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之：“颜色”并不“革命”，“自信”方能“他信” ——港藏治乱回顾

“颜色革命”从上世纪90年代走上世界舞台，伴随着“民主”被美国人买一送一“输送”到世界各地，作为导弹航母的必要补充，搞乱了他们想要搞乱许多国家，无论成功不成功，它都将目标地区数以百十万计民众推入灾难深渊。30余年的“颜色”表演，使越来越多的人破除了对“民主灯塔”的迷信，解构了“跟着”情结，狠狠打了各式买办奴才的脸，扫了“历史终结”的兴头。

还是毛主席说得好，没有反面教员不行。

不过，“颜色革命”并未终结。

想不到，这么快就光顾到我们头上。

回归22年的东方明珠，突然发出刺眼的怪异光芒——发生暴乱了。

虽然，在许多位卑未敢忘忧国者的心中和笔下，这并不意外，多年前孔庆东就因为批判香港殖民情结遭到内港精英的联手围攻；但对于痴迷于“东方明珠”者，恐怕是始料未及的。

“历史终结”以来的世界大势，香港回归走过的历程，可读的东西太多。

 

1

 

颜色革命一词，不知何人所创，意味殊深：“颜色”并不“革命”，但它又非与“革命”毫不相干。

“颜色”云云，不过是标志，并非本质。其本质特征，至少有两点不可或缺。

其一，它是美国策划挑动的，是霸权殖民主义统治世界的工具，凡不愿俯首称臣的国家，均难免造其荼毒。

其二，颜色革命的爆发，有着目标地区自身社会矛盾积累的基础，中情局和各式基金会通过扶植豢养走狗，主导“革命”方向，为其所用。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大众抗争本该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结果却变成了殖民帝国主义控制世界手段，玫瑰百合变成了罂粟毒狼。更早的布拉格之春和波兰团结工会，就已经是这样。

这是“历史终结”之后，世界共运退潮，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之后，出现的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

真正坚守初心，则被视为“极左”和“邪恶”，孤立寡援，寥若晨星。阶级和民族对抗与社会矛盾，以扭曲形式表现自己，除了“恐怖”，就是“颜色”。即使在资本心脏地区，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和法国的“黄背心运动”，也不具备多高品格，至多是社会矛盾的初级表现形式。

历史终结以来，“国家要独立，人民要革命”的大潮终结了，“全球化”与“和平发展”成主流。我们虽然“不当头”，但美国并未放弃称霸，解散华约北约扩张更凶，一超独霸肆无忌惮，几乎将钟拨回到八国联军时代。

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殖民主义与世界人民反霸反殖的斗争，已成世界范围的主要矛盾。

因此，人们才十分赞赏普京的“战斗民族”品格，不是在“姓社姓资”意义上，而是在反霸反殖意义上，因为在当下，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上抵制美国霸权扩张的主要力量。不是他挡一下，半岛、南海、台海和香港的局面，还不知怎样。

 

2

 

在这个视野内，香港问题不过是中美间霸权殖民与反霸反殖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夫妻妇姑勃溪。英国因为相关而闪亮登场，其实不过是美国的附庸，帮闲凑趣，借此重温一下旧梦，有可能就捞一把。

回归不等于结束斗争，但由谁主导，则不是必然。

回顾西藏解放与香港回归的不同设计，至少两个亮点不容忽视：一个是掌握主动，一个是不忘初心。

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访苏期间著手操作进军西藏，帝国主义虎视眈眈，西藏问题缓不得。解决藏军是前提，早解决早舒服，舒服了才能够谈和平解放。

为了大局，可以“一国两制”，但改变农奴制度的目标不回避。自治，不能无所作为，放弃各方面努力。农奴主阶层是统战对象，广大农奴才是依靠对象。统战，是我统你，不能反过来。

对大局要有清醒判断。反动势力蠢蠢欲动，可一再忍让争取再争取。但要做好应变准备，你非叛不可，则坚决平叛，一举解决，然后毅然改革反动制度，实现初心，解放广大农奴。由此实现大治。

老人家走后，出现大的反复，教训尤深。面对港闹局面 ，再不必讳莫如深，正是我们今天治理“五毒”有待消化的宝贵殷鉴。

1980年代后期，H  ZH当政先后直接干预西藏，说是“拨乱反正”，实则倒行逆施，一手导出了西藏暴乱。

其一，以落实政策为名搞阶级颠倒，依靠农奴主打压翻身农奴。

西藏和平解放与改革，毛主席始终把决策的立足点放在依靠广大农奴上，平叛之后迅速改天换地，将民族关系推进到历史上最好时代。西藏两次叛乱，第一次是反动势力不甘退出历史舞台，有必然性；第二次，则是当事人错误决策造成的，并非必然。

