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前车之鉴

资本的诉求

在第八章，我们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何许多后发国家的民主化屡屡以失败告终？在前两章中，我们借助中国的历史进程给出了初步答案。自 20 世纪 20 年代起，中国依次经历了土地改革、世俗化运动、资本原始积累、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中产阶级的形成等一系列深刻的结构性变革。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缺乏这些前置条件的情况下仓促引进民主制度，最终不仅倒在了本书第八章所描述的制度性陷阱中，有些国家即便勉强完成了对旧社会的改造，经济结构仍停留在本书第九章的门槛之外。

没有工业化即推进城市化，结果便是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却因制造业和服务业基础薄弱而无法吸纳就业，形成大大小小的贫民窟。没有城市化即推行市场化，成熟的跨国公司迅速进入，轻易吞噬了本就脆弱的民族工业体系。没有真正的市场化即尝试民主化，看似市场机制完善，实则内部被官商勾结和寻租网络所侵蚀。民主失去制度化的经济基础，自然难以良性运作。

作为这一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章，我们将民主化视为现代化链条中的最终环节，以探讨为何中产阶级的成熟会内生地推动政治结构的变革。此前我们提到，工业化在达到一定阶段时必然出现产能过剩，而解决产能过剩的根本途径是扩大内需，这需要一个规模庞大且消费能力稳定的中产阶级。于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在高度城市化的环境下迫使双方达成妥协，推动福利体系的形成，并最终孕育出城市中产阶层。这也解释了为何农民起义数千年难以终结剥削循环，而工人运动仅一个世纪便促成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产能过剩既是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根源，也是推动资本主义改革的动力；扩张内需的前提则是中产阶级的壮大。

中产阶级一旦形成，为了保护自身财富与社会地位，必然追求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权与参与权。因此，若要维持长期的经济增长路径，工业化、城市化与市场化的逻辑终点，便是权力的适度扩散与制度化的制衡结构。生活质量的提高、文化资本的积累，使得中产阶级越来越倾向于参与政治进程。在这篇文章中，我将重点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明权力过度集中对市场机制所造成的结构性破坏。集权导致资源错配，扭曲供需结构，削弱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与资本配置效率。

有一种常见误解认为资本追求的是最大化收益。事实上，资本真正追求的是“风险调整后收益率”，即在可控风险下获得相对更高的回报。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是高风险对应高收益，而在权力庇护下，资本却能以低风险换取高收益。缺乏民主监督的市场经济，会出现广泛的扭曲与寻租，资本的流动方向不再由市场风险收益率决定，而是向权力密集区靠拢。因此，若要真正实现市场化改革，权力的分散与制度化制衡不可或缺。只有当资本家与中产阶级都意识到长期财富安全依赖于制度的稳定性时，才会支持建立适度的民主机制。

民主并不必然以“一人一票”的形式呈现，但权力结构的扁平化与分散化却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强调，民主的本质并不在于投票，而在于社会结构的水平流动性。当权力分散、阶层流动增强时，创新活力与经济效率随之提升；当权力不再集中于少数人，而通过制度化安排向社会扩散时，财富分配才会更加均衡，经济增长的红利才可能真正惠及更多人。

回顾中国历史，如果当下仍处于 1919 年、1949 年或 1979 年，政治体制改革并非迫切的历史任务。然而今天却大不相同。改革开放四十年后，中国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绝大部分经济结构重塑，农业人口降至 50% 以下，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升至 60% 以上。然而，伴随这一进程，中国经济重新陷入了增长瓶颈。权力集中本质上是一种“低风险投资”，但它导致 2020 年以后资源错配急剧扩大，扭曲市场信号，降低资本边际效率。1999 年时，1 元固定资产投资可带动 0.4 元 GDP 增长；而到 2025 年，这一数字下降至 0.07 元。同时，中国 GDP 总量在 2015 年达到美国的 65% ，之后十年间基本停滞在 70% 左右，显示出增长结构已接近“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

资源错配

权力结构导致的系统性资源错配自 2010 年以后愈发显性，其影响在资本、产能与分配三个层面全面扩散。

首先在资本配置方面，地方债务与无效基建的膨胀构成最突出的表现。自 1990 年代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结构日益依赖土地出让，形成“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为了追求可见的“政绩”，地方政府拥有巨大的激励去进行低效甚至无效的固定资产投资。为了规避预算约束和追求 GDP 数据，地方政府大量成立融资平台（LGFVs）。这些平台背靠政府信用，得以用远低于市场风险定价的成本获取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资本没有流向最有创新能力和最高回报率的民营科技企业或新兴服务业，而是被吸入到利润极低、甚至根本没有现金流的“铁公基”和“产业园”项目。后果则是，过度投资不仅推高了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形成了巨大的金融风险“灰犀牛”，

