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权力与未来

摘要

一个国家的命运走向，绝不仅仅由其资源禀赋或地理位置决定，更深受其决策层集体心理的深刻塑造。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版图，正由一代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创伤与意识形态僵化中成长的领导层所雕刻。本文旨在论证，这种深刻的“时代认知烙印”，结合绝对权力本身具有的致幻性与致盲性，导致了一系列系统性的政策失误——从民营经济的活力窒息到雄安新区这类“大白象”工程的尴尬。为了应对21世纪的风险，中国必须直面“建构主义的谬误”，拆除那些阻碍现代化进程的傲慢机制。

一、认知的烙印：用过去的创伤治理未来

要理解中国当前领导层的“操作系统”，我们必须分析**“代际认知印记”**（Generational Cognitive Imprinting）这一概念。当前的最高领导层，其世界观成型的关键时期（青春期与成年早期）正值文革动荡岁月。

1. 生存主义心态与对控制的迷恋

从心理学角度看，成长于一个充斥着混乱、背叛和制度崩溃的环境中，会让人终其一生都渴望**“秩序”**。对于这一代人而言，“维稳”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目标，更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

• 认知偏差： 他们倾向于将自由市场的混沌能量和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不视为生命力的表现，而是视为他们青年时代所目睹的无政府主义的前兆。
• 后果： 这导致了**“强迫症式的治理风格”**。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网络游戏到课外辅导，再到房地产价格——都必须被管理、被规范，必须置于国家的直接掌控之下。其潜意识的逻辑是：一旦权力的手掌放松，混乱就会卷土重来。

2. 二元对立的世界观：非友即敌

文革的特征是无休止的“批斗”以及“人民”与“阶级敌人”之间的二元对立。

• 现代投射： 这种思维模式在当前的“战狼外交”以及内部对不同意见经济学家或企业家的打压中死灰复燃。经济政策不再被视为一种非零和的合作博弈，而被视为战场。私营企业家（如马云）仅在被认为有用时才被容忍；一旦他们表现出独立性，就会立即被重新归类为需要被中和的威胁。

二、权力即神经毒素：“回声室”的心理学机制

正如你所言，“权力如毒品”。神经心理学研究支持这一点。关于“权力悖论”（Dacher Keltner）的研究表明，长期掌握绝对权力会损害大脑的镜像神经元功能——即扼杀同理心并增加冲动性。

1. 反馈回路的死亡

在健康的管理体系中，坏消息能够向上传递。而在集权的独裁体制下，现实是被过滤的。

• 失效机制： 随着权力向“核心”集中，下属为了生存开始进行**“偏好伪装”**（Preference Falsification）。他们汇报的不是真相，而是领袖想听的话。
• AI 的隐喻： 正如一个用审查过的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会产生“幻觉”，一个依靠阿谀奉承的报告运作的领导结构，也会产生**“政策幻觉”**。领导层可能真诚地相信经济强劲、世界尊重其“智慧”、政策深得人心，因为国家机器已经被重新设计，专门用于掩盖相反的证据。

2. 能力的幻觉（国家层面的达克效应）

当领导者废除任期限制并清洗竞争对手时，他们也消除了让自己脚踏实地的外部制衡。他们开始相信自己的宣传。这导致了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Fatal Conceit）：即傲慢地相信，一个单一的大脑可以比有机的市场更完美地规划 14 亿人复杂的互动。

三、傲慢的代价：十年扭曲决策的案例分析

“文革思维”（对全面控制的渴望）与“独裁傲慢”（全知全能的错觉）的结合，导致了肉眼可见的经济灾难。

1. “千年大计”：雄安新区与理性建构主义谬误

雄安新区或许是当前领导层经济文盲的最典型纪念碑。

• 谬误所在： 历史证明，成功的城市（如伦敦、纽约、深圳）是围绕市场、贸易路线和人类选择有机生长出来的。
• 傲慢之处： 雄安试图通过法令“逆向工程”一个大都市。它建立在一个没有自然经济优势的地点，纯粹由“帝王意志”驱动，试图创造一个能与邓小平的深圳相媲美的政治遗产。
• 结果： 尽管投入了数千亿人民币，它依然是一个靠强迁央企填充的“鬼城”。这是**“沉没成本谬误”**的教科书式案例——因为领袖的自尊无法承认错误，所以只能不断追加投资，用更多的钱去填补无底洞。

