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海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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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选择继承人的问题充满传奇。很多人都喜欢问同一个问题：曹操到底更喜欢哪个儿子？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但它本身，其实就是错位的。因为它默认了一件事——继承，是一个“选择题”。好像只要把曹操的这几个儿子摆在一起，比较能力、性格、才华，最后选出一个最好的答案，就可以解释一切。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三国时代，就会发现曹操真正面对的，从来不是“选谁”，而是——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被选择。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曹操的困境与抉择。
如果我们把时间线往前推，会发现曹操最早面对的继承问题，其实根本不是“选谁”，而是——没有必要去选。因为在那个阶段，答案天然存在：曹昂。
他是长子，由曹操的原配正妻丁夫人抚养，身份上是“嫡长”，在当时的宗法与政治逻辑中，这几乎等同于默认继承人。更重要的是，他的年龄结构是成立的——不需要漫长等待，更不需要复杂的过渡安排。
曹昂战死的时候是二十出头，与曹操有二十岁的年龄差距。曹操六十五岁去世的时候，曹昂正是四十岁出头，早年又经过战争的洗礼，正是天选之子。这意味着曹操当时的继承问题，是一个“单解系统”：不需要比较，不需要权衡，只需要延续。
这件事的关键，不在于曹昂“多优秀”，而在于——结构已经提前替他完成了选择。在一个刚刚起家的政权中，继承最重要的不是才华，而是稳定性。嫡长子所代表的，不只是血缘顺序，更是一整套无需解释的合法性路径。没有争议，就没有分裂；没有选择，就没有派系。
这一点，在后来的对比中会变得非常明显：曹昂的存在，本质上是“避免继承问题出现”的一种机制。所以，当我们回头看宛城之战，它的意义就不仅仅是一场战斗的失利，而是隐藏着曹氏最后结局的大因果。
那一夜，张绣突然反叛，夜袭曹营，整个局势瞬间崩塌。史书中描写的曹昂“以身蔽太祖，使得上马”，往往被理解为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孝子故事：曹昂把马让给父亲，自己赴死。
但如果你把它放回结构里看，会发现它的含义非常冷酷——曹昂不是简单地救了父亲一命，而是用自己的死亡，换回了这个政权的继续存在。
这个代价太大了。随着曹昂的死亡，被带走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继承体系的“确定性”。这就是为什么，曹昂的意义，在史书中反而显得“过于简略”。关于他的性格、能力、政治表现，几乎没有展开。这并不是因为他不重要，而恰恰相反——因为在他存在的时候，这些都不重要。一个已经被结构确认的继承人，不需要证明自己。他的价值，在于“无需解释”。
而从他消失那一刻起，原本不需要讨论的问题，第一次被打开。曹操不再处于一个“自然延续”的结构里，被迫进入一个全新的状态：继承，变成了一件需要被设计、被管理、甚至被博弈的事情。可以说曹昂的死亡，不是减少了一个选项。而是让继承，真正成为问题。
在曹昂死后，最接近“理想解”的人，并不是后来胜出的曹丕，也不是才名震动一时的曹植，而是一个看起来最不具备现实条件的人——曹冲。
曹冲之所以特殊，不在于“神童”的故事本身，而在于他所代表的，是一种跨越既有排序的选择逻辑。在传统继承体系中，长幼、出身、资历，构成了最基础的判断标准。但曹冲的出现，打破了这种排序。
他年纪极小，却能够在极短时间内获得曹操的高度认可。这种认可，不只是父子情感，更是一种判断——在众多变量中，他看到了一个“更优解”的可能。也就是说，在曹昂死后，曹操一度不再满足于“谁更合适”，而是开始尝试回答另一个问题：有没有一个人，可以比现有路径更好。这也完全符合曹操一贯唯才是举的做派。
