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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圆的轨迹 (五)(六)

(2024-05-22 17:01:50) 下一个
(五)听讲英报知大势  酒楼校友留大陆
三月下旬一个星期六下午,英文老师来我班检查学生做练习的情况,我班几十个同学完成了作业,他很高兴,我看见他又夹着英文报纸,大家希望讲总新消息让我们听听!
他说:“这些消息,中文报纸是不登的,我讲了你们如果传播出去,我的饭碗就砸了,又半开玩笑地说:“你们可得管我饭吃!”
“请你讲给我们听,我们保证不乱传!”大家说。
他讲了《四平街三进三出》,并在黑板上用粉笔绘制了地图。
他不但水平高,而且胆子不小,我们的班主任——体育女老师,杜馥也进来听了!
我听完之后,好像自己年长了六七岁,比兴隆哥大了。张姐在国棉十一厂细纱车间干活,只有星期天在家中能见到!其他都是早晨出(我还没有起床),晚上回,那时我已经睡觉了。
一个星期天,我对张姐说:“我知道将来的事情,比你和赵哥都大好几岁!”
“什么事都可以吹牛!年龄可不能吹牛!”张姐说。
“我猜到将来……”我刚一张嘴。
“小三,我带你去城隍庙有事!”爸爸在喊我。(他心里把表哥看成老大)
爸爸手里拎着一捆书,我跟他到了电车站,乘十六路电车到了江西南路,又走到城隍庙,进了一品仙酒楼楼上。
楼上的里外间共放了八桌酒席,有六、七十个座位,会长是我小学毕业时见过一面的束云章总经理,他站起来对大家说:“还有几位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宴席是我感谢大家近三年来与我同心协力的工作表示谢意,除中国纺织公司的人之外,还有十几位别的单位的,但都是曾在东京工业大学的学友,我知道大家都接到政府的通知,要大家去台湾,许多人拖儿带女都不愿意去,而我身为总经理,在其位,不能不去,愿意去的到里屋就餐,不能去的就在外屋就餐……”他说完就进了里屋。
爸爸数了十三个灰皮的纪念册,叫我送到里屋去,我进了里屋,束总经理摸了摸我的头说:“个子还没有长高,上几年级啦!”
我说:“上初中二年级了!”三名迟到者也上楼来了,就是从杭州来的浙江大学校长苏步青,还有另外两个教授,因为外屋六桌都坐满了,所以就坐到里屋来。
束总经理说:“坐下来,坐下来,不会拉你上海轮!”
我出了里屋到爸爸的身边坐下,一盘热腾腾的菜由服务员端了上来,他说:“这个菜叫做《蚂蚁上树》淮山药是树,黑芝麻是蚂蚁,非常形象!”
一位与束总年纪相仿的长者说:“现在是树倒猢狲散,猴子都跑掉了,蚂蚁上树能起什么作用呢?”
大家都附和他的说法,心有灵犀一点通,外间没有人去登记去台湾的船票!
吃完了饭已经下午两点,每人领了一本纪念册就离开“一品仙”酒楼。
(六)按装浴室仅半天  一别不知何日见  
又过了四、五个月,一天深夜,赵哥跌跌撞撞的到了我家,原来,江阴要塞的司令逃往香港,下面的两派内哄,赵哥属于少数派,少数派失败,他逃出来,乘了装螃蟹的鱼船到了西郊漕河泾,步行了十个小时,才到家中。
第二天,传来了解放军打过长江,江阴要塞近两千官兵投诚的消息。
爸爸到中纺总公司开会去了,赵哥、张姐问妈妈:“我们俩怎么办呢?”妈妈也是一筹莫展!
赵哥对张珍说:“要塞官兵起事前夕,司令官逃跑了,他上直升飞机时,我在他跟前,许多人都误会我,说我把起事消息告知了司令,我只好夜里乘渔船逃到白茆镇,再换卖螃蟹的船到上海西郊,步行走到家来!”
我说:“上海很大,七、八百万人口,你一个小兵,谁能找到你,张姐在我家,赵哥在乡下躲一阵!”
“胡说八道,乡下在壮丁,他俩才结婚,再分开,如果见不上了,怎么办!”我姐说。
忽然我发现在小茶几的下面有一个信封,原来是一封信与两张船票!
信上写着:“姚先生,你是东京工大同学会副会长,又是中纺公司的专职委员,你在上海不好,还是去台湾吧,附上船票二张,别耽误了日期”。夜里,爸爸来了一个电话,他说:“总公司的地下党员委托我负责文件档案保管,所以我决定留在上海!而且这几天住在总公司!”
第二天早上,妈妈把船票给了张姐,一看最后上船日期是五月十日,也就是后天。赵哥对妈妈说:“我把浴室按装好,请给表哥打个电话,借一个钻机……”姐姐马上把电话打了,中午,它就被送来了!赵哥忙了七.八个小时,到夜里就完成了!
五月十日中午,表哥开了一辆中型吉普,接张、赵去公平路码头,我与姐姐去送他们!
在码头上,我们四人低声合唱了雍兴小学校歌:“太白山麓,渭水之浜,巍巍雍小,三厂之光,智、体、群、美、五育并进……”
赵哥把李老师的诗词汇编(手抄本)送给了姐姐,张珍把我抱着说:“这一分别,不知哪一天才能重逢!”
海轮开走了,表哥把车也开走了,我与姐姐坐电车到小沙渡,步行回家的路上,姐姐说:“看你与张珍的热乎劲,你是不是爱上她啦!”
“你说什么呢?我才是初中生,谈恋爱还早呢!你有男朋友之后五年十年再说?”我说。按下这头不表,且看海轮如何?
海轮开了三十多个小时,达到了台湾的基隆港,已经是凌晨五点多了,赵哥用五块银元换了一些台币。
忽然一连开来5辆大卡车,车的玻璃上贴着宜1、宜2、宜3、宜4、宜5,这是宜兰驻军运粮队的卡车。
日本投降后,政府任命魏道明为第一任台湾省主席,进驻军队十几万,最小的县也有三四千人,像台北市就驻扎了两万人,总之,每天就需要20—30万斤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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