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然者，神仙态也。
易经的魅力，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中华文明启迪了欧洲工商文明！
悠悠然
2025-12-8
一位网友名称为极乐公子的有识之士，曾经写了一篇中国书籍点燃欧洲科技革命？的文章,在网上发表后引起共鸣。他列举了一系列证据，证明在文艺复兴之时，欧洲传教士一批接一批的来华传教，借传教之名，实际上是学习中华文明。期间，他们与中国本土儒士的友谊和交流，通过各种方法，将中国成千上万的古典书籍，无论巨细，都搬进到欧洲，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互动。点燃了西方文明的火种，促使西方走进资本主义工商文明，也促进了西方进入殖民时代，将世界置于西方的殖民之下。在此基础之上，极乐公子提出了中国书籍点燃欧洲科技革命的命题，本文深表赞同。借用此文部分内容，本文进一步说明。
1582年，一位满腹经纶却屡试不第的上海举子徐光启[1]，在广州与一位身着儒服、口吐汉语的西洋人利玛窦[2]相遇。徐光启凝视着利玛窦带来的星盘与自鸣钟，眼中闪烁着对未知世界的渴求；利玛窦则惊叹于徐光启书房中那浩瀚如海的中文典籍，仿佛瞥见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文明宝库。这场相遇，悄然开启了一场超越地域的智慧碰撞。当徐光启虔诚而热切地钻研利玛窦带来的《几何原本》时，他未曾预料：那些经由他亲手整理、校译，甚至亲自赠予传教士们的中国典籍，正悄然踏上远渡重洋的旅程，成为欧洲知识精英争相传阅的珍本。
徐光启与利玛窦的友谊与合作，远非简单的单向输入。当徐光启以罕见的开放胸襟拥抱西方几何、天文与水利之学，并以卓越才华参与译著时，他也在慷慨地回赠将凝聚了中华数千年智慧的农学、生物、医药、工艺乃至军事技术的精华，托付给那些怀着复杂使命的西方传教士们。
1639年，明朝崇祯二年（1639年），徐光启出版了《农政全书》，在全国刊出发行，这堪称一座农学巅峰大作。这部有六十卷，近百万字的巨著，系统总结了明朝当时中国社会的耕作、水利、蚕桑、荒政经验。当传教士们将其中精要带回欧洲时，其深耕细作之法、高效的水利工程理念，为正处于农业改良关键期的欧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参考。
另一位大家是李时珍[3]的《本草纲目》。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李时珍出版了《本草纲目》一书。这是一部东方博物学、医药学、中医学的圣典。其严谨的动植物分类体系、对近两千种药用植物、动物、矿物的详尽描述及近万中草药药方的记载，使得欧洲人惊讶不已，极大地拓展了欧洲人的自然认知边界。其部分内容甚至在欧洲被多次翻译刊印，成为博物学家案头不可或缺的参考。
明代著名科学家宋应星[4]，于1636年（崇祯9年）初出版了《天工开物》一书。宋应星在此书中，详实记录和阐明了明代手工业巅峰技术。全书依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原则，以食、衣、住、行、用的大体顺序，分上中下三编18卷。全书共八万多字，123幅插图，系统记述了中国古代农业、手工业领域三十个生产部门的技术和经验。其中，上编包括谷类和棉麻栽培，养蚕，缫丝，染料，食品加工，制盐，制糖等；中编包括制造砖瓦、陶瓷、钢铁器具，采炼石灰、煤炭、硫黄，造纸等；下编包括五金开采及冶炼，兵器、火药、颜料制造和珠玉采琢等。书中对原料品种、用量、产地、工具构造及生产加工的操作过程等均有详细记载。
此外，《武备志》是明代茅元仪[5]历时15年编纂的军事著作，成书于1621年（明天启元年），全书共240卷，约200余万字，收录2000余种兵书文献，是中国古代字数最多的一部综合性智慧兵书。这些典籍通过传教士的传播，以其体系化的知识、精妙的技术细节与独特的东方视角，为欧洲知识界、军事界、殖民者提供了全新的思想资源和军事实践启发。
徐霞客[6]的《徐霞客游记》是与《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并称为明朝四大科技名著。《徐霞客游记》主要记述作者1613年至1639年间旅行观察所得，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现象，均做了详细记录。《徐霞客游记》第一次系统考察了中国地貌地质，同时描绘了中国大好河山的风景资源，此外优美的文字也使之成为文学佳作，在地理学和文学上都有着重要的价值。此书在崇祯15年（1642年）出版发行。
这些来自东方的知识洪流，是否就是引爆欧洲科技革命与文明飞跃的导火索？
答案是肯定的。欧洲近代的崛起，植根于文艺复兴对人本精神的唤醒、宗教改革对思想桎梏的冲击、科学方法论的逐步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殖民化浪潮催生了全球航海业，航海业的发展进一步带来巨大商业机遇，逐渐催生了以资本为动力的西方工商业文明。这是一场宏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其知识结构、认知体系、思想观念与生产方式都在发生巨大震动和整体巨变，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而最基础的认知模式和知识累积的确来源于遥远的中华文明。
