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尘的博客
回忆, 怀念, 及心灵感悟
哥哥六月的猝然离世，撕开了我心灵深处从未愈合的一道伤口。这伤口源自母亲去世前的最后一年，我未能照顾陪伴在母亲身边。那时的我，糊涂轻狂，离开病重的母亲去北京读研，总以为以后还有机会好好孝敬母亲，殊不知死亡竟如此贴近, 命运早已不留余地，残酷地把我一脚踹醒。九个月后，我收到了母亲病危的加急电报，等我马不停蹄地赶了十八个小时的火车回到她身边时，母亲已不能言语。在她生命最后唯一清醒的那一分钟，她轻轻抚摸着我的脸，默默流泪。
母亲的去世，是我无法承受的痛苦，我愤怒于苍天的不公，对自己的决定也悔恨莫及。为了逃避自责和深深的哀伤，我拼命投入学习和工作，试图用忙碌来麻痹内心的痛楚。我开始渴望做梦，因为只有在梦里，我才能偶尔见到她的身影。然而，梦境总是短暂，还未等我与她好好交谈，便匆匆醒来。我不再畏惧鬼魂，相反，我祈望鬼魂的存在。因为我相信，每个魂魄都会眷恋他们的亲人。而我一直期盼着，母亲的灵魂能在梦中找到我，与我重逢。
三十八年过去了，每每回想起那一幕，泪水依然不禁涌出，内心的自责也依然深重。来美读博的最初八年，身不由己，无法回国。哥哥曾叮嘱我：”不要忘了妈妈。“ 当时我心想，母亲早已深植心中，我必然是“不思量，自难忘”。然而，哥哥的突然离世，再次让我陷入深深的自责：我真的没有忘记吗？是否因为生活的琐碎与忙碌，渐渐淡漠了曾经那份深厚的亲情？为什么每一次的别离，总是伴随着迟来的悔恨？如今，我已浑浑噩噩地度过了大半生，不知何时会将一切遗忘。为了不再留下遗憾，我决定将那些珍藏在心中的点滴记忆一一记录下来，希望在文字的承载中，这些回忆能够长存，成为我对逝去岁月和亲爱家人永恒的怀念。
市委大院的日子
我的父亲出生于1928年，在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求学期间，投身于地下党的革命工作。四九年之后，他成为了市委的一名干部。我的母亲则生于1929年，家境清贫。由于祖母早逝，作为家中长女的她不得不中断师范学院的学业，回家承担起照顾五个弟弟妹妹的重担。几年后，她开始在一所小学担任音乐教师。像许多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一样，母亲怀抱着满腔热忱，希望能够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推动变革。在加入地下党之后，她与我的父亲相识、相恋，并最终结为伴侣。婚后，他们一起住进了市委家属大院，开始了短暂的共同旅程。
我们姐弟兄妹三人都出生在市委家属大院的那座房子里。那是一座东西向的一进三间的平房，房屋中央的厅堂设有一扇门，通向后面的小院。小小的后院里，东端立着一棵柳树，西角则有一个葡萄架，葡萄藤盘绕其上，枝叶繁茂。每到夏天，葡萄刚刚开始结果，便吸引无数麻雀飞入小院，有些甚至飞到窗台上，仿佛伸手可及。
在我们的童年里，父亲的身影难得一见。他因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被派往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之后又被调往扬州扬剧团担任指导员。母亲与父亲常年聚少离多，随着父亲陷入一段新的感情漩涡，最终在我出生后不久便与母亲离婚。在我的记忆中，家人只有妈妈、姐姐和哥哥，父亲只是一个遥远的存在。大舅、大姨和小姨也时常来家里和妈妈相聚。虽然父亲不在身边，那时的我并未感到亲情的缺失，在家人的关爱中，我度过了温馨而快乐的孩提时光。
（一）配乐童话
母亲的形象在我年幼时的记忆中有些模糊。我依稀记得她每天穿着整洁，脚上是肉色透明丝袜和黑布鞋，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学校和大院之间。然而，最令我难以忘怀的，还是每个夜晚听妈妈讲故事的时光。母亲是音乐老师，我们因此有了一种特殊的“待遇”。她讲述的故事，总是伴随着即兴的音乐演奏。
