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郭道晖挑战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的文章

冯虞章刘元亮执笔　 

 

清华大学离退休老同志理论学习组讨论 

 

一段时期来，从一些角落里冒出了一股新的反毛噪音。有海淀一个中学历史教师袁腾飞，在央视百家讲坛上对毛泽东、共产党、社会主义的恶毒咒骂；有被美国媒体评为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的王康，从批判钱学森回国“投靠专治独裁暴政”入手，对毛泽东的猛烈攻击；有政法大学“中华文明通论” 讲台上三名博士的集体反毛，甚至借说风水吹捧蒋介石、妖魔化毛泽东的讲演，等等。在这些噪音中，起推波助澜作用的，是《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上郭道晖的文章：所谓《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其副标题是《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这篇文章以颠覆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为己任，公然否定《决议》对建国以来历史和对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评价，挑战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政治基础，因而有极大的政治尖锐性。由于他打着“四千老干部的民主评议”和“大讨论记略”的幌子，又具有一定的蛊惑性和欺骗性。 

郭道晖当年在一个30人的小组旁听会议，作为普通工作人员整理简报，有什么资格以“四千老干部”的“大讨论记略”的名义来说话呢？事实上，这篇文章中用来印证自己结论的讨论发言，属于30人小组的才有一人。虽然作者利用当时工作之便，擅自摘录（严重违纪行为）别的小组的简报中对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有用的材料，充其量也不过举出了10来个人，而且对他们的直接引语很少，多为概括转述，并且完全排除了与会者中站在四项基本原则立场上正确评价历史和正确评价毛泽东的意见，又怎么能称的上是“四千老干部”的“大讨论记略”呢？ 

在文革刚结束后，人们对建国以来的历史有不同的看法是不奇怪的。 党中央号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拨乱反正，又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正确评价和总结历史的指导原则。在《决议》起草的过程中，邓小平有十多次谈话，陈云有七次谈话。经过在四千人范围内的反复讨论和对决议草案的多次修改，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的共识越来越多。就像邓小平在1981年5月19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四千人的意见已经充分发表出来了，而且现在的修改稿子已充分吸收了他们的意见”，“这个文件是在四千人讨论和最近四十多位同志讨论的基础上修改的，好多好的意见这里边吸收了。比如陈云同志提出，前面要加建国以前的二十八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现在前言有了，还有其它许多重要的意见，大家一看就晓得哪些是根据大家提的意见修改的。当然，也有些意见没有接受。”（《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6页）这样，又经过政治局扩大会议七十几个人的细致推敲，就在1981年6月27日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一致通过了决议的文本。《决议》的最大贡献，是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评价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和指导意义，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 

可是郭道晖的文章却说，“后来经过修改通过的正式决议并未完全遵循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而主要决定于当时主持起草的胡乔木和中央领导的人的意见”，“遗憾的是，这次讨论中多数人的意见并没有被后来正式通过的决议所采纳“，还是“囿于传统的思维，为尊者讳”。这不是明目张胆地用少数人错误的意见来“绑架”四千人的讨论、“绑架”全体中央委员吗？不是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吗？ 

本来，在形成决议的讨论过程中有不同意见的分歧是党内生活中的正常现象。可是郭道晖却经过精心编织，把内部讨论中的不同意见公开抛出来作为颠覆党最后的正式决议的根据，这是党的纪律所绝对不允许的，在性质上已属反党行为。 还需要指出，郭文提到的一些老干部除个别人外均已作古，无法再对郭文的内容、倾向和目的加以肯定或否定，也无法再对经过国际国内风云变幻考验的决议发表意见。因此，郭文中一些极端错误的观点，理应视作他本人观点，由他本人和推出这篇文章的《炎黄春秋》来承担政治责任。 