徐光启、李之澡[7]，李天经[8]等明朝大儒所传中华典籍给外国传教士，恰如投入这片黑暗沃土中诱发科学思想的珍贵火种。它们为欧洲突破黑暗的中世纪的知识边界提供了强大的异域之眼或者精神动力。中华民族在东方存在了五千多年，其社会文明成熟，社会昌明，礼仪周全，风俗习惯良好，无处不在的无数的原创产品，技术，制度，设计，和技术等等都在闪闪发光。西方传教士面对的中华文明，是远古以来华夏圣人、大儒、天文学家、数学家、农学家、物理学家、医学家、生物学家的长期努力和无私奉献所创造、累积并传承。华夏先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不仅在于制定了一部历法，完成了一部著作，建设一座宫殿，完成一个伟大工程等等，而是在于他们依据天道所建立起来的一套完整宏大、自洽而有效的认知体系，更在于他们不断追求精确的观测方法、创新的数学计算，精密的工程技术，先进的仪器制造，动植物的栽培技术等等，共同构建了中国古代灿烂的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植物性、医药学等等。他们取得的成就都是原创性的，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并且遥遥领先其他地区和种族。
当郭守敬[9]的天文台进行精确测量天体日月星辰的位置时，西方还在用神话解释星象；中国天文学家将天文历法列为敬天授时的必备统治工具由来已久。法天则地天文观测与星系人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华夏社会的精神信仰。这种天文观测技术与文明的深度耦合，正是中华传统历法的独特之处。在郭守敬天文台建立之后四百年，欧洲才建立起法国天文台。元末明初，欧洲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天文历法；哥白尼[10]参考第谷[11]的天文观测，结合东方天文观测数据，提出了日心说；开普勒[12]继承了第谷的天文观测，得出开普勒定律；牛顿[13]在开普勒规律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事实证明，中国古代丰富的天文数据，大量的计算和不同的算法，为西方的天文学启蒙作出巨大贡献。
当欧洲学者莱布尼茨[14]读到《周易》的卦象符号系统，其中蕴含的二进制思想萌芽令他激动不已；当皇家学会成员研究《本草纲目》中缜密的药物分类法，其严谨性挑战了欧洲传统的自然观念；当工程师们从《农政全书》与《天工开物》中看到精妙的机械构造与高效农业管理，其技术想象力被极大地激发。然而，西方不知道中华文明对道德礼仪、仁义诚信有强烈的要求和约束。他们在使用抄袭中华文明时，缺乏道德约束，没有内疚羞愧。例如，当《天工开物》中的实用技术被西方人士了解，他们会立即转化成为自己的发明而忽视中华文明的原创性。例如：活字印刷为北宋庆历年间由毕升[15]所原创记载《天工开物》中，然而，传到西方之后，活字印刷成为西方人的发明创造了。火药的发明也是如此。
中华典籍（易经）为欧洲知识精英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他山之石。中华典籍不仅为西方社会补充各种知识认知细节，更重要的是提供了观察世界、组织知识的另一种认知的科学范式。这些来自其他不同文明的强大刺激，无疑加速了欧洲知识体系的更新、碰撞与重构，成为冲破欧洲黑暗世界的统治，推动其科技革命的重要外部催化力量。它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伟大的文明，一定要在国际交流、融合、合作中发展和进步，在开放的环境之中完成其文明的传播和升华。
徐光启深谙对西方文明的态度，必须采取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智慧和策略。他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拥抱西学精华，又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将中华文明的璀璨成果馈赠世界。这种中华文明走向国际社会，必须保持相互会通的精神。清朝一位著名数学家梅文鼎[16]，深刻洞察中西方文明的异同，提出中华文明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和特色，有自己的认知体系，绝不能妄自菲薄。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我们需要坚持自己的特色走向世界，找到自己的优势，发扬自己的特点。