从史料来看，关于曹冲的具体政治行为记载极少，但正是这种“缺乏细节”，反而透露出一个信息——他的重要性，不来自于已经完成的表现，而来自于被寄予的预期。换句话说，他不是因为做了什么而被看重，而是因为他“可能成为谁”而被高看一眼。我觉得很大的可能是曹冲也许长得非常像曹昂。
这种结构，在继承问题中是非常特殊的：它意味着整个体系，愿意为一个尚未成熟的人，预留未来。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曹冲的“理想性”，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时间必须站在他这一边。
他太年轻，这意味着两个风险同时存在：一方面，权力无法立即交接；另一方面，体系必须进入一个“等待状态”。而等待，在一个仍处于扩张与战争中的政权里，是最昂贵的成本。你要维持稳定、压制竞争、延迟决断，同时还要确保这个“未来的继承人”能够安全成长。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考验一整个结构的承受能力。
也就是说，曹冲之所以是“理想解”，恰恰因为他不需要立刻面对现实；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也无法立即解决现实。这个矛盾，使得他的路径，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不稳定性。曹操可以看中他，但却很难真正围绕他完成一套可执行的继承安排。因为这套安排，需要的不是判断，而是时间。
于是，当公元208年（建安十三年），曹冲去世，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候选人减少了”，而是——那条最有潜力但尚未成形的路径，被直接抹去。曹冲就像是一个正在被构想的未来，在还没来得及展开之前，就已经结束。
之后，曹操不得不回到一个更现实的层面：在现有的人选中，谁能够承担这个位置。所以，曹冲不是没有成为继承人。而是——他来不及成为继承人。
曹冲去世于公元208年（建安十三年），这一年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司马懿入仕曹魏。书上记载的司马懿入仕过程，非常戏剧化。简单地说，曹操是“强迫”司马懿入仕的，不来就抓来。这么简单粗暴，这个时间点，不得不让我们问一个为什么？
司马懿出身河内士族，原来是选择观望，多次以有病推辞征辟，这种姿态在乱世里很常见——不站队，就有选择权。但对曹操来说，这类既有判断力、又能影响他人的士族核心人物，一旦不被吸纳，就可能成为未来的不确定变量，所以曹操的态度非常明确：要么进入体系，要么就构成风险，还是必须进入体系。
但是建安十三年之前，曹操对司马懿是容忍的，是礼贤下士的，是好说好商量的，但是到了建安十三年，这套逻辑变了，变成了不来就抓来。如果我们直接把司马懿入仕与曹冲的去世联系起来，显然有点牵强附会。
但是当我们看到接下来曹操对司马懿的安排，就会豁然开朗，显然两者之间并非毫无关联。
在强大压力之下司马懿最终被纳入曹操阵营，但有意思的是，入仕之后曹操并没有直接委以重任，而是把他放在一个看似不起眼、但位置极其关键的起点——文学掾。这个职位不掌兵、不独立决策，却可以贴近中枢，接触决策流程，更重要的是，可以接近未来的继承人，曹操的几个儿子，确切地说，就是曹丕。
晋书里更明确指出，“使与太子游处”，这个太子就是曹丕。这一安排，直接点明了他的去向——进入曹丕的身边。
建安十三年这一年，如果把曹操、曹丕、司马懿放在同一个时间点上看，会发现一个非常关键、却常被忽略的结构关系：曹操54岁，已经从“如何取胜”转向“如何延续”，开始思考政权在自己之后能否稳定运行；曹丕22岁，已经进入被观察的阶段，可以接触人、建立关系，但尚未真正承担权力运作，在曹冲去世之后，以现有长子的身份，曹丕是当仁不让的“继承候选人”；而司马29岁，已经是成熟士人，可以入仕、参与政务、被纳入政治网络，是一个随时可以被系统吸纳的“可用之人”。
这三种年龄背后，其实对应的是三种完全不同的结构位置：一个在设计未来，一个想要成为未来，一个已经进入未来。曹操的这种安排，显然是有意为之。这一步，并不意味着曹操已经决定了继承人。 它更像是一种——提前布置可能路径的方式。
