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区情人（五）

红灯区情人

 

    李公尚
 

    五

 

    拘留所走廊尽头的墙上，挂着两部免费电话，每个被羁押的人在被关进拘留所的第一天，都可以申请打两次电话，一次打给家人，一次聘请律师。每次通话不超过十分钟。之后，每个被羁押人员每星期只许允打一次电话。电话机旁边的墙上，贴着当地政府律师的名单，供没钱聘请律师的被羁押人联系政府律师为他们辩护。科尔顿的名字，位列其中。 

    政府律师一般不为被羁押人作无罪辩护，更多的是根据被羁押人的违法或犯罪的事实，向他们提出法律对该事实可能处罚的结果意见，让被羁押人明白自己的处境。然后利用被羁押人希望获释或提早结案的倾向，向他们提议以较轻的罪名或处罚，来换取他们认罪，从而节省公帑，减少羁押、调查、举证和庭审的时间。这在美国司法界被称为“认罪协议”。

    马里兰州普林斯·乔治县警察局的路易斯给科尔顿打来的电话，说他们根据纽约移民局提供的信息，逮捕了一名从纽约来到华盛顿的嫌疑人，叫吕萍花。她主动要求会见政府律师，愿签“认罪协议”。路易斯说她的情况可能和江霞作证的案子有关，建议科尔顿接手她的案子。科尔顿放下电话后，让我去普林斯·乔治县警察局和吕萍花会面。

    吕萍花就是我和科尔顿在纽约移民局遣返拘留中心见过的那位在纽约做了十多年暗娼的女人。美国各地的移民遣返拘留中心常常人满为患，等待遣返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有些人的真实身份无法确定，有些国家对被遣返的人员不愿接收。当年吕萍花到达美国后，把自己的护照销毁，然后改名换姓，让律师编造材料帮助申请政治庇护。后来她的庇护申请被美国政府拒绝，她就在当地“黑”下来从事“皮肉职业”。她被捕过好多次，每次都因美国政府无法及时遣返，监狱人满为患，监禁当局评估她不具备暴力倾向及对社会无明显破坏性后将她释放。后来，移民局为她戴上了“电子脚镣”，限制她的活动区域，以后再抓住她，关几天就又释放。这次她离开纽约到华盛顿来，严重违反监禁规定，被纽约的移民局监控到行踪，通知她落脚的地点普林斯·乔治县的警察局把她逮捕。

    我见到吕萍花，她惊讶并兴奋地说：“想不到是你！还担心遇不到认识的律师呢。这是我第一次来华盛顿，在纽约那边，很多华人律师我都认识。”我笑着问：“这里面的情况怎么样？我是指在华盛顿这边和纽约那边有什么不同？”她毫不在乎地说：“有什么同不同的？还不都差不多！反正进来出去的我都习惯了。不过凭良心说，华盛顿这里面的人没那么多，不拥挤，事儿少，环境也干净。伙食好像也好一点。”

    我问吕萍花为什么到华盛顿来，她说：“我是来找我女儿和老栓的。听我纽约的一个老乡说，老栓就住在华盛顿，还见过我女儿，给了我女儿一些钱。我想找到老栓，把我的钱全要回来，存在我女儿那里。要不哪天我真的被驱逐了，我找谁去要钱？都是血汗钱啊！”吕萍花的女儿吕雯，几年前在中国上高中时，随学校的暑期游学团来美国，然后脱团留在了美国，吕萍花希望她女儿在美国读大学。她这次到华盛顿来是想见到女儿，再通过女儿找到老栓：“我们这些人就这样了，抓了放，放了抓，无非被抓进来多吃点苦，耽误点时间少挣些钱。但我可不想让孩子受苦。”