每天傍晚，院里的孩子们围坐在母亲身边，听她一边弹奏风琴，一边娓娓道来那些我们百听不厌的故事。我们为《小红帽》里大灰狼的失败欢呼雀跃，为《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悲惨命运而心碎落泪，也为《海的女儿》最终化为泡沫的结局深感惋惜。除了格林童话，妈妈还给我们讲寓言故事，如《乌鸦喝水》、《狐假虎威》、《狼来了》，还有幽默的《没头脑和不高兴》。
妈妈好像有讲不完的故事，她的声音温暖柔和，指尖弹出的音符充满情感和想象的色彩。每一个故事在音乐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生动。妈妈的故事成了我们童年里最深刻、最美好的记忆，给我们带来了弥足珍贵的幸福时光。
那架承载了美好记忆的风琴，伴随着我们经历了无数次搬家，却一直被妥善保存至今。在我们独自生活的那些年月里，姐姐和哥哥常常弹奏母亲教的乐曲。每当琴声响起，妈妈仿佛依然在身边，她的风琴，给予了我们心灵最大的慰藉。
（二）小羊羔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母亲因营养不良患上了慢性肝炎。在食物匮乏，一切都凭票供应的年代，为了补充营养，母亲订购了卫岗一户农家的羊奶。每天一早，门口都会放着两瓶新鲜的羊奶。有一天，我惊喜地发现，家里后院的柳树下，拴着一头小羊羔。母亲告诉我们，那家农户的母羊刚生了这只小羊，但为了维持生计，不能给它喂奶，否则就没有羊奶可卖了。于是，母亲就把小羊收留了下来。就这样，我们意外拥有了一只特殊的“宠物”。
我们三人兴奋无比，那时我们唯一的宠物不过是两条小金鱼，从未养过其他小动物。我们用米汤加上一点羊奶细心喂养它。等它长大一些后，我们每天去附近的河沟边为它割草。小羊最喜欢的草是带有特殊香味的蒿子杆，这种草只有河沟对岸才有。每次都是哥哥小心翼翼地骑在独木桥上，慢慢挪到对岸，割完蒿子杆后再提着篮子骑回来。有时，我们还顺便用纱布做的网兜，从河沟里捞一些红色的小蠓虫，带回家喂金鱼。据说这些蠓虫是金鱼的最爱，吃了之后，金鱼的颜色会变得更加鲜红。
最有趣的是，有一位笃信中医的邻居每天都会捧着一个碗来到我们家，虔诚地对妈妈说：“请给我一点羊粪蛋，可以吗？” 他每次捡完羊粪蛋，还不忘深深鞠躬感谢母亲。我们三人简直不敢相信世上竟有人吃羊粪蛋，总是躲在背后偷偷发笑。
我们常常牵着小羊在院子里玩，它大大的眼睛上长着长长的睫毛，活泼可爱，跑跑跳跳，还会咩咩地和我们撒娇。院子里的孩子们都很喜欢它。小羊长得很快，头上也开始长出角来。哥哥因此为它编了一首童趣十足的歌：“小羊羔，高高高，就是比你高一寸，高一寸！” 这只活泼可爱，在我们心目中永远长不高、长不大的小羊，在我们被扫地出门之际遭遇了灭顶之灾，成了我们心中永远抹不去的伤痛。
（三）地雷战、地道战
我们在大院里有一家特别要好的朋友，他们的父亲是一名山东籍干部。这个家庭也有三个孩子，姐姐和我的姐姐同年，哥哥和我的哥哥同年，妹妹华华则和我同年，同龄人之间倍感亲密，我们几乎每天都腻在一起玩耍，成了无话不说的好伙伴。华华的爸爸每天晚饭必定是大饼卷生葱，而且常常蹲在地上吃。对于我们这些南方的孩子来说，这种吃法显得格外新鲜，常常引发我们的好奇围观。
《地雷战》电影拍摄于我出生的那一年，而《地道战》则是在三年后的1965年。这可能是我们小时候看得最多的电影。每次看完，哥哥都会组织院子里的孩子们模仿电影里的情节重演，而华华的哥哥和我的哥哥一定会演电影里的主角儿。我记得没有人愿意演《地雷战》里的反派人物渡边，于是两个哥哥便轮流上阵。他们用毛巾裹在头上，骑着竹马，模仿着渡边假扮成村民、骑着毛驴偷地雷的滑稽场景，惟妙惟肖的表演逗的我们捧腹大笑。
重演《地道战》则有些大动干戈，哥哥和姐姐们会把家里的床和椅子排成一排，再用被子遮住顶，这样就构成了我们可以钻的“地道”。每次演完，家里的家具都会移位，妈妈看着一片狼藉，只能无奈皱眉，但我们却乐此不疲，沉浸在自己创造的游戏世界中。两家发小的母亲看到我们之间的亲密友情，感到十分欣慰，甚至提到要为我们定娃娃亲。遗憾的是，接踵而至的运动风暴将我们两家打得分崩离析，从此失去联系，再也没有机会重聚。
（四）泡泡糖
记得大院里的家庭时常被要求做“忆苦思甜饭”。南方人的一日三餐，鲜少见到面食，所谓的“忆苦饭”，一般不过是稀饭配几片菜叶。偶然有一次，妈妈用八一面加了些糖精，蒸了一锅窝窝头。所谓的 “八一面” 是各种杂面混合磨成的面粉，蒸熟的窝窝头外表卖相极差，黑黢黢的，像一块块石头。但出乎意料的是，它吃起来竟带有一丝甜味。那微甜的窝窝头瞬间成了我们口中的美味，恨不能天天“忆苦”，只为多享受几次这难得的甜味。
