理，护工拧着他的胳膊把他推进浴缸，警告他不要无是生非找麻烦。他大声喊叫，护工掐着他的喉咙，他喊不出声，他老伴儿跑到走廊大声喊了半天，也没人前来过问。后来他向院方投诉，护理部进行了调查，但调查结果却是他无理取闹。他将此事告诉前来探望他的儿子，他儿子向院方投诉了几次，最后院方答复，如果他父母不愿遵守院方的规章制度，院方有权让他父母离开，他父母将永远失去美国的老年福利待遇。
另一位在中国退休前当律师的人说：他女儿和女婿都在美国大公司工作，本想退休后来美国和女儿一家团聚，享受天伦之乐，可孩子每天上班，照顾不了他。与孩子在一起住久了，也经常发生矛盾，回中国去身边又没有亲人。他获得美国绿卡后，他女儿就为他申请了美国的养老院。他在美国从未工作过，属于没有经济来源、生活无助的老人，很快就被美国政府批准。谁知美国的养老院和他原来想像的不一样，进来就像进了监狱，无论干什么都得服从管理，连自由出入都不行。他入院后，他女儿一家对他关心更少了，好像是免除了他们的养老责任。有时他对女儿抱怨，他女儿很不耐烦。这要是在中国，他就会去起诉女儿一家犯了遗弃老人罪。
那位姓朱的朋友的母亲秦老师对我说：新冠疫情发生后，养老院死了很多人，原来有一些常见面的人突然就不见了。她很担心哪天自己也感染上病毒。当初中国刚发生疫情时她还庆幸自己在美国免于一劫。现在中国疫情受到了控制，美国疫情却严重起来。原先住在这里的一些中国老人在养老院封闭前被子女接走送回了中国。在中国都有医疗保险，吃药看病都方便，在这边想吃药却受限制。现在养老院不许他们出院，也不许子女前来探视，是在让他们等死。
秦老师让我帮她打电话给他儿子，说她快饿死了，养老院见死不救。美国政府想在借这次疫情灭绝老年人，趁机减轻美国政府的负担。她听一位护工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是七十多岁，所以七十多岁的老人感染病毒后，没必要救治了。她正在把自己的经历记成日记，要向全世界揭露真相。
其他几位中国老人听了，也给我他们家的电话号码，让我和他们的家人联系。凯瑟琳女士听不懂这些中国老人说什么，但猜到他们是在抱怨。她把捂着口鼻的三角丝巾拉到下巴上，绿色的眼睛像狼一样闪着光，严厉地说：“养老院有自己的规章制度，不能因为少数人不满而遭到破坏。”她告诫我不要相信他们的话，不要把他们说的话传到外界去。
三
我下班回家后，给姓朱的朋友打电话，转告了他母亲的一些情况。姓朱的朋友说：这有什么办法，大家都在家里躲疫情。不是我们不去探视，是养老院早就来通知不让去探望，这是政府的规定。做老人的一点也不体谅。为躲避疫情，现在很多公司都改在家里上班，有些公司还能发工资，我们公司是停薪留职，不能上班也不发工资。
正说着，听姓朱的朋友的妻子在电话那端大声插话说：你别听他妈胡说，他妈不是在里面和一个什么当过律师的人谈恋爱吗，上次我们去探视，院方向我们反映了很多问题，我们劝她遵守院方规定，她说不让我们干涉她的自由。他妈到哪里都爱惹是生非！在中国退休前，天天骂中国政府，后来在电视台干不下去了，要求提前退休到美国来享清福。来美国后天天挑我的毛病，和我吵架。在美国住久了，她又开始骂美国没有自由，不讲人情。她在中国有退休金，有房子还有医疗保险，我们让她回国，她又觉得没面子。现在免费进了养老院，又骂养老院是监狱。养老院来过好几次信，警告要让她出院。她在中国有收入，本来就不符合申请资格，入院时我们隐瞒了这一情况。她要是真被赶出来，谁侍候她一辈子？