中华文明点燃了西方文艺复兴，启迪了西方工商业文明，这是事实。然而，中华民族是一个探天索道的民族，非常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强调仁义礼智。因此中国社会是重农工而轻商贸的，遏制资本，倡导人性。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中华文明的认知体系中，强调德性，大义，道理，追逐家国情怀而并不追逐资本，追求国家大义而不追求个人利益。林则徐的勾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就是中华民族儒家的写照。而西方在获得中华文明典籍时，只是学习技术层面，不能理解形而上者，只能是自己另辟蹊径，发展缺乏德性的科学。西方社会开启了工商文明，追逐资本，疯狂谋取私利。他们利用船坚炮利，作恶多端，开始大航海来殖民和征服世界。同时，他们宣传西方中心论，西方人种优越论，西方宗教优越论等等，为全世界洗脑。虽然西方技术发展了，然而，西方人的贪婪霸道和自私自利日益增长，战争从不间断，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以富欺贫无处不在，社会霸权主义越来越厉害。欧洲在百年之内，接连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可见欧洲人的贪婪无可救药。
当历史的车轮行至今日，中国人大量留学海外，国内教育已经实行了百年的国际化和科学化，与现有国际认知体系接轨。很多中国人自己的认知体系，八卦易经系列等都已经被废弃了。现在中国社会的认知体系、教育体系、科研体系与国际社会完全接轨了。在掌握了西方科学认知的系统之后，在回头看看传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体系，猛然发现中华传统认知体系有其自身优势的价值。仍然需要与国际交流与合作。面对西方科技发展的新高峰与全球治理的复杂挑战，我们更需重拾前人的远见和智慧：知识的疆域无远弗届，思想的碰撞永无止境。唯有打破现有的认知藩篱，以开放心态拥抱一切人类智慧的优秀成果，在交流互鉴中寻求超越人类文明才能在相互照亮中，共同奔赴那浩瀚无垠的星辰大海。
[1] 徐光启（1562年－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谥文定，上海人，万历进士 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
[2] 利玛窦（MatteoRicci，1552年1610年）字西泰，意大利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1582年（明万历十年）被派往中国传教，直至1610年在北京逝世，在华传教28年，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传教士之一。
[3] 李时珍（约1518年1593年）字东璧，自号濒湖山人，湖广黄州府蕲州（今蕲春县）人，明代著名医药学家。
[5] 茅元仪（1594年－1640年）字止生，号石民，又署东海波臣、梦阁主人、半石址山公，浙江归安（今浙江省湖州市）人。明末时期官员、文学家。
[6] 徐霞客（1587年-1641年）名弘祖，字振声，又字振之，号霞客。南直隶江阴（今江苏省江阴市）人，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探险家、文学家。
[7] 李之藻（1565年1630年）字振之，号凉庵居士，浙江杭州人。万历进士。明代科学家。
[8] 李天经（1579年－1659年）字长德，河北吴桥人，明代历法家。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历任山东参政、光禄寺卿等职。
[10] 尼古拉哥白尼（Miko?aj Kopernik，1473年－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数学家、教会法博士、神父，出生于托伦市。
[11] 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1546年－1601年）丹麦天文学家、占星学家，生于斯坎尼亚省基乌德斯特普（今属瑞典）贵族家庭，1601年逝世于布拉格。
[12] 约翰尼斯开普勒（德语：Johannes Kepler），德国天文学家、数学家与占星家，1572年（儒略历1571年）生于神圣罗马帝国符腾堡（现属德国）的威尔德斯达特镇，1630年因病卒于巴伐利亚公国雷根斯堡，享年58岁。
[13] 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1643年－1727年）英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
[14]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年－1716年）德意志人，德国哲学家、数学家。
[15] 毕昇（？1051年）生于湖北蕲州蕲水县直河乡（今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草盘地镇）北宋发明家，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