相比之下，糖果更是奢侈的稀罕物。芝麻糖、花生糖只有每年过年时，才能凭票各买上一斤。不知从何时起，院子里的孩子们都开始吃起了二分钱一块的泡泡糖。这种神奇的糖果，在嘴里嚼上几分钟后，便能吹出大大的泡泡，飘飘悠悠。据说唯一需要小心的是，绝对不能把糖咽下肚子，否则会把肠子粘在一起，甚至致命。
那时，孩子们最常玩的游戏有打弹子、抓沙包、挑棍儿、踢毽子、斗叶梗、攻城等，但比赛吹泡泡立刻成了我们的新宠。我们每人嘴里放一块泡泡糖，围坐在一起比谁吹得大。如果泡泡吹得太大，炸开时就会粘在脸上，常常弄得眼睛都睁不开，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有一天，院里一个叫小迪的女孩一不小心把泡泡糖咽下了肚子。全院的孩子立马传开了这个“可怕”的消息：“小迪把泡泡糖咽下肚了！小迪把泡泡糖咽下肚了！” 大家顿时陷入紧张，她的妈妈赶忙把她送到了诊所。我们全院的孩子都为小迪捏了一把汗，担心她会出什么大事。然而，结果让我们松了口气 —— 小迪平安回家了。医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吃一盘炒韭菜就没事了。”
这个令人虚惊一场的插曲，成了我们茶余饭后的笑谈，也让我们更加放心大胆地比赛吹泡泡。那时的我们，无比天真，心中充满了简单的快乐，仿佛这样的日子永远不会结束。然而，运动的狂风骤雨已悄然而至，那个象征无忧无虑的糖泡泡，即将破灭。
（五）文革风暴
文革的开始，在我们眼中是院墙外日夜不断的喧嚣和游行声。除四旧很快演变成打砸抢，疯狂的石块从墙外接二连三地飞进，把窗户玻璃几乎全都打碎，家里只好用纸将破碎的窗子暂时糊上，以阻挡外界的风雨，但那无形的恐惧和压抑却依旧渗透进来。
母亲为了避免祸端，将家中所有可能引来麻烦的“四旧”物品，能毁的毁，能扔的扔。然而，她唯一舍不得的，是一部留声机和一叠黑胶唱片。唱片中有马思聪的《牧歌》和《思乡曲》——那是母亲，后来也是我们心中最珍爱的旋律。母亲悄悄将这些珍贵的物件用油布包好，小心翼翼地藏在仅两尺高的地下“室”里。实际上，那只是地基和房屋之间的一块狭窄空间，掀开地板上一块小门，便能看见底下的泥土和支撑房屋的木棍。母亲还特意在小门上铺了一片地毯，以防万一红卫兵抄家时难以察觉。
偶尔，哥哥会偷偷将留声机取出，轻轻地放上黑胶唱片，将音量调到最小。随着唱针缓缓划过唱片，忧美的旋律悄然流淌出来，我们屏住呼吸，生怕惊动外界，静静地聆听那抚慰心灵的乐曲。
没过多久，母亲在学校被她的学生批斗、殴打。那些失去人性的造反派明知她患有慢性肝炎，仍然故意踢打她的肝部。不堪屈辱之下，母亲某个晚上把我们三个孩子叫到身边，含泪嘱咐九岁的姐姐：“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弟弟妹妹，这个家就靠你了。” 姐姐顿时明白母亲已心生死志，抱着妈妈哭着喊：“不要！” 哥哥和我也扑到妈妈怀里大哭。那一晚，母亲看着年幼的我们，最终放弃了轻生的念头，选择了艰难地活下去。在文革的劫难中，不知有多少人选择了以尊严结束生命，而不是屈辱地苟活。我无比感激母亲的选择，她用坚韧和爱为我们撑起了一把心灵的保护伞。
几个月后，母亲即将被送往一所由卫校大楼临时改造的监狱，接受隔离审查。她不知道何时才能重返家中。临行前，母亲为我们每个孩子都准备了棉衣棉裤，反复叮嘱我们一定要戴上毛主席像章，以免惹祸上身。离别前，母亲带着我们来到南京革命路上的国营大庆照相馆，拍了一张我们三个孩子的合影。那张照片，母亲一直随身携带，每当思念我们时，她就会拿出来，看上一眼。
母亲在被隔离审查期间，一天只有两顿稀饭就咸菜，饿得头晕眼花。记得有一次，她托人带话给我们，嘱咐我们买两盒饼干送去，也好趁机看看我们。然而，当我们带着饼干赶到时，凶神恶煞般的造反派根本不让我们进去。无奈之下，我们只能走到楼外，抬头默默等待母亲从三楼的窗户探身出来，相互远远地望了一眼。还没等我看清楚母亲的模样，窗子便被匆匆关上， 她的身影消失在那扇冰冷的窗户后。
（六）姐姐的创伤
文革不仅是对人性与文明的深重毁灭，更是对无数无辜孩童心灵的惨痛重创。它让孩子们承受了本不应属于他们的恐惧、悲痛与失落。我的姐姐尤为不幸，因她是长女，首当其冲地经受了这场浩劫的冲击。
