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鸿雪泥
仁者流于迂愚；智者流于诡忍；义者流于疏鲁；礼者流于拘泥；信者流于失智。信为矩，智为规，仁为中，义为经
寥寥长风
总体来讲，沈教授历史“研究”属于无俚头结果，很难以给人以真实的历史启迪，其人不屑于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还原严肃的史实，而倒善于把历史按其喜好分类遴选，包装成误人子弟的“戏说”和“演义”，导致其“成果”变成选择性失明和武断臆测的杂合物。
沈志华，一个荒唐的“历史学家”
过去一直对教授、专家的称谓敬佩不已，以为他们该是些客观公正、厚德博学的翩翩学者，可事实往往与愿望相反，以笔者的工作关系，接触过不少本专业的专家和学者，总体感觉失望多于欣喜，一些人的品格、学识实难恭维，人格之低下甚至宛如市井俚人。遗憾的是，沈志华教授作为一个头牌赫赫的“著名历史学家”，他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的大做也着实让人大失所望。纵览全书，通篇的主旨是树立在“强权即是真理”病态思维基础上，用大胆假设，疯狂求证的技法“研究”历史，不顾史实，对抗美援朝的正义行为进行无端指责，从而得出诡异蹊跷的结论，全然不像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而是一个为了阿堵物而勃发的无畏神汉。
原书的论点论据逻辑混乱、头绪芜杂，择其要点，先批驳结论第一条，“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毛泽东在欣喜之余产生了支援世界革命的更为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不期而遇的朝鲜战争和初战胜利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恕我冒昧，不知道这位历史学家是如何进行的“研究”，1950年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举国上下正待从战争胜利的激情中转入到民生建设的复兴之路，苏联援助中国的第一批56个重点工业项目也在谈判之中。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时，明确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这一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在政治方面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提出六条具体措施：1、合理地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以改善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2、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拿出20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3、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拥护我们。4、给小手工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5、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红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6、团结少数民族，在少数民族区，社会改革不能急躁，条件不成熟不能改革。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可以设想，如果不是美国直接干涉朝鲜半岛局势，如果不直接出兵，如果不越过三八线，如果不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无意也无须出动志愿军同美国强人直接交手。但是这一美好的愿望随着美国的自我膨胀而告破灭。
沈文中所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 8月4日政治局会议上对此所做的解释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站在了亚洲革命领导者的岗位上。”，笔者搜索了一下会议讲话，没有发现任何词藻能够“表明”中国领导人认为自己“已经站在了亚洲革命领导者的岗位上。”，奇哉怪哉，莫非这沈教授面对这重要的论据，也要苦思冥想臆断不成?至于说毛泽东想作以后的国际共运领导人的说法更是匪夷所思，可以参考他在50年代的《卜算子.咏梅》袒露的心迹，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这首词就是斯大林死后，为了回复赫鲁晓夫指责毛泽东想做“国际共运领导人”的恐惧。诸如此类同时期还有他的名言“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再驳谬论“如果仅从守卫国土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么当时北朝鲜在军事对峙中尚无败迹，中国只需屯兵东北以备不测就可以了。而此时就考虑到出兵朝鲜的问题，显然包含有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国际主义责任和义务的因素。”，此段论述就更加显得毫无逻辑。
事实上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双方在洛东江附近打成胶着状态以前。中共的基本态度是：赞成金日成发起统一战争，但把它看成是朝鲜的内政。希望能顺利解决问题，但并不准备参与。
