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快乐时光

弟弟出生在11月10日。那一年，寒意已悄然逼近。

我几乎每天都会问父亲：“弟弟什么时候能从市第二人民医院回家？”

父亲总是简短地回答：“再过几天。”

 

终于有一天，我在3号楼宿舍附近玩耍，看见父亲骑着自行车，缓缓护送着一辆人力三轮车进了大院。三轮车上，母亲怀里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弟弟，外面裹着厚厚的挡风布，遮得严严实实。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家里又多了一个人。

 

母亲坐月子期间，家中大小事务几乎全由姑姑一人承担。买菜、做饭、洗衣、照料产妇与新生儿，她从早忙到晚，从不言累。父亲特地从东岱带回几只鸡，与家中原有的鸡一并饲养，用来给母亲补身体。几乎每隔三五天便杀一只鸡。母亲若吃不下，便留给我和姐姐。

 

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能吃到鸡肉是一种难得的幸福。每人每月仅有4两肉票，还需凌晨四点起床排队，往往天一亮便售罄。平日里几乎见不到荤腥。也正因此，那些偶尔分到的鸡肉，成了我们童年记忆中最温暖的滋味。

 

为了节省用水，洗尿布的任务被分给我和姐姐。每天至少两次，我们抱着三五条沾满污物的尿布，到后院外农田边的小池塘清洗。姑姑反复叮嘱，要先用河水将脏物洗净，再用刷子刷洗。冰凉的水刺着手指，我们蹲在池塘边，用手一点一点搓洗。那样的劳作，让我们很早便学会了忍耐与担当。

 

家中最热闹的时刻，是一家人围着弟弟的时候。我们逗他笑、唱歌给他听。每当唱起那首《阿瓦人民唱新歌》，弟弟便会兴奋地笑出声来，小小的身体随着旋律晃动。收音机里反复播放这首歌，旋律仿佛与他的童年紧紧相连。

 

不久之后，父亲被下放到福州北峰山区工作，一个月仅能回家一个周末；母亲产后亦被安排到福州南面的东升大队劳动，同样难得回家。照看弟弟的责任，便自然落在了我和姐姐身上。我们牵着尚且蹒跚学步的弟弟，在大院和田埂间玩耍。

 

父亲每次回家，第一件事总是抱起弟弟。他托着弟弟的头，在屋里来回踱步，嘴里轻声唱着：“我的宝贝，我的珍珠……”那份不加掩饰的疼爱，常常让人动容。

 

周末转瞬即逝。星期天清晨，父亲便要赶回北峰。姑姑总会为他炒一碗蛋炒饭，那是家中最难得的一顿。父亲总是拖到最后一刻才离开。那时每天只有一班车，从郊区宿舍步行到南门兜长途汽车站需半个多小时。

 

一次，父亲与表兄一同赶车，抵达车站时汽车已启动。两人一路追赶，高声呼喊“同志等等我们”。司机最终停下车，让他们上了车。否则，只能再等一天。那一幕，后来被反复提起，也让人更加理解父亲对家的眷恋。

 

父亲对弟弟的疼爱并未白费。弟弟学会说的第一个词，便是“爸爸”。得知此事，父亲喜形于色。

 

1974年，父亲仍在北峰工作。一次，弟弟想念父亲，认真地说：“我要跪着等爸爸回来。”恰逢周末，父亲果然归来。听闻此言，他将弟弟高高举起，在屋内来回奔走，歌声与笑声回荡其间。

 

1975年，父亲调至福州郊区工作。有时送弟弟上学，他不忍弟弟背书包，便自己背着，跟在弟弟身后慢慢走。我们从阳台望下去，只觉那背影温暖而动人。母亲笑称父亲是弟弟的“老书童”。

 

转眼五十年过去。父母相继离世，我们也渐渐老去。然而，那些在艰难年代里流淌着的温情，却始终清晰如昨。

回望往事，苦难并未掩盖亲情，反而让那些平凡的幸福，显得尤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