姐姐出生于1957年，自幼便深受父母宠爱。父亲为她取名“苏苏”，因为他的老家是苏州。尽管父母后来离婚，童年时父亲逗她玩耍的温馨情景，仍然常常浮现在她的记忆里。我们有时也会带着几分调侃和嫉妒，对姐姐说：“你是爸爸最宠爱的孩子。”
文革开始时，姐姐刚满九岁。她从父母的掌上明珠，迅速被推到了需要照顾弟妹的家长位置。从无忧无虑的童年，骤然跌入担惊受怕、几乎失去母亲的深渊，心理的落差与创伤，外人难以想象。
母亲被隔离审查的那段日子里，虽然她请来了一位远房亲戚——一位阿婆——来帮忙照顾我们，但姐姐依然与阿婆一同承担家务。除了日常的买菜做饭，最难的还是学会如何生煤炉并保持它整夜不熄。因为一旦煤炉熄灭，第二天就得把它拎到院子里，用柴火重新点燃，这既费时又费力。每晚睡觉前，必须小心翼翼地加上一块新的蜂窝煤，确保上下蜂窝错开摆放，以免燃烧得太快。炉子上总放着一口大铝锅，盛满凉水，关小炉门后，就能基本保证炉火一夜不灭。然而，婆婆常常用老南京话嘀咕着：“半夜里的水，就喊喊喊地响！”
有一次，锅里的水又喊喊喊地烧开了，姐姐吃力地端起锅，准备将开水倒进暖瓶。可是，一个不小心，整锅滚烫的开水全泼在了她的腿上。瞬间，姐姐的小腿和脚背肿起了一个如篮球般巨大的透明水泡。很长时间，姐姐走路都是一瘸一拐。尽管我能想象她当时身体所承受的剧痛，但我无法真正体会她心灵上的创伤有多深。
半年之后，母亲终于被释放回家，但随之而来的消息是我们即将被扫地出门，在限期内搬离市委大院。能够带走的东西少之又少，除了妈妈的风琴，就只剩下一些换洗衣物、日用物品、和做饭用具。更令人痛苦的是，我们不得不与家中那只小羊告别。
姐姐和阿婆一起把小羊送到了动物收购站，那个我们后来才知道是屠宰场的地方。姐姐依依不舍地目送小羊与其它动物一起被赶进了栅栏。突然，仿佛预感到了即将来临的厄运，小羊挣脱栅栏，猛地冲到姐姐身边，用它的小角轻轻地顶她，像是在无声的哀求姐姐不要离开它。那一刻，姐姐一定看到了小羊眼中的无助与恐惧，对它无法言说的悲哀感同身受。姐姐回来后，将这令人心碎的情景描述给我们时，我们彼此对视，却无言以对，唯有默默流泪。那一场时代的风暴不仅夺走了我们原本平静的生活，也无情摧毁了那些无辜的生命与童年的纯真。
那段岁月，以及母亲被送去干校的那些年，姐姐早早地背负起了家长的责任。她不仅要维持全家的生计，还要承担起保护弟妹的重担。我至今清楚的记得，每当地痞流氓上门滋事时，姐姐总是毫不犹豫地把哥哥拉到身后，自己站在最前面；有一次，我因为与同学发生冲突打了起来，晚上那个同学的母亲竟恶人先告状，跑到家里大吵大闹，姐姐据理力争，为我讨回公道；还有一次，为了保护家里的小猫免遭虐杀，她不顾危险，奋力追赶那些丧失人性的恶徒。
姐姐面对这些威胁与不公时，从未有过退缩的念头，因为她明白，作为长女的自己无路可退。然而，她内心所经历的恐惧、无助、痛苦与悲哀，深深地刻在她的心灵深处，成为永久的伤痕。
太平门街道的日子
妈妈租了两辆板车，载着我们全部的家当，搬离了曾经的家——市委大院。我们四个人连推带拉，花了大半天的时间，终于来到了位于太平门的新家。可到了那里，我们惊讶地发现，这竟然是一个尚未完工的毛坯房。工人们还在地表和着黄泥，他们睡的床板旁的墙上布满了打死的跳蚤留下的血印。房子仅有一间屋子，一把简陋的梯子通向半间阁楼，没有水也没有电。用水要么去街口打井水，要么去三十米开外的公用自来水管处担水。晚上的照明全靠煤油灯。
于是，家里多了一个大水缸，一副扁担水桶，两盏煤油灯。我们在这个简陋的家里开始了新的生活。妈妈安顿好我们之后，就去了很远的干校接受再教育。每个月她只能回来一次，帮我们缝补浆洗，整理家务。她常常忙得一夜不睡，第二天便又匆匆离去，继续到干校接受改造。
太平门当时位于南京市的郊区，那里居住的大多是贫民，还有像我们这样的九等公民，环境鱼龙混杂。文革期间，社会动荡，滋生了不少无业游民、街头混混和地痞流氓，偷鸡摸狗、打架闹事的情况屡见不鲜。然而，在这片充满不安和危险的环境中，我们也幸运地结交了几位患难与共的好朋友。我们逐渐适应了这种艰辛的生活，并在其中找到了些许乐趣。
（一）紫金山
太平门郊区，东邻紫金山，西接玄武湖。穿过几条蜿蜒的小道，便能走到紫金山西麓的脚下。山脚下的白马大队负责供应太平门周边的素菜，几乎每天都有菜农挑着新鲜蔬菜在街头市场叫卖。哥哥常与朋友们去那里的小溪钓龙虾，我们三兄妹也曾在那里摸过不少田螺。然而，山里最让人垂涎的美味，当属雨后采摘的蘑菇。松树下淡褐色的松菇是罕见的佳品，但我们大多采到的是浅灰色的平菇和白色的圆蘑菇。对于那些鲜红色的蘑菇，我们总是小心避让，据说它们剧毒无比。