他们全盘否定西藏民主改革的伟大成果，打着“平反昭雪”“落实政策”旗号，扶植退出历史舞台的农奴主翻身，打压翻身农奴，叛军司令和众多骨干捧上高位，先后安排两千多名上层人士进入政界，其“二代”也纷送中央或西南民院进入第二梯队。叛乱分子高调回归，补偿退赔务使心满意足，剥夺财产一律物归原主。

此消则彼长，随着农奴主阶层势力日长，翻身农奴在“批左”和“拨乱反正”中受到打压，阶级关系颠倒过来了。

“不能很好地团结宗教界和上层人士，也就不可能把更广大的老百姓团结起来，这是因为那些人的影响，往往比你们还要大”——就是冠冕堂皇的夫子自道。

拉萨八角街某居民办事处负责人接受采访者时说：“群众说，…共产党变了，五十年代要我们，八十年代要贵族，有个说法，上层人士的石头和狗都落实了政策，而老百姓呢?……每年国家把几十万几百万丢给寺庙，老百姓得到什么呢?”(《拉萨骚乱纪实》)

H ZH不吝重金恢复并扩大寺庙，但没有打造出他们心目中的盛世，反而起到给达赖喇嘛招魂扩众的作用。设计孕育出的“上层”，朝思暮想的是回到“到处都有寺庙，人人都可以做喇嘛，信徒如蚁、供奉如山，宗教可以干预政治、三大寺可以决定西藏前途的达赖喇嘛时代”。

佛祖并未赏光，就靠加大中央输血维稳。它酿造出一种心态：“现世靠政府包养，来世靠达赖喇嘛超度”，

倒行逆施受到广大汉藏干部抵制，于是“不换思想就换人”，调离不忘初心的阴法唐，换成忠实于自己的书记，这位共产党书记，“穿上藏袍，置政教分离于脑后，亲自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各级藏干纷纷仿效，在西藏上下掀起了空前的宗教狂热，因而被称为“喇嘛书记”。

 

其二，是否定民主改革，破坏民族团结。

借落实政策否定民主改革，抹黑解放以来民族团结的成果。强制命令式限期撤出80%的援藏干部，使他们备受打压处境艰难，以致许多关键部门无法运转，行政机关文件无人翻译，不得不自行终止。

经过这“拨乱反正”，反动势力在外部势力支持下气焰日盛，丧心病狂地再次发动暴乱。所好中央不为所惑派，及时派胡锦涛同志去藏主政，平息暴乱，返乱入治。不过其余毒消除仍有待时日，影响着边疆的安定团结。

为人民，依靠人民，是共产党战胜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最大优势，依靠这一优势，才能无往不胜；丢掉这一优势，必然遭受挫折。

有效制乱，这是根本。

不忘初心，这点不能忘却。

 

3

 

回顾香港回归的设计，不能回避两个大的教训，一个是只看高层忽视下层，一个是迷信港式繁荣民主，未给去殖民化运作留下任何空间。

“港人治港”，始终依靠大资本，下层众生在视野之外。

可以一时权宜，如果五十年、一百年都“不变”，靠“先富帮后富”行吗？

如此一来，下层难免产生一种心态：无论“归”与“不贵”、“变”与“不变”，反正我的鸽子笼式生存“不会变”。

敌对势力正是利用这点煽动暴乱，为其火中取栗。

香港回归前，1995年李嘉诚才只有420亿港元，盈利只有30亿港元。到2009年，就增加到了一万亿港元，相当于同期香港经济总量的50%，盈利更是高达两千多亿港元，增加了七十倍。而这期间，香港GDP增加了不到一倍。广大港人的收入则止步不前。港人称香港为“李家城”。

对此，港独分子心知肚明，废青也不是完全脑残。

2014年9月22日，香港学联在罢课起动宣言《抗殖反筛选 自主港人路》中，沿用了四十多年前香港学联的“反资反殖”的口号，鼓动普通民众反抗分配不公的资本主义。香港独头目在集会发言中煽动：“普选与民生息息相关”，“假普选让政策倾向大财团”，他认为人大常委的政改决议，是排除大部份港人意见，让红色资金垄断提委会，“这样只会令香港贫富悬殊成为全球首屈一指。”《自主命运誓不认命 罢课重奏未来凯歌》的大专学界罢课誓言，也有类似煽动内容：“今天，看着香港我城被中方暴政压碎，72万个热炽灵魂被一巴掌掴，繁荣与未来在中国政府与大财阀的贪欲下分崩离析，请问这是否就是香港的明天，我们未来将相伴数十年的家园?”

