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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Xi Jin Ping is visiting the US. His agenda is already full, from watching a J. Lin’s Show to returning to an Iowa ranch that he stayed 26 years ago. I am not sure if he will have time read my post of today. It would be all these people around him who can decide what he does and sees. Good luck to our soon-to-be No. One.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目前正在华盛顿。然后他还会在去Muscatine和LA。这次访问带来中美关系的一个小高潮。媒体会大量报道，大家尽可以享受阅读。今天的尘报并不在此。而是借这个全民关注政治的机会，以历史到未来的角度谈一谈政治。其实也是最近我大脑细胞对这个比较感兴趣。趁热打铁吧。
550期尘报对社会政治方向上的左右阻尼震动规律做过总结。今天拿震动周期中的最有价值的阶段，也就是左右换相的阶段的几个历史事件来说事。这样可能比讲理论模型更加吸引眼球。眼球喜欢的是Anecdotal，而理论中不可少的Fundamental元素主要是给大脑的。从中国历史上找社会政治中最有价值的案例，不是看改朝换代的武装斗争。那些皮肉的激烈，只是被明清小说给传奇化了，并非研究社会政治最富有智慧和最值得研究的部分。正史的主题也不是战争，里面总结的经验多是和平条件下如何施行君权王道的。只是传统史观并没有科学的模型，往往从道德的角度看问题，总结的经验就缺乏实践可操作性了。
我说历史最有价值的部分，是社会沿着右向到了极端，需要向左转的时候。右，指的是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宽松自由的状态。这个状态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积累分配不均。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需要政府之手调整社会向左转。然而强力的监管整体上还是不利于经济长期发展的。所以，一旦开始向左转，就需要在短期内迅速到位，去弊从利，然后在新的社会道德层次上逐渐恢复向右的宽松政策。
历史上这个向左转的案例，经常是以变法的形式出现的。历史上有很多变法案例，有名的当属商鞅、王安石和张居正。这三个各有不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有死于非命的，有善始善终的。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出于社会支配地位的大地主大资本集团的利益角度，以割舍本集团部分利益为代价，达到确保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商鞅变法，是一次激烈的、坚定的、由统治者内部自行发起的向左转的改革。它的激烈程度，到了几乎以太子的肉身当炮灰的地步。在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以前，秦国的国势衰微。在外有“六国卑秦”，在内有“乱化之民”和一群在奴隶制下最后疯狂的王公贵族。商鞅的变法主要是三个方面：1）打破既得分配体制的“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2）迅速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什伍”户籍制和“连坐”法；3）搭建新型国家执行力的“集小都乡邑聚为县”。改革十年后，“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对外还吞并了劲敌魏国在汾河以西的大半国土。秦孝公死后，他的儿子惠文王虽因积怨杀死了商鞅，但他还是继续执行了商鞅的新法，以致百年后积蓄出秦国统一六国的实力来。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秦灭亡不是商鞅变法的结果。秦统一后，在需要向右转的时候没有放开社会自由才导致反抗。