蘑菇带回家后，简单清洗，加少许盐清炒，便已鲜美至极。我们每次还会加几颗蒜，蒜若变黑，便说明蘑菇有毒，无法食用。除了蘑菇，山中还有另一道天然美味——地皮菜，这种像木耳般生长在地上的植物，颜色与土地相近，往往是哥哥眼尖地率先发现。
紫金山中可游玩的地方众多，我们常常攀登至山顶的天文台，仰望当时尚未对外开放的神秘穹顶，然后顺着蜿蜒的山道下行，耳畔松涛阵阵，仿佛为周围增添了几分神秘的气氛。紫霞湖与琵琶湖更是人迹罕至的秘境，平静的湖面如镜，无波无澜。四方城、明孝陵、石象路则肃静而威严。紫金山东麓的中山陵、水榭、音乐台和灵谷寺同样游人稀少，也是我们经常造访的地方。哥哥曾告诉我，音乐台后面的弯曲石壁是专门设计用来将声音更好地反射给观众，营造出最佳的音响效果。多年后，哥哥带着他的小提琴再次来到音乐台，亲自体验了那独特的回音效果。琴声在石壁间回荡，音符仿佛被空气托起，轻轻地回送到耳边，带来一种格外动人的聆听体验。灵谷塔前有一座无梁殿，整座建筑皆以石材铸成，无一根木材支撑，即使在酷暑中走进，也能感受到扑面的清凉气息。殿中喊一声，回声萦绕，久久不散。登上灵谷塔，我们可以远眺紫金山中的中山陵，感慨这里真是一处绝佳的长眠之地，庄严雄伟而令人心生敬畏。
紫金山让我们得以亲近自然，远离尘世喧嚣，在山林的静谧与清新中，身心得到了宁静的抚慰, 所有的烦恼都被自然的气息慢慢融化。
N年后的野餐 －摄于音乐台
（二）玄武湖
相比紫金山的静谧，玄武湖则是一个热闹的场所。公园广阔，我们很少能一次走遍所有洲。当时我们最富有的就是时间，几乎每天都沿着玄武湖东端的十里长堤入园。夏日骄阳似火，知了在树上声声长鸣，长堤两旁的柳树成排，垂下轻柔的枝条。我们拿着长竹竿，顶端沾上面疙瘩，伸向柳树高处去粘知了，放进小竹篓里玩耍。有时，我们还会折下柳枝，编成八路军式的柳叶帽，戴在头上遮阳。走过长堤，便是玄武湖外湖的万人”游泳池”，一个用水泥墙围起的巨大湖区。虽然名为万人池，实际往往只有我们和一两位其他游人。姐姐和哥哥会跳入水中，或蛙泳或狗刨消暑，而我则抱着游泳圈在水中嬉戏。
游泳过后，我们常去最近的翠洲，它是五洲中游客最少的一个，因绿树成荫而得名。翠洲清幽秀丽，石凳石椅散落林间，安静祥和。偶尔湖中的鱼跃出水面，打破平静的水纹。这份宁静与自然的美景，使翠洲成了哥哥最钟爱的去处。
我们常走的另一个入口是玄武湖东南端的太平门。那里没有正式的售票处，通常只有一个人坐在路中间的椅子上收门票。因此，我们常常从墙角偷偷溜进太平门，沿着明城墙一直走到解放门，再从那里进入菱洲玩耍。我记得在解放门附近的城墙上，有一个像脚印似的巨大凹陷，传说那是朱元璋夫人马皇后踩下的足印。解放门前的花坛里，种着大片的炮仗红花。每一朵花都像两层叠加的小喇叭，我们总是小心翼翼地揪出中间的花芯，放在嘴里轻轻吸允，清甜的花蜜立刻在口中化开。
一次，我们从菱洲一路玩到樱洲，又从环洲玩到梁洲，乐此不疲。等到沿着城墙往太平门返回时，天已经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万籁俱静，只有四周蟋蟀的吱吱声在夜色中回荡。为了壮胆，我们手挽手排成一排，高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一路大踏步地回了家。
许多年后，当我去熟食店剁了半只盐水鸭，看见大叔用玄武湖的荷叶包裹时，瞬间唤起了记忆中那一片在湖面上迎风摇曳的荷叶和扑鼻而来的清香。
（三）幻灯片、露天电影
哥哥天资聪颖，动手能力极强，最爱读的书是《十万个为什么》。他不知从哪里学会了自制幻灯机的方法，用一个普通的鞋盒，前后挖两个洞，前端装上放大镜，后端用手电筒照射，中间再加一个可以切换幻灯片的小方框，盖上鞋盒，简易的幻灯机就完成了，效果出奇地好。哥哥将小人书里的故事自己画成幻灯片，然后打在墙上给我们讲故事。我们可能是第一批坐在家里欣赏“大银幕”的幸运儿。哥哥制作的幻灯片有好几盒子，曾陪伴我们度过无数欢乐的时光，但后来这些幻灯片却不知所踪，成为了我们记忆中美好的遗憾。