2. 对私营部门的围剿（打击经济学）

摧毁教培行业、叫停蚂蚁金服上市、对平台经济的重拳出击，这些决策并非基于经济逻辑，而是源于政治上的不安全感。

• 逻辑： 领导层担心私人资本正在成为另一个权力中心。
• 代价： 这粉碎了商业信心。投资是关于未来的预期。当一份“红头文件”可以在一夜之间抹去一个行业时，理性的投资者就会停止投资。当前的经济萎靡和青年高失业率，正是这种“权力中毒”后的直接戒断反应。

3. 一带一路（BRI）：面子高于里子

虽然“一带一路”具有战略逻辑，但其执行过程充满了独裁者常见的“大撒币”心态，即用国库资金购买国际声望。

• 失败： 巨额资金被借给了腐败、不稳定的政权（如委内瑞拉、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用于那些没有经济可行性的项目。
• 反噬： 这些变成了“坏账”。中国非但没有扩大影响力，反而陷入了债务重组的泥潭，在国外引发怨恨，在国内房地产市场崩溃急需资金救市时，却消耗了宝贵的外汇储备。

四、前方的风险：“灰犀牛”正在冲锋

由于存在“时间偏差”（用 1970 年代的逻辑解决 2020 年代的问题），中国面临着当前领导层似乎无力应对的生存风险。

1. 人口悬崖

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史无前例。“独生子女政策”（另一个灾难性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工程）导致劳动力规模无法支撑庞大的老年人口。领导层的回应——简单地号召女性生三个孩子——完全未能理解现代经济压力，暴露了决策者与公民生活现实的严重脱节。

2. 中等收入陷阱

要从“中等收入”跨越到“高收入”，经济体必须从模仿（复制技术）转向创新（创造技术）。

• 冲突： 创新需要自由。它需要犯错的权利，需要挑战权威的权利，需要信息的自由流动。一个将“安全”置于“自由”之上的监控国家，必然会扼杀逃离中等收入陷阱所需的创造力。

3. “垃圾进，垃圾出”的政策循环

如果 AI 是由有缺陷的数据训练出来的，那么政府也是如此。如果领导层继续依赖“消过毒的报告”，他们将误判重大的危机——可能是金融崩溃，也可能是地缘政治冲突——从而导致系统性的崩溃。

五、解决方案：如何稀释“时间偏差”

对于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和全社会而言，化解这些风险需要共同努力打破这层认知封印。

1. 知识的去毒化：重回实证主义

学者必须回归实证主义（从事实中寻求真理），而不是教条主义。

• 行动： 学术分析必须严谨地将“政治正确”与“经济现实”区分开来。即使公开发表困难重重，但在内部保存真实的数据对于国家未来的重建至关重要。

2. 去中心化：应对复杂性的唯一解药

对于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经济体，“一人独裁”模式在功能上已经过时。

• 方案： 决策权必须回归地方和市场。让上海成为上海，让深圳成为深圳。地方实验（摸着石头过河）曾拯救了80年代的中国，也是为2020年代寻找出路的唯一途径。

3. 制度化“魔鬼代言人”

为了对抗“权力如毒品”的效应，必须引入强制领导层听取反对意见的机制。

• 历史教训： 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朝代（如初唐）都有强大的“谏议”制度。现代的等价物是——法治，保护那些传递坏消息的技术官僚。这是防止国家巨轮撞上冰山的最后一道防线。

结语：虚荣与生机之间的抉择

中国过去十年的历史是一个警示故事，展示了当创伤一代的认知偏差遇上独裁体制的不受控权力时会发生什么。

对自上而下控制的痴迷制造了一个悖论：领导层越是用力挤压以求维稳，社会就变得越脆弱。“千年大计”正在变成浪费的纪念碑，“战狼”式的虚张声势导致了孤立。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一次心理上的突破。这需要承认，那些用来在文革中生存下来的手段，正是扼杀当今中国现代化的元凶。解决方案不在于一个“伟大的领袖”，而在于一个**“伟大的制度”**——一个尊重市场复杂性、包容多元声音的制度。真正的国家力量，在于释放其人民的潜力，而不是在于其宫廷内那令人恐惧的死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