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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暴徒上台之路:从征服街道到控制议会

(2019-11-27 14:11:51)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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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暴徒上台之路:从征服街道到控制议会

 

By后沙月光

 

1933年德国纳粹通过民主程序合法上台,很快终结了魏玛德国。

 

欧洲知识分子后来对此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思,哈耶克,奥尔特加、曼海姆、雅斯贝尔斯、还有汉娜 ·阿伦特等知名学者,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认为这是民主体制的弊端之一。

 

要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在欧洲再次出现?答案是铲除任何能够产生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土壤,手段是教育和法律。

 

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却在它们认为“不民主”的国家和地区,不断煽动各种颜色革命,乌克兰,叙利亚,埃及,委内瑞拉,玻利维亚……都品尝过颜色革命的滋味。

 

通过街头暴力破坏秩序,造成社会动荡,再通过民主选举,实现政权更迭,最终由美国代理人掌权的局面,已经成了固定套路。

 

本文重点并非颜色革命,而是想通过简单剖析纳粹上台过程,让大家了解一下“民主”是如何杀死民主的?

 

民主政治

 

一战之后,德国经历了一年多的国内动荡。1919年7月31日《魏玛宪法》在德国议会通过(262票赞成,75票反对),由总统艾伯特签署后,8月14日正式生效,宣告帝国结束,魏玛共和国成立,德国恢复了稳定,似乎找到了发展的方向。

 

《魏玛宪法》,后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宪法蓝本。

 

但它没有触动德国容克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而是维护了他们的利益。

 

掌握德国政权的是魏玛联盟:社民党(组阁),中央党(天主教),德意志民主党。

 

1924-1928这五年是魏玛德国黄金时期,纳粹那时候并不起眼,在议会493个席位中仅占12席,为总数的2.4%。

 

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蔓延到欧洲,德国发展势头受到重挫,与美国资本密切相关的德国资本家,在失业率飚升,民生困顿的情况下,反而觉得结束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魏玛宪法的机会来了。

德国资本集团需要寻找到一支政治力量来帮它们实现这个目标。

 

1929年12月,纳粹在资本集团暗中资助下,发起了全国性的“反扬格计划(偿还战争债务方案)”签名运动,“反扬格计划”只是街头运动的一个借口,但能得到大多数人认同,民众相信是国家债务造成了自己的不幸。

 

这场由纳粹主导的签名运动,得到了600多万民众的支持,在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中,纳粹一跃成为第二大党,仅次于社会民主党。

 

1931年,纳粹党与钢盔团等暴力团队在哈尔兹堡温泉城开会,建立统一阵线。

 

1932年希特勒与德国大企业老板在杜塞尔多夫举行会议,双方正式结盟。

 

短短三年时间,纳粹党徒就从10万不到激增到80多万人,在民主政治体制中,纳粹一切发展都是合法的。

 

社会民主党在这时,还在保持风度,死死维护魏玛宪法精神,不去动用强力机构,对纳粹进行政治解决。

 

社民党主导的最后一届魏玛政府--米勒政府,在1930年垮台,接着中央党的布吕宁组阁,由少数党执政。布吕宁是容克地主和资本家代表,奉行反共路线,中央党与纳粹存在政治默契。

 

社民党却在如此严峻的政治形势下,推出了“忍让政策”,他们在1931年的莱比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决议:

 

一,通过忍让,维持魏玛宪法下的政权的存在。

二,通过忍让,让德国民众理解社民党的路线,并支持社民党。

三,通过忍让,让纳粹停止对社会的暴力伤害。

四,通过忍让,与布吕宁内阁进行合作。

 

简单就,就是社民党认为中央党坏,但纳粹更坏,“两害相权取其轻”。社民党忘了一点,当他们放弃斗争时,纳粹绝不会因此而变得文明。

 

街头与议会

 

德国在1920前后,纳粹以保护本党集会不受攻击为名,在巴伐利亚邦建立了一支半军事化组织,1921年11名改名为“纳粹冲锋队”,成员主要是旧军官。

 

然后再通过他们与巴伐利亚其它秘密团体建立横向联系,如帝国旗帜,自由军团,奥伯伦德等。

 

到1922年,冲锋队在慕尼黑的主力成员也不过700人,还有400多人在巴伐利亚邦各地。

 

但纳粹就是通过这支力量扩大了影响力,它的们不断去打砸抢,在公开场合用铁棍,汽油弹袭击别人,并煽动更多的社会暴力分子加入,而这种行为受到最严重的惩罚也不过是坐几个月的牢,出来个个是“英雄”。