搬到太平门后，我们再也没去过电影院看电影。所有的电影都是露天观看的。玄武湖偶尔放映露天电影，但我们去得最多的是岗子村电影机械厂的露天电影。印象中的岗子村似乎非常遥远，大人小孩自带小板凳，走很长的路去看电影。我每次去时都兴奋无比，但往往回来的时候已经困得打哈欠连篇，连路都快走不动了。
印象最深、也是我们最喜爱的电影，是《英雄儿女》。我们几乎熟记了每一首歌、每一句台词，还模仿着片中的朝鲜族长鼓舞。现在回想，《英雄儿女》之所以让我们格外钟爱，不仅因为它有歌有舞，充满了艺术的感染力，更因为片中展现的那份亲情—— 父亲对儿女的关爱，兄妹间的手足情谊。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这种温暖的情感格外打动人心。
（四）老纪的扣肉
小学二年级开始，哥哥上了中学，于是我便成一个人上学。我一般在离学校不远的成贤街食堂吃午饭。食堂里有一角七分一碗的素菜面，也有二角钱一碗的榨菜肉丝面。拉板车的工人通常吃素菜面，因为量大便宜，我也常以素菜面为主，偶尔享受一碗鲜美的榨菜肉丝面。吃完面后，我会在人民公园散步，或者在无人的石凳上打个盹，等着下午继续上学。
哥哥和姐姐的中饭则在他们中学的食堂吃。他们会在各自的铝制饭盒里装半盒米，早上带去学校后，饭盒装满水，放进食堂那口大铁锅里，和几十个饭盒一起用柴火蒸。等到中午，买一份炒素菜，就着热腾腾的蒸饭，简简单单却也温暖满足。
食堂的厨师叫老纪，右腿有点瘸，据说因此从部队退役到三十四中当了厨师。他做的最拿手的菜是干菜扣肉，不过通常只供应给学校的教师。偶尔我们晚上馋了，想打个牙祭，就会跑到已经关门的学校，在老纪住的楼下喊：“老纪，还有剩的扣肉啦？” 过一会儿，老纪慈祥的脸就会出现在我们眼前，带着我们到食堂，给我们一份还温着的扣肉。剩到晚上的扣肉要便宜许多，两角钱就能买到一份这样的美味。
那时的肉凭票供应，每家每个月一斤猪肉。去肉市场买肉时，我们总是对卖肉的师傅诚惶诚恐，生怕因为自己态度不够恭敬，而在刀口下吃了亏，因为肉切得好与坏，全凭师傅的心情。师傅的一刀，可能决定你买回的那块肉是肥是瘦、是筋还是骨。那个年代，能在肉市场卖肉是个让人十分羡慕的职业。如今肉食不再稀缺，但我心中最好吃的扣肉，依然是童年时老纪做的干菜扣肉，那份味道始终无法被替代。
姐姐哥哥中学时的合影
（五）妈妈的干校朋友
母亲在干校的那些年里，结识了许多朋友。随着再教育的结束，这些在艰难时光中结下的友谊变得更加牢固，母亲和他们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常常相互探访。其中一位黄老师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南京中医学院的老师，精通针灸、拔火罐和推拿，平日里时常为母亲施针推拿，言行间总是和蔼可亲。隐约间，我们感受到他对母亲似乎怀有超越普通朋友的情感，而母亲也似乎有意与他进一步发展更深的关系。除了频繁探望母亲外，黄老师还悉心指导姐姐一些中医技艺，希望她日后能够更好地照顾母亲。
黄老师不仅精通医术，还擅长油画。他开始教哥哥和姐姐素描的基础：从一个茶杯、几颗散落在桌布上的水果入手，讲解光线从不同角度照射时所形成的阴影变化，并分析了如何运用不同硬度的铅笔线条来表现阴影的深浅，以此凸显物体的立体感和质感。他的启蒙教导为哥哥和姐姐打开了绘画艺术的殿堂之门，油画和中国画也在日后成为他们的共同爱好。
十分遗憾的是，黄老师最终未能成为我们的家人。后来，他坦诚告诉母亲，自己早年在农村有一位妻子，因为多年在外，夫妻关系早已名存实亡。如果母亲愿意，他可以与原配妻子离婚。然而，母亲不愿拆散他人的家庭，也不愿看到另一个母亲因自己的缘故承受离婚的痛苦。因此，母亲放弃了与黄老师走向婚姻的机会，这段感情也只能无奈地缘尽于此。
母亲是哥哥和姐姐音乐启蒙的第一任老师，但他们正式开始学习音乐，却师从于母亲在干校结识的另一位朋友——聂老师。我们搬离太平门后，聂老师恰好成了我们的邻居，于是他利用业余时间教姐姐学习手风琴，教哥哥演奏小提琴。聂老师的悉心指导开阔了他们对音乐艺术的眼界，让他们的生活增添了无数乐趣与美好。贝多芬曾说：“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谁能渗透音乐的意义，便能超脱寻常人无以自拔的苦难。” 这或许正是哥哥日后对古典音乐如此痴迷的原因所在。音乐不仅成为他在孤独生活中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升华。在音乐的世界里，他找到了超越现实困苦的力量与自由，寻得内心的平静与解脱。