周恩来说：“原来设想是赶李承晚下海，一鼓而下，很快地解放全朝鲜，使得战争很快结束，至少告一段落。如果美帝国主义要援助的话，他也需要有长期的准备和调动更大的兵力，才能进行登陆作战。这种前途对朝鲜是有利的，朝鲜人民也是向着这个目标努力的。但根据两个月来的作战情况，这一设想大体上是不可能实现了。”这是1950年8月底讲的，大体上反映了6月下旬到8月初中央领导人的基本看法。
请问沈教授，倘若金日成能在军事对峙中取得胜利，毛泽东如何会在“此时”去出兵，难道去帮金日成锦上添花吗?发出这种荒谬言论显然思维乱码所致，以此作为史实推论更是强加于人。
三驳“美国军队意外地‘不堪一击’以及苏联空军的及时参战，使毛泽东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从而对战争总体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孙子曰 ：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入朝初期，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曾设想集中优势兵力一次战役全歼敌人一个师，结果证明不符合实际，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集中精力了解研究这场战争的新特点、新规律。他从前线召回志愿军副司令邓华、参谋长解方及、刘西元、吴信泉、温玉成、吴瑞林。毛泽东先与邓华谈了一天，又与4个军长进行长时间面谈，详细询问了解战场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其中他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志愿军为什么一次难以歼灭敌人的一个团。当时的基本情况是，志愿军的火力太差，对敌实行穿插包围后，如果当夜不能结束战斗，天一亮，被包围的敌人就会在飞机、坦克的救援下逃跑。毛泽东意识到，这并非打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军力限制问题，是客观能力问题。于是，富于求实和探索精神的毛泽东就提出，我军一个军一次消灭不了美军一个师，就消灭敌人一个团，消灭不了一个团，就消灭一个营。后来，毛泽东还在电报中要求志愿军“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营”。毛泽东给这个新战术起了一个通俗的名字：“零敲牛皮糖”。毛泽东用它来比喻我军对美军作战不贪图大，要量力而行，打小歼灭战。从此以后，志愿军就也再也没有组织打过大的战役。事实证明，这一战法非常有效，一次“吃掉”敌人一个连、一个营，志愿军“吃得”得心应手。这样积累下来，数量就不小了，我军还不吃亏。可见，不拘泥于经验、客观判断武器装备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作用，“零敲牛皮糖”，实现打大歼灭战向打小歼灭战转变，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结合，是毛泽东对现代战争的新探索。
曾任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的戴维逊说：“根据情况正确地改变战术和手段，这一点他在朝鲜做得很出色。”“如果你对毛泽东的一切都记不得，那么你只要记住，他是一切战略家中最重实效、最主张批判地接受经验的一个。”
正是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狠狠打击了西方列强的嚣张气焰，为我华夏民族赢得了志气，从抗美援朝的局势发展及其结局来看，笔者认为毛泽东“对战争总体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的荒唐论断不堪一驳。
四驳“刚从山沟走进大城市的中国领导人缺乏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经验和知识” 这段话不啻于显摆自己的“精英”身份，急不择路地表明自己的权威。但请这位精英不要忘了，美国的布什曾是个农场主，里根曾是个演员，拿破仑曾是个士卒，以一个人的过去的身世来研判其能力，在当今社会无疑自取其辱。不就是痛击了蛮横不可一世的美国人吗?缘何如此失态?如果沈教授尚有余力的话，不如仔细琢磨一下自己如何从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变成赫赫有名的大富翁”的演化进程。
不过，导致抗美援朝的关键因素，“研究”多年历史的沈教授已经意识到了，尽管沈教授欲说还羞、半遮半掩，扭捏作态，还是应该值得表扬一下。那就是毛泽东出兵朝鲜的最大原因是基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考虑，高瞻远瞩地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用生命和鲜血为中国拼打出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避免中国直接处于美、苏巨鳄的夹缝之中，避免中国成为世界冷战的桥头堡，避免沙文主义的苏联的裹挟和对中国的进一步渗透，而处于夹缝之间疲于奔命的朝鲜就是明证。
总体来讲，沈教授历史“研究”属于无俚头结果，很难以给人以真实的历史启迪，其人不屑于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还原严肃的史实，而倒善于把历史按其喜好分类遴选，包装成误人子弟的“戏说”和“演义”，导致其“成果”变成选择性失明和武断臆测的杂合物。如果说演艺明星的屡屡“走光”是吸引众人眼球挽救衰败颓势的有效手段的话，那么，沈教授历史“研究”的乱码成果无疑是人品大甩卖的噱头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