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海外过年与东北农村的记忆

2006年1月28日 星期六 三十 （北京时间已经是初一的早上六点至十点）

      提笔时已经是北京时间初一的早上六点了，以前的这个时候，如果在奶奶家过年就是三番五次被催着起床的时候。因为村子里的老老少少陆续赶来给爷爷奶奶拜年。那些朴实的乡亲，一进院门，见人便行礼。有的拜过便走，走马灯似的去拜另一家。有的则进屋小坐，唠唠家常。我和姐姐，每年初一早晨都被这样操着浓重东北乡音的拜年声吵醒，不情愿地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的，当然我永远是最后一个。

    我十岁后，初一早上赖床的队伍里又多了一个小弟，是我二叔结婚多年后喜得的贵子，也是奶奶盼了多年的孙子。因为我们不在一座城市，春节是我们难得相聚的日子，在小弟的童年岁月里，我就是初一早上那个逗他起床，与他比赛穿衣服的人，当然我永远也“比”不过他，所以还是最后一个。

    后来，他长大了，起床比我和姐姐都早，有时还用冰冷的雪团威胁我的被窝，于是我在这样的威逼利诱下起床，像最后一个逃兵。再后来，2000年以后，姐姐嫁人了，不再回到奶奶家过年。离家在京工作的我，春节探家的短短几日令父母倍感珍惜，在他们舍不得叫我起床的时候，我却自觉地起来了，左右看看，我仍是最后一个。

    而今年，不知谁是最后一个初一早上起床的人。因为这个时刻，我不在那里，一个人在遥远的英伦大地，八个小时的时差正是我该打理入睡的时候。 但此时此刻纵然避开了早起，又怎能轻易地酣然入睡？所以就在这里醒着又似乎睡着，又好像过去每年这个时候都经历着的半梦半醒中，写些有关过年的故事。

    81岁的奶奶生了八个孩子，两儿六女，三代同堂时，我们家的总人数有31人，照全家福时蹲着的、坐着的、站着的前后有四排。现在四世同堂了，第四代已经有了四个小家伙，第五个今年中也将诞生，全家算起来有39口人了。看似人丁兴旺的家庭，但在奶奶的概念里却只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算是真正继承了家族的血脉。这毕竟是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家庭观，更何况在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农村。

    过去整整三十年，我几乎都是在那个天寒地冻的小村庄，按中国北方最传统最朴素的方式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姐姐及二叔一家过农历新年的。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三次例外，一次是80年代中期吧，我大概是上小学或初中的时候，因为爸爸春节加班，我们没能回老家。终于可以留在城里在姥姥家过年，要知道这是我和姐姐小时候期盼了好久好久的愿望，我们甚至兴奋得睡不着觉。而与我们从小一处长大的两个舅舅家的孩子们，也张罗得特别起劲，记得那一年的鞭炮就买了一百元的（相当于现在2000-3000吧）。这就是年少不经事时的简单的快乐。现在看来是何等珍贵呀！

    其他两次是最近两年，由于爷爷过逝，奶奶的农舍太过简单冷清（事实上，那三间瓦房已翻修一新，家电早就一应俱全，但仍无法与坐落在城镇的各个小家相比。）所以去年和前年，奶奶分别移师到辽阳的二叔和灯塔（县级市）的老姑家。奶奶在哪里，哪里便成了过年的主场。这样算来，我已经有三年没有在那个小乡村过年了。而去年，也是我最后一次以“未嫁的女儿”的自由身与奶奶和父母过年。

    人就是这样，因为不再拥有而去怀念。那个寒冷僻远、条件简陋、生活枯燥的小乡村曾经洗刷了我和姐姐童年与少年时代对过年的很多美好憧憬。因为过年对于我们就是三十一大早起床，（我之所以对起床深恶痛绝是因为东北的冬天实在太冷了，零下三十度根本不算什么），急急忙忙提着大包小包赶火车，到了沈阳站换车时，为了能在下班火车占到座位，我们还要在站台上等一个多小时（这是最近几年，我们小时更艰难，这段故事得听我妈讲）。下午一两点钟，终于到达十里河火车站，然后踩着一望无际的银色田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上半小时才进村。

    记忆中看到爷爷奶奶的情形多少年都如出一辙：爷爷蹲在炉灶边烧火，奶奶在直径近一米的大锅里炸“果子”，这是一种用油和面（后来也放鸡蛋了）炸出来的点心，形状不拘一格，任奶奶信手拈来。这种果子每年要做两大盆，放在几乎当作仓库的北屋里（本来这间屋还是二叔结婚时的新房呢，当年5岁的我有幸参加了婚礼，呵呵），一则因过年饮时不定，自家人用来充饥，二则用以招待来往的乡亲，与之搭配的还有自家炒的花生、瓜子（东北叫毛磕），外加大块糖。 走进爷爷奶奶吃、住、待客三位一体的小屋，一进门便是那种农村自制的炉子，烟囱直直地竖到棚顶然后拐个直角伸向屋外，炉上或放着一壶水，或是煮着猪蹄的大锅，总是刺啦地喘着气。那弥漫在屋里的淡淡的煤烟味只有从外面带着清冷空气进来的人才能敏感地嗅出。