邓府巷的日子
母亲从干校回来不久，因工作调动，我们搬到了邓府巷，这里距离市中心的新街口不远。那是一座三层高的简陋居民楼，我们住在二楼的一间小房间里，与我们同层的另一户人家共用中间的一个小厨房隔间，里面只能放下自家的煤炉，做饭时常显得局促不堪。日常的用水需下楼到十步开外的水房购买自来水。整栋楼的建筑质量极为粗糙，上层拖地时，水会渗漏到下层，更不用提几乎没有的隔音效果了。为了让生活空间稍显私密，妈妈用一块塑料布将房间隔成了两间，这样我们一家四口便挤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共同生活。虽然简陋，但比起太平门的毛坯房，这里的条件好了很多。市区的居住环境拥挤，新老居民毗邻而居。虽然偶尔还有人站在我们窗下叫骂着 “臭老九”，但周围的几户邻居关系还算亲近，在这喧嚣中也有些温情的存在。
（一）四倌儿
我们居住的居民楼外，有一栋老屋，里面住着一位驼背的老太太和她的儿子四倌儿。周围的邻居悄悄告诉我们，和四倌儿说话要小心，因为他是疯子。我好奇地远远观察了他一阵，发现他二十来岁的模样，瘦弱的身材，穿着带有油渍污垢的灰色棉衣，下巴上留着一小撮山羊胡。安安静静的让人不禁怀疑他是不是疯子。于是有一天，我鼓起勇气跑到他们家玩。老太太非常和蔼，把我让进那充满陈旧气味的屋子。四倌儿静静地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看见我后，开始和我聊天。具体聊了些什么我早已记不清了，但我清楚地记得他房间墙上贴着的几张照片，那是他疯之前的模样，照片中的他和几位朋友站在一起，身着中山装，面容干净，没有山羊胡，年轻英俊，神采飞扬。过了一会儿，四倌儿开始唱起了王洛宾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每次唱到 “我在山上打猎骑着马……我从山坡滚下，哎呀呀……” 时，他便又从头再唱。
我不知道他为何而疯，只是听说他曾经在原单位被批判，女朋友也因此和他分了手。想来，他曾经定是个充满浪漫梦想、意气风发的文弱“书生”。如今的他却要依靠年迈的母亲照料，可老母亲还能照顾他多久呢？时代带给这对母子的命运，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重和悲凉。
（二）熙家兄妹熙家兄妹是我们在邓府巷年纪相仿的玩伴。熙家的父母经常吵架，但我们从未听到过他们父亲的声音，每次只见他们母亲吵完架后，气呼呼地坐在门口，一边摘菜一边大声抱怨：“看吧，气得我手都发抖了！” 其实，她不过是个直爽、喜欢“咋呼”的人，平日里嘻嘻哈哈，脾气并不坏。有一次，熙家哥哥躲在昏暗的楼道里装鬼吓人，吓得他妈妈手里的水盆啪地掉在地上，她却只是故作生气地捶打他的肩膀，嘴上骂道：“作死呀，你！“
南京的夏天潮湿闷热的像个大火炉，晚上很难入眠。记得妈妈常常睡在我们中间，手里握着个大芭蕉扇，从左扇到右，一直扇到我们沉沉睡去。有时候，扇着扇着自己也睡着了，胳膊一倒便把我又惊醒。
很多人家干脆将竹床、竹躺椅搬到屋外，等到夜晚的凉风拂过，才回屋安睡。每当天色渐暗，我们孩子们便迫不及待地搬出竹床，点上蚊香，聚在居民楼间的空地上乘凉。这是我们讲故事、猜谜语的欢乐时刻，熙家的妈妈也时常加入，还总是笑着夸我聪明。我们仰望夜空，辨认出形如勺子的北斗七星和那遥远的牛郎织女星。我也是在那时第一次听到牛郎织女的故事。哥哥还给我们讲解月亮旁边那颗最亮的星星是金星，因为它离地球最近，而再远一些的是水星。记得在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的那个夜晚，我们静静躺在竹床上，等待着那颗移动的 “星星” 出现，它慢慢划过夜空，耳边传来收音机接收到的《东方红》电子音符，空旷而悠远。那一刻，时空的浩瀚和奇妙给我们带来了无比的震撼。
不久，年轻人开始流行烫头发，但学校的孩子们还很少有人赶这个潮流。熙家哥哥就自创“烫发技艺”，把铁梳子放在煤炉上烧热，然后给姐姐烫刘海，顺便也烫一烫自己的额前短发。熙家妹妹最喜欢和我们一起打扑克，看哥哥下象棋，或是鼓捣收音机。冬天的时候，她常常挂着鼻涕，有一天她看什么看得太入神，竟然不小心把鼻涕挂到了哥哥面前。可哥哥不但不嫌弃，反而哈哈大笑，继续跟她玩得不亦乐乎。我们家的老相册里，至今还保存着一张熙家妹妹梳着两个小发髻的照片。回想起他们当时纯真的悸动，或许熙家兄妹就是姐姐和哥哥朦胧的初恋吧。