那么，郭文一再指责决议没有采纳他力主的意见，到底是些什么样的意见呢？（1）关于对文革前十七年历史的评价。郭文否定党的正确的工作指导和取得的伟大成就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方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今后一切发展和进步的基础。它说：“存在一条‘左’倾路线”，“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2）关于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郭文否定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否认毛泽东思想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并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它说什么毛泽东思想“没有什么体系”，“如果有，也是不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体系”，并狂言可以写出一本“论毛泽东的‘左’倾修正主义”；（３）关于对毛泽东功过的评价。郭文否认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否认毛泽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否认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否认毛泽东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它诬蔑攻击毛泽东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是“历史上最大的暴君”，简直是十恶不赦的千古罪人，并还有其它诸多的人身攻击。对于这样的一些意见，党的《决议》能接受吗？邓小平当时就做了明确回答：“当然，也有些意见没有接受。”因为这些“意见”严重违背历史实际，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党内的反映。如果采纳了这些意见，就违背了党心、军心、民心，中国共产党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了，中国就不称其为社会主义国家了。 

邓小平早在《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中就指出，“这同三中全会的精神有没有不一致的地方？没有。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为贯彻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必须采取的措施……只有坚持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克服妨碍实现三种全会方针政策的不良倾向，我们才能坚定地向着我们的宏伟目标胜利前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8页）他又说：“我们党的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又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4页） 

郭文说，他们要求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意见，所以没有被《决议》所采纳，是“因为那时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没有达到现在认识的高度”。看来，这些反毛小圈子里的人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彻底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时机已经到来。但是同这些人的妄想正好相反，通过对国际国内正反面历史经验的深入思考，毛泽东崇高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长远的指导意义，在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大学生群体中更加深入人心。如果做一个简要概括，毛泽东的主要贡献，一是开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并在实现“结合”中培养了一代干部，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二是毛泽东思想作为被实践证明了的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也奠定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基础；三是在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并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改革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国防安全、外部环境及人才方面的基础；四是不失时机地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并带领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取得了重要理论成果，指明了走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方向。五是如《决议》所说，贯穿在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重要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所有这一切，岂是几个反毛的“英雄”所能撼动的？ 

《决议》并没有否认毛泽东的错误，而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譬如，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如果把问题仅仅归结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又如，有些错误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决议》多次提到党中央领导集体也要承担点责任，这就比较合乎实际。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事实上还是毛泽东最早觉察到了以一平二调为中心的五风问题，并着手努力纠正当时已经觉察到的错误。再如，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这个《决议》，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把作为中国革命、建设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既拒绝了“左”的也拒绝了“右”的错误主张，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同时，为科学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诸如此类对复杂问题的正确处理，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及其结论，不仅为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所坚决拥护，也为国际上广大的有识之士所称道。 

对此，郭道晖的文章却指责说，决议的“许多评价，是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的”，并进而把各种问题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对毛泽东竭尽丑化诬蔑之能事，全盘否定毛泽东和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郭道晖文章以“大讨论记略”的幌子抛出了若干“内部材料”来蛊惑视听。这里，我们可以总起来再对它作几点分析。 

第一，1989年2月一场严重政治风波正在酝酿的时候，邓小平在发出“压倒一切的是稳定”的重要政治信号时，着重谈到了必须坚持《决议》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评价，他说：“我们已经对建国以来历史事件的是非、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也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页）1991年8月，我国已经在局势稳定中继续推进改革和建设，而苏联正发生剧烈动荡，党和国家的解体危在旦夕。此时，邓小平又向全党发出了“老祖宗不能丢”的重要告诫，即不能丢马克思，不能丢列宁，也不能丢毛泽东。 

我们应从这样的历史经验和背景中来看待郭道晖文章的实质和危害。它当作杀伤性武器抛出的材料有的本来在决议中已经做了恰当的、公正的评价，任何“过分”、“出格”的说法都是不符合历史的本质和人民的利益的。可是郭文却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采用夸大、渲染非本质和支流的东西，借以否定历史的本质和主流的手法，来达到把毛泽东妖魔化的目的，彻底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的毛泽东思想。这种妄图使我们丢弃“老祖宗”的卑劣行径，是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不稳定的重要乱源。我们要结合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对于这一类的反毛噪音保持高度警惕。 

第二，郭文所抛出的若干材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主观臆测，无中生有，歪曲造谣，编造历史。 