这一步的真正意义，不在官职本身，而在轨道：司马懿不是被放进“现在的权力”，而是被放进“未来的权力”。
对曹操来说，这是把一个潜在变量绑定进继承结构之中，避免其游离在外；对司马懿来说，这是从观望者转为参与者，开始在系统内部积累位置；而对曹丕来说，他得到的不是一个普通朋友，而是一个已经成熟、能够判断局势的辅助者。
换句话说，曹操并不是简单地招了一个人，而是把一个本可以站在体系外、甚至可能被别人利用的人，强行纳入体系，并且直接安放在可能继承人的轨道上。这一步，看似只是一次任命，但实际上已经提前塑造了后来权力结构的一部分。
这不是普通的亲近安排，而是一种典型的双重“路径测试”：一边是潜在继承人，一边是未来可以进入权力核心的人选，让他们提前在同一条线上运作、磨合、被观察、被考核。
如果历史就这么继续演变，对曹操、对曹丕，乃至于之后的曹魏政权，无疑是美好的，但是很不幸，曹操有很多儿子，这里面就包括，才高八斗的曹植。
建安十三年这一年，曹植大约十七岁。书上说，曹植年十岁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看了还不大相信，问了一个很不恰当的、有点打脸的问题，你这是找枪手代笔的吧？
曹植则回答：“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柰何倩人？”
这一问一答，说明在此之前，曹植从没有因为才能进入过曹操的视野，曹操也从没有关心过曹植。
当时正赶上铜爵台新城，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曹植落笔成章，太祖甚异之。这一年是建安十五年，曹植十九岁。
曹植显露出的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能力——不是普通的聪明，而是成体系的表达能力。他写作、应对、成文的速度和质量，都远超同龄人。这种能力，在乱世里并不只是才艺，而是一种资源。因为在那个时代，文字不仅是表达，更是秩序的一部分，是士人认同的载体。
也许正是从这个阶段，曹操开始有意识地把他放到众人面前。但这里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的点：曹植最早被塑造的，不是继承人，而是——文化中心。
他被不断展示，不断被召见，不断在宴会、文会、士人场合中输出才华。他的名字，开始和“建安文学”绑定。他不是在进入权力，而是在成为一种象征。
这一步，其实已经决定了后面很多事情。因为一个被放在“展示位”的人，他的能力结构，是围绕表达建立的，而不是围绕治理建立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演进，当一个人被不断展示、不断被认可时，他就很难再仅仅是“文化中心”，他会被自然地推入另一个位置——继承候选人。曹操的心态很可能也发生了变化。不由自主地对两个儿子，进行比较，客观地说，曹丕的才华也不差，但是至此已经完全掩映在曹植的光芒之下了。
建安十七年。曹操南征孙权之前，出了一套考题：把邺城留给了曹植。此时的曹植二十三岁。临行前，曹操对他说：“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
这句话，如果单独看，是鼓励；但如果放进结构里，它其实是对标。曹操在说的，不是“你很优秀”，而是：“我在这个年纪，已经在承担责任了，你现在，也必须进入这个阶段。”
邺城，是北方政权的中枢。这里有尚书系统，有文书运转，有士人网络，有财政与军需的调度节点。曹操一旦出征，留在这里的人，实际上是在替他维持整个系统的运转。
这不是“看家”，而是“代行”。也就是说，这是曹植第一次被放进一个完整的政治结构中。他面对的，不再是文会与宴席，而是一个必须持续运转的系统：人要调度，事要处理，规则要维持，秩序不能失控。
这就是公开的测试。曹操没有公开宣布继承人，但他用更直接的方式——把曹植放在这个位置——来观察，看看曹植能不能在结构里站住。
这也是曹植一生中，距离太子位最近的一刻。也许就是这次考察，曹植身边也很快聚集了一些人，丁仪、丁廙、杨修等等，挺身为曹植摇旗呐喊，夺嫡之争正式拉开序幕。
客观地说，这个考核并不公平，此前的曹植从没有被委以政务。而政务是需要历练的，难道曹操是希望曹植是行政天才？之后怎么样？之后就没有之后了。