两年后，熙家爸爸平反了，他们一家便搬离了邓府巷。自那以后，我们也渐渐失去了联系。
（三）七吋电视机哥哥酷爱物理，平时总喜欢鼓捣家里的收音机。他懂得如何调试频率，收到不同频道的电台，还曾经跳过干扰，躲在被子里收听当时的敌台“美国之音”。
从七十年代初开始，电视机的概念逐渐传入我们耳中。哥哥决定自己组装一台这种可以显示图像的“收音机”，并得到了妈妈的大力支持。他采购了大量的线路板、电阻、和各种大小不一的电容管，按照手册的指引，仔细地用烙铁将这些零件焊接成复杂的电路网络。为了这项工程，哥哥的手指不知被烙铁烫了多少次，历经多番挫折，终于来到了最关键的一步——连接显像管。
几分钟后，屏幕上渐渐浮现出黑白的画面！那一刻，我们无比的兴奋与喜悦，激动得欢呼雀跃，争相祝贺哥哥的成功。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哥哥每天都会把电视机搬到楼下的过道，邻居们饭后纷纷围拢过来，一边津津有味地看电视节目，一边对哥哥的技艺赞不绝口。大家都夸他年少有为，聪明过人。在那段时间里，电视机成了整栋楼的焦点，而哥哥也俨然成了邻里心目中的“天才少年”。
我在另一篇怀念哥哥的短文里已经描述了后来在他身上发生的悲剧，这里便不再赘述。
絮絮叨叨写到这里，我想也该搁笔了。那个时代的回忆，总会不经意间勾起心底的痛苦与悲伤。而痛往往伴随着恨。我清楚地记得在 “举国哀悼” 文革的始作俑者去世时，妈妈的一个干校朋友突然来到我们家，带着莫名的兴奋，要邀请妈妈出去吃小笼包。那天，她讲起一件并不好笑的往事，接着便“无缘无故”地大笑起来，甚至笑得倒在我们的床上。我们心知肚明，她为什么会如此“失控”地大笑。那发自内心的畅怀大笑是多年压抑的痛苦和恨意的释放。这种痛与恨并不仅仅是个人的情感，那场浩劫带来的创痛远远超出了我和我的家人——妈妈的干校朋友，妻离子散的大舅，被诬陷偷窃而失学的大姨，疯邻居四倌儿和他的老母亲，亦或是我上学路上常常遇见的那位举着竹扫把、笑着大喊 “我是破鞋” 的女筑路工…无数生命被无情地碾碎，而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心灵深处却都留下了永远的伤痕。这不是单单某个家庭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集体伤痛。
写下这些，不是沉湎于痛苦，也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缅怀那些逝去的生命，为了更深刻地理解那些幸存者。他们不应该被遗忘，他们的每一个故事都在告诉后人，不要让同样的黑暗再次笼罩，请守护人性和良知。
即便如此，我依然刻意绕过了一些痛苦的回忆，因为我更想把笔墨留给在劫难中弥足珍贵的亲情温情，善良和爱。它们如同穿透黑暗的光，给予了我们无尽的温暖与力量。它们，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珍宝。我希望将这份亲情与爱传递给我的子女和亲人，这也将是我对家人最深情的纪念。
你的家庭在那疯狂恐怖年代的遭遇是千千万万国人遭遇的缩影，永远不要忘记历史的惨痛教训！还要警惕文革卷土重来。
梅尘兄妹仨小时候照片 showing how cute you three were :) 写到的艰苦童年，还有与那只可爱可怜的小羊最后告别，令人泪目。。。
同意“花似鹿葱”网友的建议，你的家庭传奇人生故事值得细细回忆书写，没准能发表呢；）
你的写哥哥的文章我也看过了。真是太可惜了，你哥哥既聪明又能干又英俊又有爱心。要是你当初有帮助他改变人生的机会就好了。我现在一把年纪还打算继续学点新东西做点新东西。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太短暂了，年轻的时候追求的很多东西，年纪大了发现没那么重要，最重要的还是爱你和你爱的家人。如果有天堂，我希望能在天堂里面和所有爱的亲人朋友再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