敌对势力用心恶毒，他们将中央与大财团、大财阀绑在一起，以反抗贫富分化和分配不均为借口，鼓动香港底层民众反抗中央政府，鼓吹跟着美国解放自己。由于香港缺乏左翼力量的正确引导，不明真相的底层民众极易受蛊惑，裹挟进乱港大潮。

 

于是，为了维持香港繁荣与安定，就采取输血政策。

朱镕基总理有句名言：我如果不能维持香港的繁荣就是历史罪人。

过去，这块殖民是英国人的聚宝盆，名副其实东方明珠；回归后，收回个无底包袱，这个令人无限神往的繁华明珠，一个子儿的税也不交，中央政府在水电粮菜各方面都得以超市场方式保证供应，深沪的经营设计，必须保证维持香港日衰的金融贸易地位……不惜代价煞费苦心的维护，却落得个焦头烂额，不吝百千亿修港澳珠大桥，港独轻松挑动，一个老太婆的干扰，让上百亿打了水漂，内地房地产开发中司空见惯拆迁魄力，一片汪洋都不见了。

香港繁荣是大局，但仅靠输血不是高明办法。

 

4

 

香港回归设计，从未想到去殖民化，未给去殖民化留一点运作空间。

“一国两制”可以，但“两制”不过是允许资本剥削制度不动，不等于大英帝国殖民主义一套可以原封不动“五十年不变”，神圣不可侵犯地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来。

不问姓社姓资可以，但不能不问姓中姓外。

治权、经权、司法权、话语权，原封不动。一国两制，还得一国两币，连法官都必须是洋大人，诉讼文书还得用英文。

大英帝国百年殖民的文化标志岿然不动，标志着殖民主义神圣不可侵犯。

维多利亚湾和以殖民者命名的800多条街道原封不动，中华民族的耻辱记忆，化为辉煌存在。上海殖民标志的地名，建国后全部更换，戈登铜像也迅即拆除，回归二十二年了，大英帝国维多利亚女王、国王乔治六世的高大铜像，却一直傲然屹立在香港公园。在这里，没有毛泽东留下一寸立足之地。标志性符号的变动，从来都折射着社会政治的变动。列宁和斯大林在俄罗斯和东欧的遭际，最能反映时局与阶级力量对比的消长；随着台独势力的扩张，蒋介石的塑像作为“统”的标志也屡被污损；二战中无论英殖还是日据，他们都随即变更文化地标。标志象征意义太强烈了，除非你故意视而不见。

二十二年后回视，当年设计有点不可思议。

“自信”方能“他信”，从而使别人信之。

原封不动的设计，源自“自信”不足，源自对西方普世包括殖民主义的迷信，“三百年殖民地现代化”“再给洋人打工二十年”是也。

十八大后强调“自信”，不是没有有针对性的。

唐人张籍有个名句：“‘归我’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改两个字，用以表现精英群体收回“女王皇冠明珠”时的心情，实在再贴切不过。

东方明珠是改开样板，为了实现发展目标，更加开放，再造几个香港，五十年后也“不能变”。

香港的百年定位，源自“自信”不足。

多年来，在官民媒体上，香港的经商政文都是不可企及的样板，偷渡的成功与辉煌，一直是文艺创作中伤痕控诉和资本礼赞永不陈旧的母题。

批评香港的教育没有去殖民化，内地多年的教育改革，是“去”什么“化”？

高校教学，马列毛被被边缘化，，教材全盘西化是大方向，经济、法律、历史、文艺方面，无不奉西方为圭臬，以美国是非为是非。“重写文学史”，夏志清、李欧凡是祖师爷，文艺“走向世界”以莫言和老谋子为标杆。张爱玲是“海派文化之母”，学者与时俱进离不开谈张，拿本“金锁”，则是小资白领显示身份的标志。经济学家高举“看不见的手”，改革理念不归哈（耶克）则归凯（恩斯）。中学教材改革，袁腾飞是编委……

不忘初心，在“姓社姓资”和“姓中姓西”意义上，高校讲坛是否早已陷落？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自信不足，指望跟着美国融入世界，到头来收获的只能是“颜色”，这是一个普世规律。俄罗斯和乌克兰尝够苦头，今天该我们尝尝了，香港乱局正是美国人“赐给”我们的的“颜色”。

香港动乱，是殖民情节的唤醒发酵酿成的苦酒

“自信”，才能“他信”，使彼信我。

十八大以来强调“四个自信”，一动真格，内外敌对势力鼓角齐鸣，一犬吠形群犬吠声：“走回头路了”，“专制又回来了”——只要是有利于国家强盛和人民利益，无论你做什么，无论姓社姓资，都是“专制”“回潮”，这已成为一个普世套路。

明白了，自然不惑。

在十三亿不惑的中国人民面前，不过是上了一堂自信课，算不上惊心动魄的狂涛巨浪，没有什么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