另一方面，土地财政造成了房地产领域的畸形发展。住房本是民生产品，但在权力集中对市场的扭曲下，它被异化成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工具和资本避险的“低风险高收益”资产。 权力对土地供给的绝对垄断，使得地方政府可以高价出让土地，充实金库。这人为地推高了房地产价格，使之脱离了居民的实际购买力，进而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意愿（因为大部分收入都被用于房贷）。 银行资本因为看中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争相涌入房地产和土地抵押贷款，而非流向回报更高的实体经济。这造成了“全民炒房”的局面。 泡沫的不断膨胀最终在 2020 年后开始破裂，严重拖累了整体经济，并暴露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其次，在产能配置方面，国有企业在权力主导型经济结构中天然占据资源优势。它们凭借政治信用获得低成本土地、低息贷款与行政性准入牌照，使市场资源流向效率低下但具备政府背景的企业，而非创新潜力更强的民营部门，尤其是中小科技企业。结果是“国进民退”的趋势强化，民营企业面临长期“融资难、融资贵”，并承受不成比例的制度性风险；而国企因缺乏市场竞争压力，创新激励不足，导致整体创新效率下降，全要素生产率（TFP）提升乏力。与此同时，补贴式产业政策在电动车、芯片等领域的集中投入虽在短期内提升了产能，但也导致行业准入门槛与补贴争夺构成的新型内卷，企业盈利模式缺乏可持续性，一旦补贴退出，行业便难以维持扩张。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国企垄断高利润行业，使民营资本被迫承担高风险的创新投资，却难获相应金融支持。银行体系出于风险偏好，将资金继续集中于地方平台与国企主体，使民营部门的资本融资环境长期处于结构性劣势。要解决这一问题，不是简单将国企私有化，而是需要通过制度改革让国有部门承担与其资源配置权相匹配的市场化风险，让竞争性行业真正回归市场逻辑。

最后，在分配层面，权力的集中不仅造成资源分配效率下降，也加剧了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汲取性制度下，权力集团及其关联资本能够将经济增长的收益向顶部集中，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增速与劳动收入占 GDP 比例则长期受压制，中产阶层的发展空间因此不断缩小。这最终背离了扩大内需、依靠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根本战略，使得整个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的动力。

学历贬值与房价压力的持续攀升削弱了社会流动性，使得阶层结构逐渐固化，演化出类似印度种姓式的结构：共产党各级官员构成了新的“婆罗门阶层”，体制内的公务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形成了新的“刹帝利阶层”，城市工薪家庭形成了新的“吠舍层”，而农民与农民工则处于底层的“首陀罗阶层”。这种分配格局与社会结构不仅抑制内需扩张，更削弱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

经济瓶颈与权力扩散

自 2010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深层成因已不再是周期性波动，而是权力高度集中导致的资本脱离市场风险—收益规律、资源系统性错配与结构性低效。若要突破增长瓶颈，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性，必须从根本上厘清权力与市场的边界，使资本回归真正的市场定价机制，让风险与回报重新匹配，其核心正是推进权力的扩散，建设包容性制度，使中产阶级成为财富安全与经济活力的制度性守护者，而非制度性受损者。

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赖要素驱动模式——通过大规模资本投入、廉价劳动力红利以及土地和其他关键资源的集中配置实现经济扩张。在早期工业化阶段，这种模式体现出明显的“国家动员优势”，能够快速集聚生产要素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然而，当人均 GDP 跨越一万美元关口后，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逐渐递减，传统要素驱动模式面临效率低下的瓶颈。这一现象可通过索罗增长模型理解：在要素投入占主导的阶段，资本边际产出递减不可避免，若不引入技术进步或制度创新，长期增长将停滞于中等收入陷阱。