我给浙江的那位当过教授的孩子打电话，转达了他父母的情况。他说老人都是这样，从来没有满足的时候。他们住在里面已经很好了，有吃有喝有人侍候，当初是他们自己愿意去的。他们住进养老院后还给国内的亲戚和朋友都发过微信和照片，表示他们在美国的晚年生活很幸福。有人把他们的微信和照片转发到网上，在国内还引起很大反响，很多人都羡慕他们。怎么现在又突然不满意了？我们没去探视又不是我们的错，是政府封闭了养老院。我们小时上全托幼儿园，不也是不让天天都回家吗？那时我们不愿去都不行，家长哄着逼着都得去。我笑着说：“小时候上幼儿园，受了委屈和家长说，家长一定会去找老师评理的。”他说：老人就是这样不懂道理！如果我天天去找养老院投诉，不但解决不了问题，人家会让他出院。出了院怎么办？回中国去不也要找个养老院吗？去养老院和上幼儿园一样，都要有点强制性才行。我们小时上幼儿园还要他们花钱，现在不用他们花钱，他们还抱怨什么？
我给那位当过律师的子女打电话，她说：她爸爸是个好人，都是因为进了养老院，和电视台那个对什么都看不惯的自私女人相好，被挑唆坏了。那女人是那种典型的中国酸文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让人讨厌，爱挑刺儿，耍小聪明，难侍候。她爸爸好几次没经院方批准，半夜偷偷溜进那个女人的房间，护工查房时找不到，搞得整个养老院很紧张，都是那个女人教唆的。要谈恋爱就光明正大，人家院方并不反对，还会提供方便。可是那个女人勾引了这个又勾引那个，还和一些老外胡搅和，快七十的人了还不自重。老人的事子女不便多管。听说里面死了很多老人，他们都还活得很好，应该知足了。
秦老师被称作“自私女人”，是周围很多华人都知道的。她来美国照看孙子，经常和儿媳吵架，等孙子孙女都进了幼儿园，她儿子就让她回国，她不愿回，为了赌气，发誓不花儿子的钱，去参加了一个邪教组织，天天在中国游客多的地方散发传单，骂中国，每天能挣八十美元，很多华人指责她不自重。姓朱的朋友把她送进养老院后对我说：中国最崇洋媚外的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当时他们偷听美国之音，疯狂学外语，被国外的信息骗得晕头转向，却又出不了国。等他们的子女长大了，他们坚决让自己的孩子都出国，来弥补自己的遗憾，并在同代人中显摆。他父母就是这种人，让他很无奈。他父亲曾是省政协委员，退休后来美国，去世前劝他妈说，养老还是回中国好。
第二天下午，梦露莱娜来找库玛尔，我向她询问那几位中国老人是否还在绝食。她撇撇嘴说：老年人最怕死，才不会真正绝食呢，都是在吓唬人！把他们交给护工处理，他们都全乖乖地吃饭。中国老人与其他族裔的老人不合群，是因为语言和生活习惯不同。他们总爱以自己的孩子为自豪，可是他们的孩子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又不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赡养他们。养老院封闭之前，他们每星期都外出购物，有时为了想办一件小事，就用从超市买回来的食品贿赂护工。护工是按规定办事的，他们这样做让人讨厌。有时护工为他们办完事，他们为了表示感谢也送东西，这样容易养成一些护工的惰性。其实每个护工都有一套对付老人的办法。护工收拾难缠的老人就像捏泥人一样。