如所谓1950年庆祝五一节口号中，毛泽东亲自加了“毛主席万岁”一条，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人员以已确凿的事实说明，这种说法纯是无中生有。再如拿高饶事件来说，郭文硬说高岗反对刘少奇、周恩来，得到了毛泽东的默许以至支持，试问：既然如此，毛泽东为什么要花那样大的精力来领导反对高饶反党集团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斗争呢？关于这场斗争的经过和一些细节，邓小平在1980年3月19 日的谈话中有过详细的说明，在《毛泽东传》、《陈云传》中也有详细的记载。只要翻一下这些材料，便可知郭文所说是无中生有的造谣。怎么可以把高岗在阴谋活动中搬弄是非的流言蜚语，拿来作为诬蔑、攻击毛泽东的根据呢？这样的手段不是太卑劣了吗？事实上，毛泽东较早觉察到了在他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后，高岗企图拱倒刘少奇、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并开始采取有力措施来解决这个关系党的团结统一的重大问题。1953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审阅总路线宣传提纲时，加了一段有关“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和共产党员“决不可以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这样一段话，这是第一次在党的广大范围内不点名地批评高岗。由于高岗曾南下华东、中南地区进行游说、煽风点火，12月中旬毛泽东专派陈云沿着高岗南下的路线代表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要求他们不要上高岗的当，并特别嘱咐陈云向支持高岗的林彪转告了非常严厉的话。 这些重要的事实都有据可查，是郭文无中生有地导演历史不可逾越的障碍。 

第三，用形而上学的凝固的观点看待和解释历史，刻意炒作某些话题，以对毛泽东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这是郭道晖文章中又一个重要特点。 

那些狂热反毛的人，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诬蔑为“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诿过于人”的“整人”狂。他们常常拿整风反右等问题来说事，炮制出从整风转到反右是“预谋”论、“权术”论等谬论来蛊惑视听，对毛泽东大泼脏水。当年从整风转向反右，是根据情况变化、从实际出发的必要决策，还是所谓早就“预设”的整人“阴谋”？只要冷静的分析一下历史的具体过程，就不难厘清这个问题上的界限，也才能真正总结经验教训。通过整风学习马克思主义，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这是党的优良传统。决定要整风，并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这是真诚的，经过长期酝酿准备的。大量的材料表明，整风的问题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时就开始酝酿了。这个问题上党的领导集体的认识完全一致。其时发生的波匈事件的警示也使中央领导集体更感到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迫切性。这一年11月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宣布：“我们决定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把整风说成是为“整人”而预设的“阴谋”之类的谬论，完全是恶意的无稽之谈。 

但是情况不是凝固的，而是不断变化的。一段时期里整风中揭露出来的工作中的大量缺点错误，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并作出批示，要求认真加以注意和研究。但自1957年5月中旬起，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一些站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上的人掀起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否定建国以来的工作成就，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以至要求改变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取而代之。这种情况是开始决定整风时没有充分估计到的，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和其它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警觉。1957年5月25日，毛泽东和全体中央常委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会见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毛泽东亲自发出了重要政治信号：“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完全错误的”。但这并没有使那些反共情绪高涨的人头脑冷静下来，反而以为共产党不能收拾局面而加剧了他们的活动。这说明了斗争具有不可避免性。邓小平在20多年后总结反右问题时多次说道：反右是必要的，错误是扩大化了。他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的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邓小平在谈到改正对其中大多数人的处理这项重大的政治措施时，又指出：“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1957年不存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或者对这种思潮不应该反击。”（《邓小平文选》第2卷 第294、243、244页） 

反击既有必要，又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主要教训在于对出现在一定范围内的斗争不能估计得过于严重，要恰如其分；对于解决在执政条件下的思想政治领域的矛盾，不能采取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的办法，否则容易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方面的问题暂不在本文中讨论。因为郭道晖的目的和兴趣完全不在谈论经验教训问题，而是另一个性质的问题，即企图用整风转向反右的话题，大肆炒作所谓“阴谋”论、“权术”论。在郭道晖的另一篇文章中还竟把从整风转向反右归结为所谓“毛泽东多疑善变的猴性”，所谓“毛泽东独断专行、多疑善变的秉性或权谋”。凡此种种，对人民领袖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的仇视态度已溢于言表。 