    “你的事你女儿知道吗？”我问。吕萍花沉默了一会儿，说：“知道不知道的，有什么区别？知道了又怎么样？反正孩子大了，都不愿和父母在一起。我能为她多挣点钱，是我做母亲的心意。要不她怎么能在美国上得起大学？她心里当然有数。”我对她说：“这边的警方正在为你办理移交手续，很快就把你送回纽约去。你可能见不到你女儿。”吕萍花听了有些沮丧，但做了个鬼脸一笑说：“其实，像我们这些人，都是在帮美国政府的忙。我们为需要的人提供服务，对美国社会并没有什么危害。美国政府抓了我们，要管我们吃住，放了我们，我们自食其力，美国政府心里明白。”

    我问：“如果你能找到老栓，你存在他那里的钱，能全部要回来吗？”“应该没问题吧。”吕萍花想了想说：“这些年，我挣的钱都存在他那里，还委托他给我女儿送钱。他还行，是个讲信义的人，很多人都信任他。我们很多姐妹的钱，都存在他那里，委托他定期给寄回家乡。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这些人平时辛辛苦苦挣的一点钱，每次被抓到或被突击抄家，都被警察抄走。放在他那里，总比全被没收了好吧！只是，如果哪天他也被抓了，就不好说了。最近听说他做了个大案，没法回纽约，在这边住下来了。”

    我问：“你听说老栓做了个什么大案？”吕萍花警惕起来，看了我一眼说说：“这我可不太清楚，我只是听说他在华盛顿和马里兰交界的一个中国餐馆里打工。”我问：“既然连你都知道老栓最近做了案，怎么还会有人敢收留他呢？”吕萍花不屑地说：“你那是美国人的想法，中国人可不这样想。美国和中国不一样，各地只管各地的事。美国警察做事效率很慢，就算当场抓到了人，没抓到证据，最多被关两天就释放，释放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再说，美国警察只管现行案，有很多案子拖得时间久了，就没人管了。老栓这些人所以能够在美国生存下来，就是因为他们每次替中国人出头后，雇他的中国老板就把他介绍到其他的中国老板那里躲起来。这些中国老板都心知肚明，说不定哪天就用得着他们这些人。另外，中国人开餐馆雇人，只要是熟人介绍，一般不细查来历。其实，很多中国人都愿掩护他。”

    我想起前些天和江霞到她学校附近那家“新天地火锅城”中餐馆吃饭的情况，猜想老栓可能就在那家餐馆打工。我问吕萍花老栓打工的餐馆叫什么名字，吕萍花说这要问她女儿才知道。她恳求我说：“大兄弟，帮个忙。我好不容易来一趟华盛顿，也没见到我女儿。我已经两三年没见过她了。求你替我去看看她，我这里有她的地址。如果下个星期我还被关在这里，我就要求再和你见面，你来时告诉我她现在的情况。如果我被送回了纽约，估计关两个星期就能放出来。求你到时给我写封信，说说她的情况。”

    我答应了她的请求。她高兴像换了个人，说：“我这人最懂报恩。下次你来纽约，我会好好招待你，你记下我的地址——”她摇晃着风韵犹存的腰肢，说：“我会让你——我知道你看不上我，我会找个最漂亮的姐妹伺候你，包你满意。”

    我记录下她的地址，问：“这是你在纽约的常住地址吗？”她性感的嘴唇一撇，说：“难道我们这种人就不该有常住地址吗？鸡也要有个鸡窝吧，要不抱窝、下蛋怎么办？我搬到这个地址住都两年多了。”我说：“我要保证我给你寄的信你能收到。很多人常换住址，信寄出了常常收不到。”

    我把和吕萍花会面的情况告诉了科尔顿，科尔顿让我先去找吕萍花的女儿吕雯，然后到“新天地火锅城”去一下，找那家餐馆的常客打听，看最近餐馆里有没有新来的面孔。科尔顿提醒我：“像老栓这种人，一般都不会在餐馆前堂抛头露面，很可能在后厨工作。”

    我明白了江霞最近郁闷的原因，那天她在餐馆里可能看到了老栓，很可能老栓也看到了她。这些天我每次下班回来，她虽依然兴高采烈，但却没了先前那股欢跳雀跃的劲头，有时我觉得她忧心忡忡。我希望她能重新快活起来，但事情却变得更加复杂。

    （未完，待续。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