库尔玛说：老人在美国太幸福了，进了养老院就等于进了保险箱，到死吃住都不用再操心了。要是在印度，谁还会在乎老人！印度的老人干不动了，就意味着应该去死，活着对别人是一种负担。我父母要是能住进这种地方，会天天躺在草坪上打滚、唱歌。我听了笑起来，他冲我说：你不懂！躺在树荫下的草坪上睡觉，睡醒了舒舒服服地看着蓝天，什么都不用做，是最幸福的。
四
从洗衣房的窗户远远望出去，在遮掩着护理区铁栏围墙的树丛后面，停着两辆冷藏货柜卡车。库尔玛说，那是最近开来装尸体用的。每天夜里开走，天亮前开回来。他说洗衣房那些去护理部当临时护工的人，现在天天上夜班处理尸体，但挣的钱得并不比过去多。原来说好的有护工补贴，院方却一直发不下来，原因是当护工要经过资格考试，没有经过考试拿护工补贴不符合规定，政府不给批。那些钱要等政府制定了疫情工资补贴政策后才能拿到，也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
这几天，听说养老院的很多医护人员都传染上了新冠病毒，库尔玛又带上了“口罩”，而且每次和我们说话，总是站在三米开外，很少再在我们背后转来转去督促我们了。有时我们有事走近他，他就主动后退，嘴里不停地喊着：“Social distance! Social distance!（保持社交距离！）”
洗衣房中午有一个小时的午饭时间，志愿者们都是自己带饭，坐在各自的车里吃完午饭后在车里休息一会儿，才回到洗衣房继续工作。那天午饭后到了下午上班时间，我从车上走出来，刚要走进洗衣房，那个叫秀波尔的女志愿者挡在门外，用手指竖在嘴边，悄声说：“保持社交距离！”我赶紧站住，但不明白她的意思。她用手指指洗衣房内低声说：“现在里面是零距离接触。”另外三个女志愿者琳达、苏姗和若莎踮着脚尖儿过来，琳达笑着说：“肯定不是零距离，是负距离！”这几位三十多岁的女人，相互认识不久，开起玩笑来却毫无顾忌。她们悄悄商量了几句，然后一起冲进洗衣房内，齐声高喊：“时间到了，脱离接触，保持社交距离！”
过了一会儿，从高高的一堆没有来得及洗的衣物后面，蒙露莱娜蓬头羞面地闪了出来，一边整理着衣服，一边把一个巨大的面罩戴在脸上。苏姗故意说：“奇怪！你怎么会在这里，今天没上班吗？那堆没洗的衣物有传染病毒，库尔玛先生不让外人靠近，他没告诉你吗？”
秀波尔指着梦露莱娜的面罩说：“你的面罩真是一途多用！起初我还以为你戴错了地方，现在看来戴在脸上也挺好，必要时还能改作比基尼。”梦露莱娜戴的是一个用豹纹色的乳罩剪掉一半后缝制成的面罩，前几天她戴着这个来找库玛尔，秀波尔开玩笑说她是“内衣外诱癖”。梦露莱娜把刚戴上的面罩摘下来，拿在手里，脸上出现了窘态。秀波尔赶紧转移话题：“不是说政府最近刚从中国运来了很多口罩、隔离衣、呼吸机什么的，口罩已经可以随便用了吗？”
梦露莱娜愤愤地说：“院方购买防疫物资，是做给媒体看的。老板根本就不舍得花钱买了让大家放开来用。护理人员直接和染病的人接触，平均三四天才换一个口罩。“梦露莱娜边说边往门外走，见我站在这几位女志愿者身后，仿佛找到了发泄口，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从中国进口的东西都有问题！院方从中国进口的人造胶囊裹尸袋，两层之间的夹层是真空层，可是使用说明书写得不明白，护工们不会用，把裹尸袋上的抽气真空泵全弄坏了。现在政府规定从中国进口的医用物资，只能在紧急情况下使用，正常情况下不推荐使用。“