因为从“才子”到“承载者”，并不是能力的延伸，而是结构的切换。才华可以让你在场合中出众，但不能保证你在系统中稳定。诗写得好，不等于能管人；反应快，不等于能守规则；被欣赏，不等于能被信任。
而继承人真正需要的，从来不是“最耀眼的”，而是——最可控、最稳定、最不容易出问题的那个节点。
从后来的发展来看，曹植并没有完成这一步，他不是行政天才。之后他没有被持续地放进类似的位置，也没有进入更深层的权力结构。相反，他的行为开始被记录为任性、不守制度，甚至出现越规举动。饮酒失度、夜间行动、突破规制，这些在才子身上是风流，但在继承人身上，是风险。
显然，曹植给出的答案是不稳定。而一旦答案不稳定，结构就会开始收缩。也就是说，从建安十七年开始，曹植已经被排除了。因为在这之后，问题已经不再是“他有没有机会”，而是——当机会以“结构”的形式出现时，他并没有能力把自己收进去。
两年以后，曹丕被立为太子。至于这期间曹操关于继承人的摇摆，都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曹操在为曹丕造势。甚至更冷酷一点，这次考察也是整个造势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所谓的夺嫡之争，是曹操一手推动的。因为也就在这个时间点，毛玠、崔琰、邢庸等人，纷纷下场，要么强调立储的规则，要么直指曹丕本人为更合适的继承人选。
也就是说，曹操对曹植的测试，反向激发了官僚体系。也许，曹操真正想测试的是体系对曹丕的支持度、认可度。当然，如果曹植真的表现出行政天才的能力，对曹操来说也并不是坏事。
曹植被动地走到过门口，但他没有走进去。而门，也随之就关上了。
如果把前面的时间线压缩成一句话，那么曹丕并不是一个“胜出”的结果，而是一个“剩下”的结果。到了建安后期，继承问题已经不再呈现为“谁更突出”的竞争，而是逐渐收敛成一个非常冷的状态：不是谁更合适，而是——还有没有人能成立。
曹昂的死亡，让“无需选择”的路径直接消失；曹冲的早逝，让“等待更优解”的可能被提前关闭；而曹植，在被放入邺城这一完整政治结构中接受测试之后，也没有给出一个可以被持续信任的答案。到这里，问题已经不再是“这几个人谁更好”，而是——还有那个路径可以继续运转。
也就是说，真正发生的，并不是曹丕击败了曹植，或者取代了曹冲，而是其他路径一个个失去了成立条件。而曹丕的特殊之处，恰恰在这里。他并不以最耀眼见长，也没有在某一刻压倒性地证明自己。但他所在的那条路径，却具备一个关键特征：可以持续运转。
他较早进入政务体系，与尚书系统、士族官僚逐步形成稳定联系；围绕他形成的人员结构——无论是陈群、司马懿，还是其他进入这一线路的中枢人物——都在不断强化同一个方向：让这条路径具备承接政权的能力。
当一个路径，不仅有“人”，还有“关系”、有“分工”、有“运转逻辑”的时候，它就不再只是一个候选人，而开始变成一个可以被交接的结构。与之相比，其他路径的问题，并不是人不够优秀，而是——无法完成结构闭合。
曹昂，是被切断；曹冲，是来不及；曹植，是无法承载。但如果问题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的一切，就会变得难以解释。因为一个更反直觉的问题随之出现：既然已经只剩这一条路径，曹操为什么还迟迟不下决断？甚至，还要去问贾诩？这到底是犹豫，是故弄玄虚，还是一种刻意为之的“造势”？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把视角再往上提一层。
前面的“收敛”，解决的是一个问题：有没有答案。但真正困难的，是另一个问题：这个答案，能不能被整个体系接受。
在曹操晚年的政权结构中，已经同时存在几种不同的力量：宗室、旧将、士族、地方势力。这些人在战争时期，可以围绕一个强势核心形成共识，但一旦进入继承阶段，他们面对的，不再是对外的敌人，而是内部的重新排序。继承，不只是“谁坐上去”，而是——未来的资源、位置和话语权如何重新分配。
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宣布继承人，反而可能激化问题。因为一旦答案被明确写下，所有未被选中的路径，就会从“潜在可能”，变成“现实失落”。支持曹植的人如何自处？当然支持曹植的杨修，直接被曹操清除掉了。观望的士人如何站队？那些尚未绑定的力量，是继续融入，还是转而对抗？如果这些问题在宣布之后集中爆发，那么继承本身，就可能成为动荡的起点。
