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凸杂谈
才高五斗不觉耻，水灌一坛只作痴。凸情不枉君付意，子志难琢我化石。
凸子随报：Obamacare和中国梦
Latest polls show Obama's job approval dropping to new lows these few weeks, around the 40 mark. Although Bush's had been around 30s by the same measures near his closing day, Obama's is a bit scarier if he is to be compared with Clinton, his immediate blue predecessor whose approvals had been consistently above 50s. China, the globally other of United States, is bookmarking his dream of an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and philosophical renaissance, sounding more than a historical come-back.
奥巴马的肯定率从上任时的60多降到40以下，花了五年。克林顿当年就任以后，仅用了一年时间把自己的肯定率降到40以下。这并不是说奥巴马就比克林顿能干。其实他两大同小异，因为他们的手段都是搞医疗改革。你可以举出很多不同来，比如谁来承担投保的责任，但是最终的目的一样都是让更多的本来买不起保险的人有保险。如果企业承担投保的费用，那么他们必然和保险公司讨价还价，以受保的利益来交换保费。如果个人承担投保的费用，那么政府必然要提供更多的贴补，而这些贴补只能从税收中来。两者的本质，都是一条，要动目前保险市场的主体受益者，那些中产们的利益。
商业社会模型是一个数学悖论
目前在全世界盛行的商业社会模型，其基础是一个根本的数学悖论。也就是每一个体都可以享受到生产发展的带来的财富，而且这个财富价值会不断增长。这个道理就像凸某的2008-09年的旧文〈世界还是圆的〉系列中所说的情况一样，只不过那篇里讲得的是资产的证券化。对于商业社会这个更大的社会模型，让它这个财富价值假象在现实中有被观测可能的两个基础条件是：一是个体数量不断的增涨，而且最好以正加速度增涨。二是交易速度不断加速，而且最好也以正加速度的方式加速。
这个道理都在一个简单的公式：V=L*P，即一定时间内产生的社会财富总量等于个体劳动创造的平均价值(L)和个体数量(P)的乘积。个体的增量决定了全社会劳动的总价值增量，这是显然的。决定个体劳动的平均价值因素说起来比较复杂。价格水平很显然，然而更根本的是交易速度。交易速度越快，生产和流通周期越短，个体同质劳动的重复次数就越多。即使交易价格不变，个体在单位时间内的劳动价值也会提升。在交易速度明显增速的时候，个体对于自身劳动价值的自然升值需求，主要通过交易速度带来的交易量得到满足，因而很可能导致单价的下降，全社会就在劳动生产率和流通效率的提升中，感受财富增长，而不主张提价。工业革命和网络革命的都给人类带来过这样的结果。但是，交易速度不能显著提升的时候，劳动者对于自身劳动价值的自然升值需求要很大程度上要靠交易价格提升来得到满足。
商业社会，或者说整个人类社会在进入资本主义以后的400多年里，主要是本能地挖掘交易速度增长的潜能。从全球资源重新配给开始，再经过生产环节的效率提升，然后到流通效率的提升，再到如今已经盛极而衰的以寅吃卯粮为本质的资产证券化，都是在交易速度上的工作。价格因素（通货膨胀）也被微量使用着来保持商业循环的畅通。
医保这个子系统的数学模型，主要是在个体数量上下功夫。它的方式是在整个社会全集里，分割出一个小的群体来，这个群体先投保。然后不断从社会全集中招募新个体，以新进个体贡献的价值来满足原有个体的保险利益和保险体系的利润。医保和证券市场，一个是拆东墙补西墙的老鼠会，一个是寅吃卯粮的空中楼阁。当这两个商业社会的子系统的利益被纠缠在一起的时候，一定时间之内人们看到的是不断增长利益，但看却不到他们加速商业社会结构性崩溃的终极结果。即使能看到了，也很不愿意看到它，于是宁愿暂时把它的Doomsday本质先忽略掉。共和党和民主党，是分别选择了保险和证券市场作为自己执政的主要手段。证券市场遇到的终极问题，是交易速度再快也改变不了社会资产总集的净现金流是零的现实；而保险的终极问题，是可投保个体数量是有限甚至下降的。
调节自由离散度是社会政治的主要手段
中国人和美国人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的不同的阶段。所以中国人的答案也不一样。对于劳动者个体数量的问题，中国人的答案是城镇化。对于交易速度的问题，中国人的答案是政府直接干预投资、生产和分配这三个环节。流通这个环节暂时还是让无形之手主抓。从2008年以来我就喜欢对比中美国民经济问题的主要差异。当我看到的是以上这个差异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很不满意的。因为靠这个答案解释未来中美两国之间的国势的差异，基本还是解释不了。这个答案的问题在于它还没有抓住根本的东西。而这个根本的东西在哪里呢？
我的2006年的〈我与民主的对话〉系列里，曾有一个描述社会平衡的关系式： 自由+公正<--> 效率+公平。中美两国的内部社会，都经过了过去30年的市场全球化和资产私有化，结果是[自由]和[效率]很高，但[公正]和[公平]很低。这个[自由]是个体见的自由离散度，而不是绝对自由度本身。[公正]指的是个体之间横向比较之后的主观满意度，[公平]指的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均程度。带来中国社会高效率的原因是中国改革政策带来的高自由离散度，即有人拥有的自由过分地高出社会平均水平。所以中国的公正和公平问题都很严重。
各自的问题都在于自由离散度过大。解决这个问题，答案都是先把自由度过高的少数人打压一下。美国的解决方式，着眼在了社会的中、低层之间的矛盾。由中层全体出让利益给底层，而不是先从社会的高层层面上搞起来。这个差别是因为美国人觉得高层内部已经每四年自己搞自己一下了，就没有必要再搞别的花样，人民看上去轰轰烈烈，压抑的心情得以舒缓，公正感提高。但其实不关高层利益的痛痒。所以美国人把手段集中在中、低层之间的矛盾上。中层内部，或者低层内部的矛盾，仅限于每四年一次的投票差异上，不是层内的站队左右之间的利益分割、转让。
而中国这两年的政治斗争在高层，触及的也主要是高层。比如铁道部和重庆的事情。重庆的事一分二。打击高层的少数人的方法，是重庆先搞起来的，后来先搞的那一拨人也被搞了。社会的自由度调整，主要在高层内部搞，这是中国政治思维过去2000多年的一贯性特点。中、低层的任务主要是站队。这用站队的方式在中层或低层内部自然切分出来。于是高层内部矛盾转化成全国人民的内部矛盾。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还在摸索一种更有效率、但平和的社会结构调整方式，从而结束过去的必须激烈斗争解决社会问题的局面。
也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美国势。美国应该越来越依靠中国，因为中国还有很大的财富生成和易手的空间。美国只有靠不断的剥削社会中层，来满足高层和低层人们的需要。但这是占到人口60%的人群，你只能利用他们的愚昧和不团结性。中国的财富易手，不仅仅在层间，还在层内。等到中国确立富国地位以后，全球超过50%的人口就已经达到富裕了。那时的商业社会必须，也已经在走明显的下坡路。在 自由+公正<--> 效率+公平 这个平衡式里，一个变量会带动整个平衡产生根本的变化。那就是公正度，既横向比较之后产生的满意度。这个横向的比较标准，将不在以财富价值作为唯一，或者主要的维度。想想看，还有什么会让我们产生主观的满意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