这些天住院人员的死亡人数大增，养老院出现了混乱。很多护理人员染病后请假休息，一些获得了绿卡的护理人员借机辞职或跳槽，那些没有获得绿卡的就请愿要求调整身份或涨工资。护理人员严重不足，院方在各种媒体刊登广告，聘请有资格证的护理人员，但是前来应聘的人寥寥无几。为了节省人手，护理部重新划分了监护区：把七十五岁以上的人员和受感染严重的人员，安排到重症隔离区重点隔离。把轻度受感染的人员和七十岁到七十四岁的人员合并到轻症隔离区集中监护。把尚未受到传染的人员和六十九岁以下的人员合并到一起进行护理。并要求受病毒感染较轻的护理人员继续上班。这种基本上按年龄划分得做法，是为了节省人手和节约使用医疗物资，但却不断引起了交叉感染。养老院的经营者，前海军陆战队退休中校达尔克先生认为，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总免不了死亡。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医治都是徒劳，过度医疗是违背自然的。他到国会去作证时，阐明自己的管理理念和隔离措施是符合人性的。梦露莱娜最近因为重新划分监护区被调了班，下班后和库玛尔约会的时间少了，所以常在上班时溜到洗衣房来。
梦露莱娜离开后，库玛尔懒洋洋地从那堆未洗的衣物后面转出来。大家都默不作声地工作，装作没看到他。库玛尔的脖子上挂着“尿不湿”口罩，走到我们身后大声说：“再快点！再快点！要动起来，都要动起来。加快速度！”
秀波尔朝其她人做个鬼脸，小心地低声问：“库玛尔先生，你刚才还好吧？多休息会儿才行。听说人疲劳了最容易感染病毒。”说完，几位女志愿者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齐声爆发出一阵大笑。苏姗忍不住笑着说：“库玛尔先生，你可真行！午饭时间也不闲着，速度真快！”琳达幽幽地说：“我男朋友就没你这本事，每次慢吞吞地做完事，先要迷迷糊糊地睡一觉……”苏姗在一个金融咨询公司工作，她男朋友是一家饭店的面包师。这两天大家熟了，开始谈论各自的私生活，她爱把现在的男朋友和离了婚的前夫比较，抱怨男朋友是慢性子。
库玛尔和我把洗好的衣物分别装进一个个消毒箱内，搬到电瓶车上，让我送到护理部去。他对我说：“美国女人就是这么不知羞耻，无论干什么都能联想到性。人家都在家躲避疫情，她们却在家待不住，跑出来做志愿者，都是想男人想疯了！”
五
我把电瓶车开到护理部的院门外，打电话通知护理部派人开车出来装运物品。里面答应着，却久久不见有人出来。不远处探视区外的停车场上，停着十几辆外部到访的车辆，车辆里分别坐着接到了养老院发出的住院老人临终通知书的亲属们，养老院为他们分别接通了视频，他们用手机观看护工们从临终老人身边传出的图像。
前两天我曾听梦露莱娜说，由于养老院缺少呼吸机，无法提供氧气供应，又没有足够的医护帮助，很多感染了病毒的老人都死于窒息。他们在窒息前嘴唇爆裂脱皮，眼球逐渐向外突出。为了不让他们的亲属看到这种惨状，在视频播出前，护工们被要求用浸透了生理盐水的毛巾敷在老人的面部。在向他们的亲属播放他们的临终视频时，护工们取下他们面部的湿毛巾，用蘸了生理盐水的棉花棒一边不断擦拭他们的嘴唇和眼角，一边为他们换衣服整容。很多老人的眼角不断流出混浊的泪水，嘴唇不停地张大吸气，说明他们还有知觉，甚至有话要说，但他们体内的氧气已基本消耗殆尽。他们的尸体立即被装入裹尸袋内密封好，送进冷藏货柜卡车。
养老院过去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过去老人患病或临终前，都由救护车送去医院救治。现在医院不再接收这些老人，养老院没有相应的急救设施。探视区停车场上坐在车内观看视频的亲属们，很多人不忍目睹视频中的景象，走下车来面无表情地在停车场上来回度步，沉默不语地熬过这临终告别的时刻。