最后还要指出，郭文还通过歪曲有的老革命家的根本立场，采取移花接木的办法，来为达到自己反毛的政治目的服务。彭真是我国的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文革中受到很大的冤屈和磨难，复出后主抓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发表过许多重要的意见。他鲜明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和态度，是人所共知的。可是郭文却把彭真关于要重视民主法制建设的意见嫁接到要求否定毛泽东的主张上来。在叙述了彭真的意见后，郭文紧接着说，“遗憾的是”，“讨论中多数人的意见并没有被决议所采纳……”。这种明目张胆地搞移花接木，借彭真的威望来包装自己一伙的反毛主张的做法，不是太不光彩和居心叵测了吗？ 

既然郭文打出了彭真的旗号来骗取支持，我们就引几段彭真在重要时刻的重要的话，来回敬他们。1979年4月22日，彭真复出后首次在中央工作会议一个小组发言，他说：“现在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应该怎样看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如果我们放弃了毛泽东思想，不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我们高举什么旗帜呢？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如果把它放弃了，实际上也就是放弃了马列主义旗帜，那么我们用什么理论来作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呢？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否则，必然造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个革命阵线的混乱，使亲者痛，仇者快”，“国外敌对势力正在疯狂的希望我们‘非毛化’，他们对毛泽东思想是极端仇视的，正在千方百计地贬低它，妄图把它搞臭。对此，是不能等闲视之的。”1989年6月21日，在平息动乱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指出：这些年来，“闹得四项基本原则好像不时兴了，党的领导核心作用、阶级、工人农民等等都不大讲了，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简直有点像犯了忌讳，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倒吃香起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说成僵化、保守，反对改革、开放。这种说法极为荒谬”。（《彭真文选》第365、366、661页）这些年来，李锐、郭道晖等一类人的反毛言论的逻辑和理由，不也是“极为荒谬”吗？2010年7月1日 

（《环球视野》2010年8月23日第304期）

冯虞章刘元亮执笔　 

 

清华大学离退休老同志理论学习组讨论 

 

一段时期来，从一些角落里冒出了一股新的反毛噪音。有海淀一个中学历史教师袁腾飞，在央视百家讲坛上对毛泽东、共产党、社会主义的恶毒咒骂；有被美国媒体评为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的王康，从批判钱学森回国“投靠专治独裁暴政”入手，对毛泽东的猛烈攻击；有政法大学“中华文明通论” 讲台上三名博士的集体反毛，甚至借说风水吹捧蒋介石、妖魔化毛泽东的讲演，等等。在这些噪音中，起推波助澜作用的，是《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上郭道晖的文章：所谓《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其副标题是《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这篇文章以颠覆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为己任，公然否定《决议》对建国以来历史和对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评价，挑战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政治基础，因而有极大的政治尖锐性。由于他打着“四千老干部的民主评议”和“大讨论记略”的幌子，又具有一定的蛊惑性和欺骗性。 

郭道晖当年在一个30人的小组旁听会议，作为普通工作人员整理简报，有什么资格以“四千老干部”的“大讨论记略”的名义来说话呢？事实上，这篇文章中用来印证自己结论的讨论发言，属于30人小组的才有一人。虽然作者利用当时工作之便，擅自摘录（严重违纪行为）别的小组的简报中对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有用的材料，充其量也不过举出了10来个人，而且对他们的直接引语很少，多为概括转述，并且完全排除了与会者中站在四项基本原则立场上正确评价历史和正确评价毛泽东的意见，又怎么能称的上是“四千老干部”的“大讨论记略”呢？ 

