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末丞相陈宜中历史形象再评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公道自在人心”，对于历史人物的评判尤为审慎。“尽量不冤枉一个好人”，是我们文化传统中重要的道德底线。近年来，关于南宋末期丞相陈宜中的研究日趋深入，越来越多学者开始从早期的贬斥与误解中还原其本来面目，给予更加客观、理性的再认识。然而，已有研究在部分史实层面仍存在偏差，亟需从史料出发进行进一步辨析与澄清。

徐洪迪先生在《异日北归须记取——记宋末丞相陈宜中》一文中，对陈宜中一生的政治轨迹与抗元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然文中部分叙述尚存商榷之处，笔者试就其中若干要点提出补正。

一、“调整政治立场”说法与史实不符

原文称：“德祐元年（1275年）贾似道兵败丁家洲后，陈宜中迅速调整政治立场，联合谢太后弹劾贾似道，逐步掌握朝政实权。”

然而，据相关史料记载，在贾似道丁家洲战败前后，临安政务已由陈宜中主理，其受命执政应系太皇太后与贾似道共同决策的结果，并非其“转向”或“政治投机”的结果。此为体制内的政务更替，而非权力斗争中的个人操作。因此，将其解读为“调整立场以自保”，于史无据，于理不通。

二、“由主战转向议和”的逻辑值得反思

文章又谓：“常州陷落后，陈宜中转为主和，先后遣使议和未果。”

此说亦需商榷。常州(包括溧阳)失守后，元军压境，宋廷危在旦夕，陈宜中提出议和实为“缓兵之计”，旨在拖延敌军进攻，为守军撤退与南撤温州争取时间。这种“虚与委蛇、实拒于内”的策略，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亦不失为一时之智。

太皇太后迟迟不愿离开临安，以自身牵制元军的推进速度，恰是高层已有共识：以假意议和争取主动机动空间，“求和”本非屈降，而是战略延宕。

三、“政治投机者”之标签未免失之偏颇

《宋史》及部分现代著作曾以“优柔寡断”“左右摇摆”评陈宜中，甚至冠以“政治投机者”之名。但若细观其在南宋小朝廷中的角色，实则是协调矛盾、维系团结的重要枢纽人物。

流亡政权内，张世杰与文天祥矛盾日深。陈宜中采取分权策略：安抚张世杰，同时授权文天祥独立开府组织抗元。这种处理方式背后体现的是儒家“不愿兄弟相残”的政治伦理，绝非趋利避害之投机行径。

至于对陆秀夫的“召回”问题，亦非《宋史》所述之“张世杰一斥，陈即惊恐而改令”。史料表明，陆秀夫在遭贬于广东”自我反省”达半年之久，直至井澳大战时方重归政坛，过程合于时局，并非权势斗争之结果。

四、撤退海外战略实为远虑深思

井澳大战后, (崖山海战前)，南宋已山河残破、兵力凋零。陈宜中提出转进占城、重整旗鼓的设想，虽最终未果，但其思路切合当时实际情势，后为王曾瑜等学者所肯定。

此举意在保存残余国力，以图再起，确较“背水一战”更具可持续性。张世杰与陆秀夫虽坚持死战，终使政权分裂、全军覆没，其悲壮固然可敬，但从战略层面看，陈宜中的判断更具现实主义眼光。

五、“未归参战”之说实不足据

有观点称：“陈宜中试图自占城返国参战，因元军封锁未果。”

这一说法源于《文献通考》、福建地方志及《陈宜中传补遗》。但据《心史》与《漳浦积美赵氏谱序》所载，陈宜中确曾率部自占城返国，经粤东沿海，意图参与崖山之战。惟战事提前爆发，宋军已全军覆没，陈未能赶上战场。其后他仍协助搜救宋军，并与赵若和（闽冲王赵若和）等人会合，继续组织沿海抗元。

归仁港出土之“景炎三年”铜权等实物佐证亦印证其当时尚活跃于南方抗元前线。故所谓“苟且偷生”“未归战阵”之说，实与史实相悖。

(据郑思肖《心史》与赵家堡《赵氏族谱序》所载，陈宜中于宋末奉命出使占城后，确曾率部返国，并试图参与崖山海战。相关记载明确指出其未能参战的原因并非个人逃避，而系因战事提前爆发，军情突变所致。此说已为当代多数南宋研究学者所采信，并得到包括《文献通考》等史籍的佐证，构成对《宋史》中“未归”说法的重要修正。)

结语：重评陈宜中，应以史实为基础

陈宜中的一生，虽不是陆秀夫般以死殉国，却以其坚韧、务实、温和、周旋于裂变政局之间的风格，在极端困境中维系了南宋政权最后的秩序。他既非苟安之徒，亦非偏执之士，而是以现实主义姿态在万难中谋求延续抗元希望的政治家。

今日，温州学界率先推动其正面形象的重建; 浙江大学亦已举行相关学术研讨,

且大多学者肯定陈宜中的坚韧和贡献。笔者呼吁，应尽快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专题会议，系统梳理陈宜中的历史轨迹与战略抉择，基于可靠史料与多元视角，给予其历史地位更为公允、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