要素驱动的核心在于高度集中的权力能够快速调配资源，但这种资源配置往往对效率反馈不敏感，容易导致投资过度、低回报甚至负边际产出的现象。相对而言，创新驱动经济依赖于去中心化、自下而上的试错机制，这需要制度化保护产权、激励风险承担以及资本自由流动。创新活动本质上是一种非线性、分散式的过程，它要求经济主体能够在不确定环境中作出投资决策，而集权倾向于规避不确定性，更偏好“大而稳”的项目，从而与创新所需的制度环境形成结构性冲突。阿西莫格鲁（Acemoglu）在《国家为何失败》中强调，包容性制度通过保障产权和市场自由，为创新和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制度前提，而集权与提取性制度往往抑制企业家精神和技术进步，这与中国当前权力高度集中导致的资源错配现象形成高度契合的解释。

在这种背景下，“深化市场化改革”不仅仅是交易制度优化，更是权力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若市场缺乏竞争、充斥寻租空间，资本将被引导依附于权力，而非流向高生产率、高回报的创新部门。这也印证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决定经济激励，经济激励决定资源配置效率，权力高度集中导致的制度扭曲，会使资源配置脱离市场的风险收益规律，从而削弱长期增长潜力。只有通过制度化权力扩散，让资源配置和创新决策逐渐摆脱行政干预，才能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顺利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产阶级的财富安全需求，是这一制度变迁的内生动力。资本家追求长期回报，必须在政策可预期、权力分散、规则透明的制度环境下运行；中产阶级的资产，包括住房、金融投资和劳动收入，如果在集权与寻租环境中积累，其财富容易被侵蚀。通过民主化或权力分散的制度安排，中产阶级能够监督公共财政、制衡寻租行为，确保财富积累与经济激励一致。这与制度经济学提出的“包容性制度—经济增长”逻辑完全一致：制度通过减少不确定性和权力寻租，将资源从高风险低效率的权力附属活动引向真正的创新投资，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和经济增长的质量。

内生需求与渐进改革

鉴于中国独特的历史背景、制度传统及其庞大的经济体量，其权力扩散路径不可能照搬西方模式，而更可能呈现为一种内生性、渐进性的制度演化。这一演化过程主要由经济增长放缓与中产阶级扩张两大内生变量驱动。在宏观经济模型视角下，当资本边际产出递减、要素驱动的增长模式遇到效率瓶颈时，制度变革成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和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权力扩散并不意味着剧烈的政治震荡，而是在经济与行政层面逐步展开，以匹配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效率和风险控制的内在要求。

 

行政权力的分权与透明化，是权力扩散在经济领域的首要体现。通过制度安排提高行政权力的透明度和约束性，可以降低政策不确定性（Policy Uncertainty）对长期投资的抑制效应，从而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具体机制包括司法独立、预算公开与监督、以及宏观政策的专业化决策。司法独立确保契约执行和产权保护，为创新型投资提供法律保障；预算透明和监督机制约束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减少寻租空间，迫使公共投资的边际产出符合经济效率；宏观政策专业化通过独立中央银行及监管机构，将宏观经济和产业政策从政治随机性中解放出来，从而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对资本投资决策的负外部性。

地方自治与财权—事权匹配，则体现了权力纵向扩散的必要性。中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差异显著，地方自主权的提升能够激活区域经济活力。将部分税收权限下放，同时明确地方公共服务责任，有助于缓解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优化地方财政结构。在制度创新方面，应当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结束城乡二元化。允许农民自由流动，鼓励城镇化，形成类似80年代的农村信用发展模式。地方进行有限的差异化实验，则形成一种类似“制度竞争”的机制，使效率低下的行政模式逐渐被淘汰，最优的权力配置方式得以在地方实践中被发现和推广。

中产阶级的制度化参与，代表社会层面的权力扩散。中产阶级财富安全的需求内生化为对政治参与权和监督权的制度化诉求。行业协会和工会的自治权能够在专业领域内规范资源配置和产业标准，形成自下而上的权力制衡。社区自治和公共事务管理权的扩展，使公共服务和社会政策的制定更贴近中产阶级实际利益，从而实现权力在社会层面的横向分散。政府应当适当的放开言论尺度，允许一部分批评的声音存在，允许媒体与非政府组织发出不同于政府的声音。这种社会参与不仅提升了政策的响应性，也降低了制度性风险，增强了市场经济的稳健性。

制度渐进性改革，兼顾行政、地方和社会层面的权力扩散，是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必然路径。可惜的是，中国在经济腾飞的40年里，错过了政治制度改革的最佳窗口期。未来的社会转型能否顺利推进，不仅取决于治理者的认知和制度设计，更取决于中产阶级与社会公众的耐心与参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