在文革刚结束后，人们对建国以来的历史有不同的看法是不奇怪的。 党中央号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拨乱反正，又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正确评价和总结历史的指导原则。在《决议》起草的过程中，邓小平有十多次谈话，陈云有七次谈话。经过在四千人范围内的反复讨论和对决议草案的多次修改，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的共识越来越多。就像邓小平在1981年5月19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四千人的意见已经充分发表出来了，而且现在的修改稿子已充分吸收了他们的意见”，“这个文件是在四千人讨论和最近四十多位同志讨论的基础上修改的，好多好的意见这里边吸收了。比如陈云同志提出，前面要加建国以前的二十八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现在前言有了，还有其它许多重要的意见，大家一看就晓得哪些是根据大家提的意见修改的。当然，也有些意见没有接受。”（《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6页）这样，又经过政治局扩大会议七十几个人的细致推敲，就在1981年6月27日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一致通过了决议的文本。《决议》的最大贡献，是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评价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和指导意义，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 

可是郭道晖的文章却说，“后来经过修改通过的正式决议并未完全遵循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而主要决定于当时主持起草的胡乔木和中央领导的人的意见”，“遗憾的是，这次讨论中多数人的意见并没有被后来正式通过的决议所采纳“，还是“囿于传统的思维，为尊者讳”。这不是明目张胆地用少数人错误的意见来“绑架”四千人的讨论、“绑架”全体中央委员吗？不是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吗？ 

本来，在形成决议的讨论过程中有不同意见的分歧是党内生活中的正常现象。可是郭道晖却经过精心编织，把内部讨论中的不同意见公开抛出来作为颠覆党最后的正式决议的根据，这是党的纪律所绝对不允许的，在性质上已属反党行为。 还需要指出，郭文提到的一些老干部除个别人外均已作古，无法再对郭文的内容、倾向和目的加以肯定或否定，也无法再对经过国际国内风云变幻考验的决议发表意见。因此，郭文中一些极端错误的观点，理应视作他本人观点，由他本人和推出这篇文章的《炎黄春秋》来承担政治责任。 

那么，郭文一再指责决议没有采纳他力主的意见，到底是些什么样的意见呢？（1）关于对文革前十七年历史的评价。郭文否定党的正确的工作指导和取得的伟大成就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方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今后一切发展和进步的基础。它说：“存在一条‘左’倾路线”，“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2）关于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郭文否定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否认毛泽东思想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并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它说什么毛泽东思想“没有什么体系”，“如果有，也是不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体系”，并狂言可以写出一本“论毛泽东的‘左’倾修正主义”；（３）关于对毛泽东功过的评价。郭文否认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否认毛泽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否认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否认毛泽东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它诬蔑攻击毛泽东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是“历史上最大的暴君”，简直是十恶不赦的千古罪人，并还有其它诸多的人身攻击。对于这样的一些意见，党的《决议》能接受吗？邓小平当时就做了明确回答：“当然，也有些意见没有接受。”因为这些“意见”严重违背历史实际，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党内的反映。如果采纳了这些意见，就违背了党心、军心、民心，中国共产党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了，中国就不称其为社会主义国家了。 

邓小平早在《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中就指出，“这同三中全会的精神有没有不一致的地方？没有。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为贯彻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必须采取的措施……只有坚持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克服妨碍实现三种全会方针政策的不良倾向，我们才能坚定地向着我们的宏伟目标胜利前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8页）他又说：“我们党的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又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4页） 

郭文说，他们要求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意见，所以没有被《决议》所采纳，是“因为那时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没有达到现在认识的高度”。看来，这些反毛小圈子里的人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彻底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时机已经到来。但是同这些人的妄想正好相反，通过对国际国内正反面历史经验的深入思考，毛泽东崇高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长远的指导意义，在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大学生群体中更加深入人心。如果做一个简要概括，毛泽东的主要贡献，一是开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并在实现“结合”中培养了一代干部，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二是毛泽东思想作为被实践证明了的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也奠定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基础；三是在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并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改革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国防安全、外部环境及人才方面的基础；四是不失时机地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并带领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取得了重要理论成果，指明了走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方向。五是如《决议》所说，贯穿在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重要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所有这一切，岂是几个反毛的“英雄”所能撼动的？ 

