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老药铺

时光流逝的时候不会跟任何人打个招呼，不知什么时候时间没了，不知什么时候周围变了，不知什么时候人们老了，也不知什么时候习以为常的都换了，想一想过去的场景，好像一场场虚幻的梦，看一看今天的一切，我或许更喜欢沉浸在梦中。

药铺就是我们村里的诊所、卫生室，服务于全体村民包括周围乡里。从老年间就有中医大夫坐诊，历经数代。每次我想家的时候，老药铺肯定也在其中，尤其是过去的那三间土屋。从我记事儿开始，就有半个多世纪以来村里最好的中医——万修大夫坐诊，大舅谭大夫坐他对面看诊，那是还是个年轻的面孔。他俩用的桌上放着号脉的纱布垫、算账的算盘，开药方的蘸笔和墨水瓶也在旁边，听诊器挂在墙上，水银血压计也在桌上。

新伟妈妈（我叫妗子）和玉仙（后来变成了二嫂子）俩人负责抓药和打针，那时候她们那么年轻，二哥朝宝当年在上卫校，还没来药铺上班。我清晰的记得屋里的一切，斑驳的黄土墙，两位大夫坐的椅子，藤编的椅子垫，房顶挂的吊扇恐怕也是全村第一个，风扇不大，开启的时候中间还有个小红灯。自从有了它，特别闷热的夏天，大夫的桌上也没了蒲扇。

捣药的铁臼子，碾药的铸铁药碾子。还有那个差不多一百个抽屉，漆成紫红色的中药柜，每个抽屉上都拿金粉用隶书，写着几味中药的名字，这些字时常让我回味，书写这些字的是谁？字体那么美，这人是何等的优秀。称中药的杆秤也是个老古董，上次回去朝宝哥给我展示的时候，还提起过村里吴家一个故去多年的老人，那人跟我老姥爷是好朋友，因为老头在世时也经常提起。

药铺还是土屋的时候比较小，就显得那棵绒花树特别大。树枝长满叶子的时候，伸出来能罩住很大一片，粉绒花的盛开，更像是在药铺门前撑起了巨大的遮阳伞，真的可以用“未见药铺先见树，未看大夫先看花”来形容当时的场景。药铺很忙，有时候还没开门就有很多等待就诊的病人，有走来的，骑车来的，还有人甚至赶着马车，马就拴在院里的树上。我们小孩子经常在马车上玩，等人家看完病要走时，我们才会下来。好多次的被人轻声催促，“小孩儿别玩啦！我们要走了…”我满脑子都记得听完这句话时，小心翼翼下马车的动作，为了再次确认，嘴里还问人家：“你们是看完病了吗？…”得到肯定回答之后，再补一句：“哦！那我不玩了，马上就下去。”

在院里玩腻了，就凑到屋里病人坐的条凳上，对着药房里边问一声：“妗子，能给我拿个小盒吗？”多半是话音未落，新伟妈妈就会扔出一个用完注射液的小纸盒落在他们工作的柜台上，我拿在手里心满意足。现在想来有点“遗憾”，那时候的我从不会说谢谢。因为老家的人都是这样….对言语上的客气不太适应。这也充分说明了乡间的淳朴和互相交往的真诚。实打实..不需要任何的虚客套。不说并不代表不礼貌，乡里乡亲根本就不需要。

我们小时候肚里都有蛔虫，每年都会吃“洋糖”（也叫宝塔糖）打蛔虫。那糖开始有点甜，后口有点苦，万修大夫哄我：“勇勇，张大嘴，嘴张的越大越甜”，我相信了，每次吃“洋糖”都使劲张嘴。后来每次打针也是这话：“张大嘴，嘴张的越大打针就不疼了”还别说，这招真管用，想来也有点科学依据，使劲把嘴张开，浑身不能憋劲儿，肌肉因此而放松，真的可以缓解疼痛。而且张着大大的嘴憋不住气，哭也哭不出来。自那以后总在小伙伴面前显摆，自己如何不怕打针。

现在的很多时候，脑子里还会一直有当年的场景：奶奶坐在药铺的长凳上，我褪下裤子漏出屁股趴在她腿上，奶奶说：“张嘴了吗？”“张了…”我张着嘴，还要回头看看她，以示证明…..大夫拿着吸了药的玻璃针管，用酒精棉擦拭要注射的部位消毒。我肯定是有点紧张，有点害怕的，却因为专注于张嘴给抵消了，针扎下来有时候还是疼的，奶奶会补加一句：“浑身别使劲！嘴不能合上….”我一一照做，确实感觉还不错，多数时候眼泪都没有，后来听当大夫的朝宝哥说过一嘴：有些注射针疼痛是药的缘故，打完才疼也是常有的….也是因为这些，趴在奶奶腿上张着大嘴，等待针头扎过来也成的我怀念那个时候的一个场景。没有疼痛，因为心里有坚实的依靠，耳朵里有靠得住的忠言….