    屋子南北两侧都是土坑（后来装修时北坑改成了双人床），占据了整个屋子近一半的面积。而门对面的墙前，即两铺大坑中间则是两个一米半高的大木柜一字排开，与坑上的两个“坑头柜”自然连成一体。那经岁月磨砺退了色的深红漆色，衬着新糊在墙上的雪白墙纸，对比得十分强眼，就像雪地里的一块掉了色的红手帕，夺目、却又夺目得低调，甚至有些凄凉。

    对了，这些柜子上，靠墙的一排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像框、镜框，以黑白照片居多。有我太爷爷、太奶奶的，有爸爸、叔叔、姑姑们小时候的，也有一些我不熟悉的亲戚的，还有我们第三代人的百日照。照片前排则是各种各样的盒子、罐子、木匣子，说不清都装了些啥，总之可以堆满两个箱盖。但我知道，这些瓶瓶罐罐还装着我儿时的好奇。

    坑头柜上的被子总是码得整整齐齐，一层层叠到棚顶。那些被子都有棱有角，干干净净，不比军营里的标准逊色。奶奶每年都在春节前浆洗被面，所谓浆洗好像是在被面上涂一层“浆子”（是用面做的吗？有待考证），被面因此僵硬，棱角也因此产生。这样的被子刚盖在身上冷冷的，硬硬的，很不听摆弄，等你把它捂暖了，差不多也该起床了。我发现整理被子是奶奶很看重的一项活计，她通常不太信任别人叠被子。如果被子没有叠好，奶奶都会重新叠一遍，在农村这似乎是考量家庭主妇是否整洁能干的一项指标。

    这就是我每年三十回到奶奶家环顾一圈所看到的情景。我们会含混地吃过午饭，然后爸妈开始着手做年夜饭，我和姐姐跑到村口，或是车站接二叔一家回来。等他们一到家，我们家才算团圆了。二叔的第一项工作是挂灯笼，高高地挑在院子里一个长杆子上，里面是一个200瓦的大灯炮，灯笼一直挂到十五才退回仓库休息，然后明年再出来展示。我们则跑前忙后地帮着贴对联。家里的对联都是爷爷自己写的，有时我们回去得早，就可以看到爷爷用毛笔在裁剪好的红纸上写字。因为我们家在村里曾是大户，所以爷爷小时念过私塾。那些蕴涵美好祝福的春联至今已无法记起，惟一牢记不忘的却是那付贴在猪圈上的对子。上联是：大猪天天长；下联是小猪月月肥；横批：肥猪满圈。这种农民们最直白朴素的愿望，往往给人的印象最深。

    四个大人就开始张罗做饭了，大锅小锅，盆满钵满，炊烟伴着煤烟均袅袅升起（长大后我才会注意，在农村冬天做饭最大的困难是冰冷的水，等大人们做好饭，他们的手不知麻木了多少回）。我们三个小孩则在房前屋后转悠，一会儿看看电视，一会跑到厨房偷点好吃的。因年龄差距本无法玩到一处，但姐弟感情甚好。小弟很小就知道我们三个同姓，因此比别的兄弟姐妹更亲。 每年都是大约七八点，天色浓黑后，我们的年夜饭才开始。宴席就设在大坑上，一张黄色的方形坑桌上摆得琳琅满目，全家九口人围在一桌。因为坑与桌的高度总是让我或坐或跪都不舒服，另外如果直接坐在坑上过一会儿就会烫屁股，所以奶奶让我们坐在枕头上。三十晚上，大人们喝上点小酒，通常爷都会拿出大家孝敬他，但他平时自己不舍得喝的好酒。我第一次喝茅台就是在某一年的春节。有时，我们还会吃火锅，奶奶家有一个铜火锅，很正宗很古旧，就是东来顺火锅店里用的那种竖起来半米多高的火锅。火锅支起来，就特别有年味，而且是地道的农家的年味。

    年夜饭里，一定有一道菜是鱼，每年都由我妈妈来做。因为我从小爱吃鱼，所以妈妈经验丰富，再加上我一番吹捧宣传，她做的鱼便成了全家公认的拿手菜。啃猪蹄儿也是东北过年的一个“规定动作”，意在“挠抓儿，挠抓儿”，就是积极向上的意思，以示新年再迈一个新台阶。伴着春节晚会，吃完年夜饭，就开始包饺子了。奶奶家有一个硕大的面板，2平米吧，往坑上一摆，各项工种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操作，方便呀。（特别是今天在学校厨房用小菜板等工具操作后，反差之大令人怀念那个笨拙的大面板！） 接近零点时，二叔和爸爸开始在院子里放鞭炮了。小弟会走路后，便加入他们的行列，我虽不及他激情高涨，但也还可以摆弄两下。特别是2003年元旦学会了放二踢脚后，我便长了本事，只专情于这一种最烈性的鞭炮，每年至少放三个，似乎是一种好运的向征。