 

1923年纳粹在慕尼黑制造了“啤酒馆暴动”,其实是一场针对魏玛共和国的政变,但只被当成一起刑事案来处置,希特勒被判五年。

 

“啤酒馆暴动”让纳粹和希特勒名声大噪,他们的暴力行为赢得了许多民众的理解,嘴里不说,心里却相信纳粹暴徒是在为他们争取利益。

 

1929年“反扬格签名运动”能得到600多人的支持,就是这种社会心态的反应。

 

社民党在做什么?天真地相信法律和选票能解决纳粹问题,直到1933年纳粹掌权时,他们还是在坚持这种立场。

 

1932年6日1日,布吕宁内阁垮台,由冯.巴本接任德国总理,冯.巴本是天主教贵族和大资本家,属于中央党极右翼,一上来就与纳粹公开勾结。

 

7月20日冯.巴本发动政变,摧毁了魏玛共和国大本营--社民党的普鲁士政府,一夜之间普鲁士变天,社民党堡垒被攻破。

 

在共和国生死存亡关头,社民党执委会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出现何种情况,决不放弃法律基础。

 

坚持法治是对的,但纳粹在街头打砸抢,占领普鲁士警察局,这些还是刑事案件吗?法律条文还有用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是政治问题,当魏玛共和国丢失政权后,魏玛法律靠什么来保障?

 

然而,无论社民党基层党员如何呼吁与纳粹展开对等的街头斗争,社民党仍不为所动。

 

当时社民党的力量:

 

除了党员之外,工人钢铁联盟有300万人,旗下“保卫团”有40万拥有武器的工人,另外, 普鲁士警察部队有9万人。

 

就在大家等社民党执委会一声令下时,7月20日上午,执委会却发布了一道声明:

 

一,保持冷静,德国局势还没有最后定局,要相信德国法院。

 

二,保持纪律,不要受到共产党煽动。德国共产党1931年就向社民党提议联手对付纳粹党,开展群众斗争,在议会之外解决纳粹。

 

三,集中一切力量,准备选举(7月31日国会大选),用选票来结束德国的混乱。

 

纳粹最最担心的情况--社民党与共产党联手在街头反击纳粹,并没发生。

 

当天晚上,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赤色分子错过了最关键时刻,而这一时刻,再也不会出现。

 

社民党的软弱和纳粹的果断形成了鲜明对比,谁胜谁负?已没有任何悬念。

 

当柏林警察局局长克谢辛斯基催促采取武力手段对付纳粹暴徒时,内政部长泽韦林的答复是:绝不能让流血事件发生。

 

普鲁士变天,为纳粹掌权铺平了道路,11月17日冯.巴本辞职,由冯.施来彻尔担任总理。

 

1933年1月30日,拒绝出任副总理的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 这时还不等于纳粹上台,是一个联合政府,11个内阁职位,纳粹只占三席:总理和两个部长。

 

2月27日,国会纵火案爆发,德国共产党被取缔。

 

3月22日,社民党主席韦尔斯在议会大厦受到纳粹刺刀威胁。他这时还相信民主和法律能改变这一切,纳粹掌权只是暂时的,民众会重新把票投给社民党。

 

4月,社民党绝大多数报刊被关闭,失去了宣传能力。

 

5月2日,工会大厦被占领。

 

6月21,冲锋队在街头公开杀害社民党骨干。

6月22日,内政部长弗立克签署命令,取缔社民党。

 

纳粹完成了全面掌权。法律由他们来制定,法官非常配合。

 

拥有几十年历史,100万多名党员和600多万名外围成员的社民党,短短几个月就混成了非法组织。

 

领导人的归宿要不逃亡欧洲,要不集中营,更多的是投降。

 

7月14日,魏玛宪法中止,魏玛共和国以悲剧告终,民主制度付诸东流。

 

今天许多人也相信“民主和法律”,这没有错,但从不去想靠什么去保障民主和法律?

 

德国社民党一直在用民主来掩盖他们的软弱,一不敢得罪资本家,二不敢展开斗争,反而对共产党各种嫌弃,不愿紧密合作共御强敌。

 

忍让政策只以为高明,包容,其实就是想逃避责任。

 

用“民主”终结民主,这种法西斯手段,美国正在全世界复制粘贴,纳粹都干不出指定街头总统这种事。

将来,有力量捍卫全球民主的,恐怕只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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