《决议》并没有否认毛泽东的错误，而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譬如，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如果把问题仅仅归结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又如，有些错误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决议》多次提到党中央领导集体也要承担点责任，这就比较合乎实际。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事实上还是毛泽东最早觉察到了以一平二调为中心的五风问题，并着手努力纠正当时已经觉察到的错误。再如，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这个《决议》，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把作为中国革命、建设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既拒绝了“左”的也拒绝了“右”的错误主张，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同时，为科学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诸如此类对复杂问题的正确处理，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及其结论，不仅为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所坚决拥护，也为国际上广大的有识之士所称道。 

对此，郭道晖的文章却指责说，决议的“许多评价，是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的”，并进而把各种问题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对毛泽东竭尽丑化诬蔑之能事，全盘否定毛泽东和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郭道晖文章以“大讨论记略”的幌子抛出了若干“内部材料”来蛊惑视听。这里，我们可以总起来再对它作几点分析。 

第一，1989年2月一场严重政治风波正在酝酿的时候，邓小平在发出“压倒一切的是稳定”的重要政治信号时，着重谈到了必须坚持《决议》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评价，他说：“我们已经对建国以来历史事件的是非、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也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页）1991年8月，我国已经在局势稳定中继续推进改革和建设，而苏联正发生剧烈动荡，党和国家的解体危在旦夕。此时，邓小平又向全党发出了“老祖宗不能丢”的重要告诫，即不能丢马克思，不能丢列宁，也不能丢毛泽东。 

我们应从这样的历史经验和背景中来看待郭道晖文章的实质和危害。它当作杀伤性武器抛出的材料有的本来在决议中已经做了恰当的、公正的评价，任何“过分”、“出格”的说法都是不符合历史的本质和人民的利益的。可是郭文却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采用夸大、渲染非本质和支流的东西，借以否定历史的本质和主流的手法，来达到把毛泽东妖魔化的目的，彻底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的毛泽东思想。这种妄图使我们丢弃“老祖宗”的卑劣行径，是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不稳定的重要乱源。我们要结合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对于这一类的反毛噪音保持高度警惕。 

第二，郭文所抛出的若干材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主观臆测，无中生有，歪曲造谣，编造历史。 

如所谓1950年庆祝五一节口号中，毛泽东亲自加了“毛主席万岁”一条，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人员以已确凿的事实说明，这种说法纯是无中生有。再如拿高饶事件来说，郭文硬说高岗反对刘少奇、周恩来，得到了毛泽东的默许以至支持，试问：既然如此，毛泽东为什么要花那样大的精力来领导反对高饶反党集团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斗争呢？关于这场斗争的经过和一些细节，邓小平在1980年3月19 日的谈话中有过详细的说明，在《毛泽东传》、《陈云传》中也有详细的记载。只要翻一下这些材料，便可知郭文所说是无中生有的造谣。怎么可以把高岗在阴谋活动中搬弄是非的流言蜚语，拿来作为诬蔑、攻击毛泽东的根据呢？这样的手段不是太卑劣了吗？事实上，毛泽东较早觉察到了在他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后，高岗企图拱倒刘少奇、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并开始采取有力措施来解决这个关系党的团结统一的重大问题。1953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审阅总路线宣传提纲时，加了一段有关“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和共产党员“决不可以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这样一段话，这是第一次在党的广大范围内不点名地批评高岗。由于高岗曾南下华东、中南地区进行游说、煽风点火，12月中旬毛泽东专派陈云沿着高岗南下的路线代表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要求他们不要上高岗的当，并特别嘱咐陈云向支持高岗的林彪转告了非常严厉的话。 这些重要的事实都有据可查，是郭文无中生有地导演历史不可逾越的障碍。 

第三，用形而上学的凝固的观点看待和解释历史，刻意炒作某些话题，以对毛泽东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这是郭道晖文章中又一个重要特点。 