所以，对曹操来说，真正的难点，不在于选谁，而在于——如何让其他可能性消失，而不是被否决。被否决，会带来对抗；自然消失，才会被接受。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要“拖”。
这种拖延，并不是因为他没有答案，而是因为他需要时间，让结构自己完成最后一步收缩：让所有人逐渐意识到，除了这条路径之外，已经没有别的路径可以成立。当这种认知变成一种共识之后，宣布本身，就不再是决定，而只是确认。
那为什么还要问贾诩？
这一问，往往被理解成一种临门一脚的试探，甚至被演义化为“权术”。但如果放回结构中看，它的意义更像是一次共识的外显。闭门密谈是如何被外界知道的？除了曹操自己泄密还有谁敢泄密？
贾诩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并不深度绑定某一条继承路径，也不代表单一派系。他的判断，某种程度上，代表的是一种“去立场化”的系统视角。当曹操问他，其实不是在寻找答案，而是在确认一件事：这个已经收敛出来的答案，是否已经具备被说出来的条件。
而贾诩的回答之所以关键，也正是在这里。他没有直接说“立曹丕”，而是提到袁绍与刘表。看似回避，实则明确：废长立幼、继承失序，都会带来结构性的崩裂。这不是在给出新方案，而是在排除所有其他方案。换句话说，他没有参与选择，而是证明——已经没有别的选法。
这一刻，继承问题完成了最后一步转换：从“内部已经收敛”，变成“可以公开确认”。而这，才是曹操真正需要的节点。
所以，所谓的“迟迟不决”，并不是犹豫，而是一种极其克制的节奏控制。他要的，不是尽快给出答案，而是确保这个答案，在被说出来的那一刻，已经不再具有争议的空间。
从这个角度再看，整个过程其实是反过来的：不是先宣布，再让人接受；而是先让人接受，再宣布。不是先确定继承人，而是先让继承路径成为唯一可能。
曹丕之所以成为继承人，不是因为他赢了这场竞争，而是因为——在所有其他路径被时间和结构逐一抹去之后，只有他，还能让这个系统继续运转。而曹操之所以迟迟不说，不是因为不知道答案，而是因为——他在等这个答案，变成一个不需要再被选择的答案。
当我们把整个过程走完，再回头看那个最初的问题——曹操最属意谁，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如果只看某一个时刻，他可能确实有偏好。曹昂，是最不需要选择的答案；曹冲，是他愿意等待的未来；曹植，也许是他曾经心动过的可能。但这些答案，都没有走到最后。他们所在的路径，无法被这个结构承接。
继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的问题。你不仅要能上得去，还要能让整个体系，在你上去之后继续运转。而这，才是筛选真正发生的地方。
曹丕的所在的那条路径，在时间里不断被强化——进入政务、连接官僚、形成结构、完成闭合。所以，从这个角度都说，从来就没有夺嫡之争，一切都是套路。
他到我家跟我爷爷聊天时发现我在读三国，他立刻问我是否读完了，我说最后的部分很无趣，太令人伤感，可惜曹操的基业就这么被司马家族给毁了。他问我为何曹操不杀司马懿而杀了杨修。我想了想，决定还是想知道他的看法如何。他就滔滔不绝地跟我讲曹操杀杨修是因为杨修聪明过人但那是锋芒毕露的小聪明，而司马懿则是深藏不露的大智慧。
我摇头，他不服，便给我解释其中的道理，并拿出事实作为判断的基础。事实有：在曹娥的墓地看到碑文八个字：“黄绢幼妇，外孙蒜臼。”曹操不解其意，便问杨修知道不知道这八个字何意。杨修秒杀曹操，当即点头说知道。曹操说别说出来，让我想想。二人骑马走了三十里路，曹操明白过来了，想知道杨修是否真的搞明白了，便提出各写各的答案。果然相同。那就是：黄=颜色；绢=丝绸；加在一起，就是色丝，=绝。幼妇=少女=妙。黄绢幼妇=绝妙。外孙=女儿的儿子，女子=好；蒜臼就是蒜罐子，就是装辛辣的蒜。那年头辣椒胡椒还没进中国，蒜姜=辛辣之物。接受辛辣=辤，辤与辞互用。这样，外孙蒜臼=好辞。八个字加在一起就是：绝妙好辞。
杨修几秒钟解开的谜团曹操需要走30里路的时间才能破解，这就是“智差三十里”的由来。曹操承认杨修比他聪明三十里。换成时间，按马走路比人走路快一倍算，三十里差不多要一个半小时。就按一个小时算，杨修是秒内就搞明白了，而曹操需要一个小时，时间相差千倍，比三十里听上去更明显。