    鞭炮声在农村的旷野里分外响亮，好像整个房子都在震荡中，在屋子里说话也要提高嗓门。这样的鞭炮奏鸣曲的最强音在午零点前后可以持续个把小时。当这声音接近尾声时，大家都换上新袜子，走几步踩一踩，表示“踩小人”，以示新年勿与恶人相交。守岁的最后一个节目就是吃饺子，喻意新年好运。所有的程序过后，人也熬得差不多了，美美地睡上一觉。

    但初一大清早，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还来不及充分享受睡在热坑头的酣梦，就会被无情地吵醒。初一的第一顿饭必定是饺子，这也是个好兆头。但我却钟情昨晚的剩菜，因为同类的菜混在一起加热后有一种特别的香味。后来当我吃一个懒人发明的“剩菜下面条”时，让我回想起了初一早上剩菜的味道。这对我而言是另一种年味，过年时特有的味。

    上午就这样看着七大姑八大姨来给爷爷奶奶拜年，他们是村里辈份较大，也是备受尊敬的一对老人。因为他们的子女在全村甚至全镇都是响当当地“有出息”。八个农村孩子中有六个靠大上学、当兵等方式转成了城市户口，落户在大中城市。我的六个姑姑中有三位是老师，后来四姑与老姑还当上了小学校长。村里人最羡慕的是，这些孩子都特别孝顺，爷爷奶奶晚年生活在十里八村都是数一数二的。在农村弃老不养、家庭不合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离奇的虐待事件也时有发生，相比之下，爷爷奶奶很为他们的儿女感到知足和欣慰，而他们教导子女的经验也广为传颂。 有趣的是，每年接待客人时，奶奶也指导着我们，包括我妈，我二婶，我们三个小孩向客人拜年，因为我们五个人对这些走马灯似的亲戚及乡亲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尽管每年都见，尽管每年奶奶都现场指导，但我们根本记不住谁是谁，这村子里的人似乎都是亲连着亲，十有八九都能按上个亲戚的称呼。

    下午，爸爸和二叔就要出去走动了，小弟长大后也会跟着他们，是我们家的全权代表。其实，对我们三个小孩来说，过年最有乐趣的时刻是初二，因为各位姑姑都回娘家了。这是我们第三代13个小孩最热闹的时刻。当然，远在天津的大姑四五年才回来一次，所以大姑回来就是一个“大年”，她会带好多礼物，糖果，点心，都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小时候，大姑送我的东西都是那么的奇特，是可以在同学面前炫耀的那种。至今还如数家珍，有一双德国带回来的白色皮靴，穿了好多年，直到鞋面变色；有一个红色的小闹钟，坏了都舍不行扔掉；大姐有一件穿小了的米色风衣，出国前妈妈翻箱子时我还看到了那件风衣，式样丝豪不过时，也曾是我的最爱。还有大哥还送给我一个木制的小唐老鸭，后来我大二自己去天津时他还送我一个可爱的兔娃娃。

    孩子们聚齐后，就会转移根据地到老姑家，那时她还没有搬到灯塔市，在村里有一个新盖的大平房。那里是我们的乐园，大孩们聚在一起打扑克，打麻将，或“蒙瞎子”，反正不管玩什么都是大孩儿欺负小孩。玩累了，就把老姑家的好东吃的翻出来洗劫一空。估摸奶奶那边开席，我们就再杀回去，大吃一番。我们的吃法是大人们的笑料，因为每端上一盘，无论什么菜都能一扫而光，令大人们无可奈何。其实我们不至于这么狼吞虎咽，只是搞笑起哄而已。

    吃过大餐，我们再回到老姑家，玩闹一番，玩累了就在她家睡了。而初三却是我们与二叔家告别奶奶家的日子，早上的那顿饭永远是馅饼。因我不喜欢吃肉，从三十的饺子到初三的馅饼都有给我专门做的韭菜鸡蛋和虾仁馅的。上午十点多，我们家就先出发了，所有的人都送出院门口，陪我们走上一段路，大孩们则送到火车站，看在我这个孩子王的面子上。如果大哥大姐不回来，我姐就是老大，因为比我大的三姐姐都嫁出去了，我自然成了孩子王。

    这样的三天每天重复着，热闹地团聚、不舍的分离。如今我在这里把三十年来这三天的故事记录下来，自己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小村庄，像原来那样过了一个年。小时候不喜欢在农村过年，是因为那里遥远、寒冷、贫乏而又单调，得了个“不好玩儿（no fun）”的结论。但长大了，告别了那里，却在异乡突然明白，因为遥远而有了奔向团圆的渴望，因为寒冷而有了冰天雪地里别样的年景，因为贫乏而懂得并珍视一家人分享与关爱的温情，因为单调才体会到了纯朴风情和简单的快乐，而这些又是多么难得的、真正意义上的、更为地道的年味啊。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了，我的故事讲完了就要去睡了，真希望明天早上还像往常一样被家人叫起床，而我还是那样拖沓耍赖，反正不管按哪边的时间算，我都还是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