我回头望一眼护理部的院门内，还不见有护工前来转运清洁物品，却发现一位头发稀疏但梳剪整齐的白发老太太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院门处，双手握着大门铁栏杆向外张望。她风度雍容华贵，衣着体面考究，妆容精致周到。她慈祥地冲我笑笑，蓝色的双眼闪着亮光，像孩子一般地天真无忧。我下车走到离她两三米处的地方站定，还没开口，她用沉静柔和的声音说：“外面真好，世界真美！那边，那些红的，是蔷薇花吗？”她睁大的眼睛盯着远处。
我顺着她的眼光看去，路边两侧，一簇簇深红的、紫红的、浅红的蔷薇花正在怒放。要不是她提醒，我几乎对这些司空见惯的花木视而不见。我走到一簇深红色的花丛前，用身上的剪刀小心地剪下一枝，把枝叶上的刺削光，走回到她身边，伸手递给她。她激动地盯着我递到她面前的花，久久注视着，眼睛里流出了泪，却慢慢地摇了摇头，安祥地说：“谢谢你，不用了，我不需要了。”
这时，一名护工从她身后的院内开着电瓶车驶向院门口，还没停车，就冲老太太呵斥：“雪莉，怎么又到大门口来了？说过多少次了，这里是不许来的！”
雪莉从容不迫地转过头去，看着这名护工，和蔼地朝他笑着，笑容像春日的阳光一样明媚。护工虽然面带口罩，但中东人的特征依然可辨，黑黄色的眼球下面，满脸黑黄色的胡须被鼓鼓囊囊地塞进口罩内，塞不进去的部分蓬蓬勃勃地髭在口罩外面，显得脸上的口罩又小又紧。雪莉看了看他，又不慌不忙地转回身来，笑容依旧地盯着门外的远处望着。
护工下了车，走到雪莉身边，训斥道：“我的话你没有听到吗？雪莉！立即离开这里，到里面活动区去！”雪莉再次笑着看了看他，并不申辩，但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护工走到她身边，一把抓住她的右臂，把她从大门边拉开。雪莉柔细的胳膊在护工粗大手掌中，显得像一根细树枝，被护工一甩，整个身子都差点被带倒。雪莉终于站稳了脚，用左手揉着被护工放开的右臂，幽默地笑着对他说：“拉莫，我不值得你费那么大劲儿。这些天你已经累了，节省点儿力气。”
拉莫紧跟一步跨到雪莉面前，居高临下地逼视着雪。雪莉依旧满面笑容地仰视着他。一丝不苟地整理好自己被弄皱了的服装，才慢慢转过身去，从容不迫地向院内走去。拉莫把自动院门打开，对我说：“嗨！你车上的东西不要费事搬来搬去了，咱们直接换车吧。你开我这辆回去，大家都省劲儿！”
我说：“院里规定，护理部内的车辆和用品一律不得离开护理区，以免传染……”
拉莫不等我说完，打断我的话说：“院里现在都乱了，那么多规定还有什么用？你回去见了库玛尔告诉他，就说是我拉莫让你这样做的。每次他来送这些物品，也都是这样做的。”
拉莫和我换了车，却不想马上离开。见我转身要走，对我说道：“慌什么？聊一会儿再走。”他伸个懒腰说：“里面忙死了！在这里总算是个喘口气的地方。回去永远有干不完的活！”我说：“刚才那位老夫人真可敬，脸上始终带着笑容……”
“你是说雪莉吗？她可是个有钱的人。过惯了体面的生活。”拉莫毫不在乎地说：“不过人老了，再有钱也没用！上帝就是这样公平！你看那些没钱的，住在这里还不都是和她一样！”