他还讲了曹操说出鸡肋，杨修立刻准备离开战场撤军，他理解曹操此时的心情是鸡肋。鸡肋是什么意思呢？杨修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曹操大怒，杀了杨修全家。
他还给了另一个理由：杨修当过曹植的老师，曹植对他非常尊敬。而司马懿则看上了曹丕，司马懿眼光看得准。曹操后来不喜欢曹植，更痛恨时时刻刻都了解曹操想什么的杨修。所以，曹操杀了杨修而放过了司马懿，最后导致司马懿家族篡位成功。他滔滔不绝用那些事实讲曹操杀杨修而放过了司马懿是因为杨修只是小聪明而没有大智慧，与司马懿刚好相反。我听后摇头。他愣了，问我的看法。我说：大哥你说的都对，但那只是表面上的，属于对现象的解释，而非本质。“本质是什么？”他问我。
我说：曹操本来是想杀掉司马懿的，而想留下杨修。对曹操来说，谁更忠诚于曹家？在杨修与司马懿二者中选一个，他必然选杨修。因为杨修是四世太尉。从他爹杨彪往上数四代都是掌军权的，等于现在的军委主席（那时皇帝不当军委主席）。杨家世世代代都秉承忠君道德，就是到了汉献帝那一步了，杨彪也不弃之而走，更不借机乱政夺权。而曹操根本无法对司马懿有这么坚强的信任感。杨修在曹操面前的显摆，更令曹操清楚他无深藏不露的城府，也就更放心。
问题在于：曹操一生中最得意的事是干掉了不可一世的袁绍。从此，曹操进入了战略上的转折点：他再也不担心打不下自己的天下了。由于过度自信，导致了渡江战役（赤壁之战）的失败，如果他不着急，继续操练水军，晚一年打赤壁之战，就不会碰上东风，而且水军操练得好多了。在赤壁之战之前，曹操认为江山他自己活着时一定能打下来，以后由谁来接班？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打下天下后需要休养生息，接班人无为而治最理想。曹植的性格要比曹丕合适多了。
这是曹操让杨修辅佐曹植的原因。不是杨修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是听曹操的安排去跟曹植搭伙的。也是因为曹操信得过杨修的忠诚，才让他当儿子曹植的老师的，还把他放在自己身边当大秘书。赤壁之战输了后，曹操还没放弃自己能打下天下的自信，直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连关羽都要出兵杀曹操，曹操不得不听取司马懿的建议去找东吴联合杀关羽。到此地步，曹操已经得出自己打不下天下的结论了。
那谁能打天下？善良的曹植是不可能的，唯一能打天下的就剩下有志向的曹丕了。曹丕需要人辅佐，曹操想过也问过杨修是否能辅佐曹丕。杨修清楚曹丕是不可能用自己的，硬塞给曹丕，那一定是死无葬身之地而且三代被珠链，便推辞不干。曹丕笃信司马懿，而跟曹植的朋友杨修合不来。曹操在得出自己不能打下天下后再也没有其它选择了，只能是靠曹丕打天下了，也就只能留下司马懿以辅佐曹丕，二人都具有残暴狠辣的战争狂人个性，是打天下的好搭档。如果曹操身体健壮在死前能打下天下，那曹丕的个性是不适合搞歌舞升平无为而治的，而曹植与杨修二人是最佳人选。为了让曹丕不杀掉曹植，只能在曹操死前杀掉杨修。没有了杨修，曹丕就认为曹植势力单薄对他不构成威胁而放他一命。
曹操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说不定有天然的机会自己打下江山呢？所以，他一直存着曹植能当接班人的幻想，直到他死前100天才杀了杨修。此时他常常昏倒，确定不可能打下天下了，而且来日无多，打下天下的重任就只能交给曹丕了。由于曹丕要面对人才济济的东吴与谋略大师诸葛亮，必然力有不逮，需要司马懿的辅佐。
所以，曹操杀杨修留司马懿还是杀司马懿留杨修，与他俩的性格无关，而是决定于曹操死前是否能打下天下。如果能，那他一定让曹植当接班人，留下忠诚的杨修，与曹植一起吟诗作赋，让国家休养生息。如果曹操确定自己来日无多无法打下天下，那就只能让曹丕打天下，留下司马懿辅佐他。这是战略，而个性特征则是战术，战术要服从于战略。对此，曹操脑子里清楚得很。但曹操需要瞒住手下的人，就必须找到令人认为他杀杨修是“战术”上的原因，比如三国演义里描写的那些曹植与杨修令曹操不满的事（他不能让手下人知道他没有能力打下天下了，否则军心涣散）。如果曹操死前能打下天下，曹植与杨修那些小事根本就不会被历史记载下来，记载下来的反而是曹丕与司马懿犯下了的无数小失误，政治历来是欲杀之罪何患无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