王安石变法，是一次激烈程度不高、不坚定的、由统治者内部自行发起的向左转改革。宋神宗继位后面临的内外局势跟秦孝公多有类似。社会分配的不平均，财富集中在大官僚大地主们手里，按人头收税的财政政策面临触礁风险。政府开支上面临庞大公务员阶层和战争赔款两大支出项。所以政治上急需向左转，由新秩序重新分配财富。王安石的变法主要也是三个方面是：1）裁兵、贡举，改革治军治吏；2）方田、募役，开发生产增收财政；3）市易、均输，提高效率减少成本。王安石先后八年变法两次，最后都是被排挤出局，新法被废。所以很难说明新法本身有什么效果。以北宋的灭亡，只能说明不变法的后果。说这次变法的激烈程度不高，是因为一方面新法的radical程度比较和缓，这是宋庭整个的朝廷文化特色决定的。另一方面，最高当局的改革决心也不够坚定，所以在最后对待改革的问题上就成了因人废事了。
张居正变法，是一次和缓的、但坚定的、由统治者内部自行发起的向左转改革。明朝经过200年到嘉靖一代，官僚腐败，分配不公，外战紧张等各种矛盾都到了激烈的程度。嘉靖在位45年，时长仅次于他的孙子万历的47年。（以前讲过，最高统治者在位时间太长，容易使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并稳固，带来的社会不公程度就高。统计上看，古代中国皇帝在位时间最好是平均11-14年之间。现代社会，生产发展，社会各种交易速度快，以8年为上。）嘉靖的长期执政，以至于这一代的问题，即使严嵩集团被清素也没能了结。后面两任首辅徐阶、高拱也都是同一利益集团的代表人。这些问题部分解决直到嘉靖的孙子万历上台，启用自己死去皇爹的老师张居正后才慢慢有了解决。
张居正这个人比较实际，有耐心，所以他从嘉靖26年进士起做了20年翰林院学士，只上了一次奏折，基本上都在观察思考养精蓄锐。隆庆皇帝上台后，给张居正这个受宠太傅以宰辅，他都不急于改革，而是选择与同为宰辅的政敌高拱和睦相处。直到年幼的万历上他升位首辅之后，才逐渐实施改革，推行他以打击既得利集团为目的的一条鞭法。张居正主政十年，改革涉及军事、经济、吏治，明朝有了万历中兴。张居正后来多次请辞不准，积劳成疾，死于任上。说张居正变法是和缓的，主要在于他对变法时机的把握上不急不躁。说他坚定，是因为他可以因为变法已进高潮，连自己老爸的丧礼期间都没有回家，但在改革成功之后却三番两次请辞还乡。
从商鞅变法到秦灭六国，大概是三十年的时间。巧的是从张居正变法到万历中兴结束也不出30年。向左的时间在一般情况下，社会在偏左的状态下应该不会停留超过30年的时间，就会被向右的趋势慢慢取代，而一般不需要改革。一个特例是中国三十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我看来，邓公的改革其实正是共和国建国之初的政策方向的延续，而中间的反右文革20年是一个不符合历史规律的非正常阶段。
从这三个古代案例应该看到的结论有二：
第一个结论是，人为的向左转，是一个社会是否可持续发展的必然。右向的运动，就是社会利益的自由发展，是人类社会的自然。你放开了政策，什么都不管，他们自然的就会这样走。但是这样走到一定的阶段，肯定就会有严重分配不均和不公现象。这时候社会自身是无法自行调整转向的，必须人为的力量加以调整，向左转。重新划定利益格局，回到良性的轨道上来继续走。向左转必须是人为的，向右转肯定是自发的。所以确立一个社会的架构，确立一个政权的长久，一个不可回避的任务就是要为这种不断需要的向左转提供可行机制。美国的制度是提供了这种机制的制度之一。历史证实，可以看看1933年的罗斯福新政。中国历史上的各朝各代，虽然没有提供这种政权内部的机制，只是在自然上提供了可能。皇帝总有老死，新皇帝上台就是换人换思想的机会，但不是机制。
第二个结论是，机制的设定，最主要的是要达到权威和实践上的有效统一。权威和实践统一，比如商鞅变法和张居正变法，变法就得以成功，社会可以回归良性发展。国家权威层和改革实践层的统一是改革得以继续的条件。王安石的失败就在于没有找到这个统一。张居正是通过耐性把自己培养成权威。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制度本质上没有这个机制，在这个问题上是机会的，不是机制的。机制上的东西，少一些主义，多一点科学。比如，现在目前的中国政治体制里，领导人一届5年，一代10年，而他们的政治余热（卸任后的影响力）可能是20 年甚至更长时间。这个时间就过长了。向左转最好以较快、较迅速地时间完成，商鞅变法10年，王安石8年，张居正10年，如果一届领导人的本来就只有8-10年，但从机制上来讲，还必须与前任的余热共处的话，就不能保证社会有效的向左转。领导人两任八年制和卸任余热问题，是当前机制上应该尽快做的两件事。
换个角度思考，也许可以发展出更好的社会系统，使得进化常态化，限制局部群体对进化的限制，并鼓励给予各阶层同等机会，那样不是更好吗。至少在机制上解决了问题，而无需等待某个英雄出现来进行未必能成功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