那些狂热反毛的人，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诬蔑为“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诿过于人”的“整人”狂。他们常常拿整风反右等问题来说事，炮制出从整风转到反右是“预谋”论、“权术”论等谬论来蛊惑视听，对毛泽东大泼脏水。当年从整风转向反右，是根据情况变化、从实际出发的必要决策，还是所谓早就“预设”的整人“阴谋”？只要冷静的分析一下历史的具体过程，就不难厘清这个问题上的界限，也才能真正总结经验教训。通过整风学习马克思主义，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这是党的优良传统。决定要整风，并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这是真诚的，经过长期酝酿准备的。大量的材料表明，整风的问题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时就开始酝酿了。这个问题上党的领导集体的认识完全一致。其时发生的波匈事件的警示也使中央领导集体更感到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迫切性。这一年11月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宣布：“我们决定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把整风说成是为“整人”而预设的“阴谋”之类的谬论，完全是恶意的无稽之谈。 

但是情况不是凝固的，而是不断变化的。一段时期里整风中揭露出来的工作中的大量缺点错误，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并作出批示，要求认真加以注意和研究。但自1957年5月中旬起，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一些站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上的人掀起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否定建国以来的工作成就，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以至要求改变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取而代之。这种情况是开始决定整风时没有充分估计到的，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和其它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警觉。1957年5月25日，毛泽东和全体中央常委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会见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毛泽东亲自发出了重要政治信号：“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完全错误的”。但这并没有使那些反共情绪高涨的人头脑冷静下来，反而以为共产党不能收拾局面而加剧了他们的活动。这说明了斗争具有不可避免性。邓小平在20多年后总结反右问题时多次说道：反右是必要的，错误是扩大化了。他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的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邓小平在谈到改正对其中大多数人的处理这项重大的政治措施时，又指出：“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1957年不存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或者对这种思潮不应该反击。”（《邓小平文选》第2卷 第294、243、244页） 

反击既有必要，又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主要教训在于对出现在一定范围内的斗争不能估计得过于严重，要恰如其分；对于解决在执政条件下的思想政治领域的矛盾，不能采取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的办法，否则容易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方面的问题暂不在本文中讨论。因为郭道晖的目的和兴趣完全不在谈论经验教训问题，而是另一个性质的问题，即企图用整风转向反右的话题，大肆炒作所谓“阴谋”论、“权术”论。在郭道晖的另一篇文章中还竟把从整风转向反右归结为所谓“毛泽东多疑善变的猴性”，所谓“毛泽东独断专行、多疑善变的秉性或权谋”。凡此种种，对人民领袖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的仇视态度已溢于言表。 

最后还要指出，郭文还通过歪曲有的老革命家的根本立场，采取移花接木的办法，来为达到自己反毛的政治目的服务。彭真是我国的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文革中受到很大的冤屈和磨难，复出后主抓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发表过许多重要的意见。他鲜明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和态度，是人所共知的。可是郭文却把彭真关于要重视民主法制建设的意见嫁接到要求否定毛泽东的主张上来。在叙述了彭真的意见后，郭文紧接着说，“遗憾的是”，“讨论中多数人的意见并没有被决议所采纳……”。这种明目张胆地搞移花接木，借彭真的威望来包装自己一伙的反毛主张的做法，不是太不光彩和居心叵测了吗？ 

既然郭文打出了彭真的旗号来骗取支持，我们就引几段彭真在重要时刻的重要的话，来回敬他们。1979年4月22日，彭真复出后首次在中央工作会议一个小组发言，他说：“现在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应该怎样看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如果我们放弃了毛泽东思想，不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我们高举什么旗帜呢？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如果把它放弃了，实际上也就是放弃了马列主义旗帜，那么我们用什么理论来作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呢？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否则，必然造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个革命阵线的混乱，使亲者痛，仇者快”，“国外敌对势力正在疯狂的希望我们‘非毛化’，他们对毛泽东思想是极端仇视的，正在千方百计地贬低它，妄图把它搞臭。对此，是不能等闲视之的。”1989年6月21日，在平息动乱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指出：这些年来，“闹得四项基本原则好像不时兴了，党的领导核心作用、阶级、工人农民等等都不大讲了，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简直有点像犯了忌讳，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倒吃香起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说成僵化、保守，反对改革、开放。这种说法极为荒谬”。（《彭真文选》第365、366、661页）这些年来，李锐、郭道晖等一类人的反毛言论的逻辑和理由，不也是“极为荒谬”吗？2010年7月1日 

（《环球视野》2010年8月23日第3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