拉莫见我不明白他的意思，说：“这还不明白？任何人入住养老院，都要接受个人财产状况的调查。如果五年内拥有过自己的房产或产业，两年内银行内有超过五千块钱的存款，就不能免费入住养老院。免费住养老院的都是没工作没收入的，当然也就没纳过税。有积蓄有房产的人住养老院，必须按规定缴纳一定比例的养老费用。入院前拥有的财产越多，要交的养老费用越高。人们进来后一般不愿再出去了，最终生前的财产都会由养老院代为处理。所以说，进了养老院，穷人和富人都是平等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可能就是富人在临终前，能多使用一会儿吸氧机吧。”
我不同意他的话，说：“有钱有财产的富人，都在家里养老，才不会住养老院呢。”
拉莫耸耸肩说：“你再有财产也是孤独的。人老了总要有人照顾。无论在哪里接受照顾，都要受别人的支配和控制。把人请到自己家里去照顾你，照顾你的人也不会完全按照你的意愿行事。即便你有亲属在旁边监督，那也是按照亲属的意愿办事。哪个亲属不想贪图你的财产？入住养老院能在里面交很多朋友，老人们在一起生活不会孤独，而且能接受到更加专业规范、更加符合老人生活规律的照顾。”
听着他的话，我望望护理区院内，雪莉不屈的身影仍在不远处流连。我联想到自己的年龄，不由一股酸楚涌上了心头。
六
我在养老院干满两个星期后，又接到志愿者协会的电话，问我愿意不愿意继续在养老院再作两个星期的义工。他们说如果我能继续做两个星期的义工，他们会向联邦税务机关出具证明，豁免掉我今年的全部收入所得税。我还没有回答，他们就说如果我感到累了，可以先回家休息一星期再来做也行，愿意换一个新的地方或行业去做也行。当时是五月初，美国各地仍处在封城状态，考虑到回到家中我也无事可做，做义工每天能外出活动，就同意继续在这个养老院再做两个星期的志愿者。
三四天后的一天中午，我在车里吃过午饭，不知不觉得睡着了，直到库玛尔敲我的车窗我才醒来。库玛尔对我说：“到处找不到你，你原来在这里睡觉。我刚才出去了一会儿，你不在，那几个新来的人都不知该做什么。”
洗衣房又换了新人，库玛尔封我当了“代理领班”，在他外出办事时让我带着新来的人干活。库玛尔这两天经常溜出去，不知去干什么。
一进闷热的洗衣房，我后背突然打了一个冷颤，大脑一片空白，过了一会儿才缓过劲儿来。下午干活时我开始流鼻涕水，无论怎样擦都擦不尽，把戴在脸上口罩弄湿了好几次。我想坏了，是不是感染上新冠病毒了？我立即意识到，如果真的感染了病毒，继续与别人接触，可能会传染给别人。
我等库玛尔外出回来，把他叫到一边，悄悄告诉他整个下午我一直都在流鼻涕水，眼睛也酸胀流泪，浑身感到疲乏。库玛尔听了，赶紧后退几步，紧张地看着我，嘴上却不以为然地说：“不会吧！我觉得你不像是染病的样子！没事儿！注意点就行。你身体很棒，不会轻易染上病毒的。”
我说：“但愿像你说的那样。不过我还是担心，如果我真得感染上病毒，不及时隔离，在这里继续和别人接触，会给别人带来麻烦。”
库玛尔又点头又摇头地说：“哪有那么厉害！其实依我看，这次疫情的流行，都被各国渲染得太过分了。哪个国家每年还不都流行一两次流感？得个流感又不会死人，怕什么？印度每年得疟疾死的人比这不知要多多少倍，政府根本不在乎，社会就没人去关注，人们也就当它没发生。你看，美国每年死于车祸的人数比现在得新冠肺炎死的人多得多，人们并没有因此就放弃开车。你还有口罩吗？如果你怕传染别人，带上两层口罩就没事了。”
下班回家的路上，我开始头疼出汗，浑身发冷。一回到家我就测量了体温，已经发烧。我对我妻子说：“我可能传染上了新冠病毒（Covid-19），这种病毒有潜伏期，说不定你也已经感染上了。从现在起我们立即隔离，我一个人搬到地下室去住，你仍然住在二楼。一楼二楼，还有地下室的窗户，都尽量打开通风。咱俩也尽量不再见面，有事用电话联系。吃饭还在一层餐厅，错开时间分别用餐。不要打电话告诉孩子，也不要让他们回来探望。”