我好像发现了一个问题，每当回忆过去，视角都是第三者。每一个场景，甚至每一帧画面，都不是从我幼小的眼睛里看出去的……小时候跟现在是不是同一个我？能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也确实够闲的….年代久远老药铺是土房子，最终没抵过岁月的侵蚀，那一年需要拆掉盖新的，我已经是个岔楼小学的小学生了，只记得老房子拆除的时候，药铺暂时搬家，有同学捡了很多小玻璃瓶，也有人去拿了盛药的小纸盒，我都没去….现在想来，老药铺的拆除对于我是有点难过，由于年幼也不知道怎么表达，只是感觉一个熟悉的地方变成了一堆渣土，隐隐的有些不舍。不过新的房子在不久后就建好了，药铺又搬了回来。

门前的绒花树还在，只是由于房子变大了，树显得小了，万修老大夫也退休了，平时主要是大舅谭大夫坐诊。每天再经过药铺门前，最初的感觉似乎是变了，或许是时空转换以及环境的改变，我毕竟也长大了一些，缺少了儿时的亲切，多了一丝丝失落。

不过这个感觉很快就没了，因为在它门前垒了一个乒乓球台，跟标准的球桌同样尺寸，是谭大夫专门用心去测量过的，只是表面不同，是用水泥浇筑的两块板。相对于专业的乒乓球桌，成本更低廉，也更适合在室外。他拿白漆画上边线和中线，那是我除了看电视以外，见到的第一个相对正规的乒乓球设施。开始只有两幅破球拍和一个网，放在他坐诊那屋的小床底下的一个纸箱子里，我们放学之后已经小时候怯生生的去药房要小纸盒，变成了去床下拿乒乓球拍。

也是几个人凑在门口，一个人悄悄溜进去，拿了就跑出来。也许是岁数小吧，都不知道大大方方的问一句，先征求大夫的同意。有时候正在给病人看诊的大舅瞅见，冲我们笑笑。一来二去越玩越好，越打越像那么回事儿，他忙完也跟我们来几局。

药铺前面的乒乓球台几乎占据了我小学时光的所有快乐。马文金打的最好，很有天赋….在他展露头脚的那些年，我们很难战胜他。谭大夫看我们这群小孩儿球打得好也很欣慰，还把我们排上了名次，有外边来看病、来检查工作，甚至来学校接送孩子的家长，会打球的都让我们伸伸手，跟对方比试一下。

很多大人是打不过我们这些小孩子的。但有一个除外，我记得那人姓康，四十几岁的年纪，是药材公司的工作人员，短头发，圆脸庞，眉毛有点稀疏，双眼皮，虽眼睛不大但很有神，精致的悬胆鼻，可以称得上“鼻若悬胆，目若朗星”，鼻子下面两撇不太浓密的小胡子，长在那张特能说的嘴巴上。他来我们村发现有乒乓球，工作结束也不走，拿起球拍就不放了。他打的确实好，严格地说跟我们当时的风格不太一样，我们都是长球，打得激烈时离球台老远。他则不然，全是速度快、角度刁钻的短球，越打越来劲，每个人上来都不是他的对手。那时已经是初冬，他本来穿着厚外套、褐色毛衣、好像还有围着围脖。

我们轮番上阵，就看这大叔越打越热，开始是解下围脖挂树上；而后又脱下外套挂树上；再后来脱下毛衣也挂树上；除了裤子不能脱之外，上身就剩了一件鸡心领的秋衣，汗流夹背的他，秋衣也都湿了大半。虽然到最后直到他打累了，我们也没能赢他。以后的日子里他又来过好几次，专门来打球，大人们开始调侃他的秋衣：“老康！今天来岔楼，还得陪好你，把你打得衣服挂一树，里边穿的还是那件鸡心领秋衣吧？”大家哈哈大笑，听到人们的调侃，老康也不生气，回答道：“也就来你们岔楼我费那么大劲，去好多地方打球都不出汗的，你们村这群小孩挺厉害！”他说这话谭大夫肯定是欣慰的，那或许是第一次被村外“高手”的肯定吧….那张水泥球台，带给我们的不只是年少时的欢乐，还有更多的自信….

我在天津也总爱和同事约出来打乒乓球，也没怎么落过下峰，这对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来说，也是一种信心的加持。时间来到2012年，我跟老婆去坐游轮去墨西哥旅游，在游轮上有乒乓球比赛，我跟三个老外打比赛，他们明显不行…..结果毫无悬念，我赢了。裁判还发我一个金色塑料奖杯，是那个邮轮的模型，这一切的“荣耀”都来自村里的那张球台，我老婆看我有点“开心过度”，还有点激动，感觉莫名其妙。其实她哪知道，拿着奖杯的那一刻，我在想遥远的家乡，特别是老药铺和它门前的乒乓球台。

现在的日子比较平静，平时生活里很难天天想到家乡。不过或多或少总有某一刻，会勾起我的思绪，或工作之余看到的某个场景，或午夜醒来回味刚才的梦境，都有家乡的影子。我知道，我一辈子也掉不干净老婆口中的“土”，因为，我不以为“土”反以为荣，那是家乡的烙印，那是生就的底色。

疫情期间儿子也七岁了，在家的日子多，我花八百多美金，买了张专业球桌和一切打乒乓球的设备，叫来了邻居家的孩子们一起打球……在一拍拍推挡、扣杀间我想起了小时候在药铺门前打球的一幕幕。从1998年离开老家到2024年的洛杉矶，时光走过了26年，看看儿子有点感慨，终于有个固定的“伙伴”陪我打乒乓球了…而且这孩子将会陪我一辈子。

写了半天打乒乓球，还是要说药铺前、球台后的绒花树，我不可能忘记它….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它“居功至伟”，当年不仅可以挂满老康的衣服，还能被我们蹬踩爬上窗台，从高处“观战”，树皮被磨的“锃光瓦亮”。文末，写首小诗送给老药铺和这棵树：“药铺窗前粉绒花，乒乓台后便是它。爬树登高观球战，儿时欢乐儿时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