我妻子听了，让我再测一次体温。她自己也测了一次体温，还好，她没有发烧。她赶紧去地下室为我收拾床铺、浴室和隔离用具，催我先上床休息。然后去给我们的家庭医生打电话。家庭医生已经下班，她在电话里给家庭医生留了言，去为我煮了一大锅冰糖梨水，嘱咐我多喝水，并在我的床前摆放了自动烧水器和两大盒葡萄糖。
当天夜里，我发起了高烧，头疼胸闷，眼球胀痛，全身关节疼。我忍痛起身，上网查了感染新冠病毒的各种症状，我都符合。我想到绝不能让我妻子为此担惊，就突然镇静下来。我决定明天一早，先给养老院的行政主管凯瑟琳打电话告知情况，再给志愿者协会打电话。等家庭医生上班后，给家庭医生打电话。
第二天早晨，我妻子帮我接通了养老院的电话，我向凯瑟琳谈了我的情况。凯瑟琳说：“我很遗憾你目前的状况。我们一直为你这段时间在我们这里所作的一切感到满意。我会写一个电子邮件发给志愿者协会，表明我们对你所有的工作都赞赏和感谢。多保重，等你恢复健康后，欢迎继续前来服务。”
我又和志愿者协会通了话，告知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继续派别人去养老院。他们回答说：很遗憾你在目前的特殊时期不能继续工作。我们会把你今年做志愿者的情况证明寄给你，同时也寄给联邦税务机关。不过，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由于你没有完成第二期的志愿者工作，我们只能证明你仅仅完成了一期任务。税务部门也不能全部豁免你今年的收入税。
我妻子联系上了我们的家庭医生，约时间前往就诊。家庭医生问了我的症状和症状原因后，急忙告知千万不要去他的诊所，他对我目前的状况无能为力。如果我去了他的诊所，一旦被确诊染有新冠肺炎，他要按规定向政府部门报告，政府部门会对接触过我的所有人都进行十四天隔离，他和他诊所的护士都不能再上班。他的诊所一旦被封闭，他就失去了收入，还得继续交诊所的房租等一切税费。
家庭医生给了我两个医院的电话号码，其中一家是县公立医院，他让我和他们联系。不过警告我说：如果不是急诊，医院已经不再接收病人。我说我情况应该会按急诊处理。家庭医生犹豫了一会儿，说：“如果你是急诊，就必须叫救护车，现在只有救护车送到医院去的病人，医院才可能接收。不过，你要考虑目前叫救护车的费用很贵。你的医疗保险并不包括这项费用。还有，”他想了想对我说：“你和这两家医院联系时，只告诉他们你的症状，不要说是我推荐你去的。我只是告诉你他们的电话号码，并没有介绍你去。”
七
我妻子先和一家私立医院联系。她认为现在前去私立医院就医的，可能相比公立医院的人少，医生不太忙。但当对方听说了我的症状后，立即回答：我们现在不具备治疗新冠肺炎的急诊条件和医疗设施，请考虑去其他医院。
我妻子只好和县公立医院联系。公立医院询问了我的症状和症状原因后，又询问我的年龄、有无基础病史和医疗保险等情况。我一一回答后，他们要去了我的医疗保险号码，说过一会儿回电话。
大约十五分钟后，县医院给我们打来电话，说调阅了我的医疗保险记录和历年来的病历，证明我有任何基础病史。每年我除了例行检查一次身体外，已连续二十年没去过医院就诊。从我的体检记录和家庭医生记录的信息看，我的身体状况一直健康良好。因此我不符合新冠肺炎病人的入院收治条件。现在所有需要住院治疗的人，必须持有新冠肺炎病毒检测呈阳性的报告。
我听了茫然，问：目前各医院都不允许我去就医，我到哪里去进行新冠肺炎病毒检测？医院那边听了后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们建议你在家自行隔离休息。如果你一定要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可以上网预约到政府设立的疫情检测点去测试。不过现在各处的检测试剂都比较紧张，即便可以为你检测，测试后也要等十天到两周才能有结果。
我决定在家进行自我隔离。我开始胸闷气短，咳嗽不止，直咳嗽得胸部剧痛，喉部出血，头痛得胀裂难忍。那天，我妻子在我终于睡着后，开车出去转了半天，接连去了好几家商场，才累积买到了十加仑牛奶，几瓶酒精和白醋等物品。
两天后我开始出现呕吐、腹泻和昏睡不醒症状时，我妻子也开始出现发烧、咳嗽、浑身乏力和关节疼痛等症状。此时我们两人虽在同一屋檐下，却很难见面。只有等到相互都清醒时，才通过手机视频通话，彼此安慰，相互鼓励。我们丧失了时间观念，也没有了食欲。无论白天黑夜，都头晕脑胀地躺在床上，醒了睡，睡了醒。饿了喝牛奶，渴了喝葡萄糖水。我头疼得像陷入了黑暗的无底深渊，并开始产生幻觉，经常看到很多早已记不起的人和一些过去经历过的惊恐场面。每次清醒过来都大汗淋淋心有余悸。有时在我不得不撑着身子下床时，我坚持把稀释过的酒精或白醋倒进熏蒸器里，把脸放在熏蒸器上对嘴唇、鼻孔和双眼进行熏蒸。一次熏蒸时我头一晕，昏倒在地，摔得头破血流。
我妻子和我除了在电话中相互问候，始终都不向对方述说自己的痛苦。如此煎熬了十多天，我妻子和我终于都有了好转。靠着十加仑牛奶和大量的葡萄糖水，我们坚持过来了。等我们都能下床时，相约到一层的起居室见面。彼此执手相望，未语泪流。此时我才发现，几天前她用咖啡壶煮开水时，头一晕烫伤了左臂。我们共同把十多天来未洗的衣物分几次放进洗衣机内洗烘，我妻子开始做这些天来的第一顿饭。
又过了两天，我们的体力恢复了，病情彻底好转。我们走到了户外。天格外蓝，草特别绿，到处盛开着鲜花。外面真好。世界真美！我们的前草坪和后院儿的草都长高了，疫情期间，城管部门也没来监管。我尝试着发动机器修建草坪，用了三个多小时才修剪完草坪，中间不得不经常停下来休息。我的身体还是相对虚弱。
两天后，我突然接到了那位姓朱的朋友的电话，他说他和他妻子，还带着两个孩子都已经到了养老院探视区的停车场，问我在不在养老院的洗衣房内，他们希望我去探视区停车场和他们见面。
我蓦然想到了他母亲秦老师。我告诉他半个多月前，我和我妻子都疑似感染上了新冠肺炎，我离开养老院在家躺了两星期，痛苦不堪。现在终于熬过来了，这两天刚能走到户外活动。
姓朱的朋友听了，沈默了一会儿，告诉我：他接到了养老院发出的他母亲临终告别通知书，他们正坐在养老院的探视区停车场的车里，等待院方开启手机视频，和母亲告别。在养老院里和他母亲恋爱的那位律师的亲属也来了，他们也接到了亲人临终告别通知书。我心不由凄然。
我和我妻子可以开车外出时，经历着严重疫情的美国社会，正尝试着逐步恢复开放。各地已经设立了很多疫情病毒检测站。进行病毒检测已经不需要预约，登记身份后可随倒随检。检测结果也可以在两个小时之内获得。我和我妻子在一个检测站进行了病毒检测，结果显示：我妻子和我的身体内，都已各自产生了新冠肺炎的病毒抗体。
正是：风雨同路多徘徊，生死与共两无猜。情缘未了君不去，度尽劫波我又来。
2020年5月26日
于美国弗吉尼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