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自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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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征粮工作队向谁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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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粮是中共建政初期的第一件大事，因为共产党几百万军队、几百万工作队需要吃饭，全国大中小城镇的粮价需要平抑，市场需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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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粮工作的成败是中共初生政权能否巩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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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谈及当时向谁征粮这个问题上，几乎所有报纸、小说、报告文学、影视作品以及个人回忆录等都众口 一词地说，是向地主征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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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地主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相勾结，抗粮不交，因此共产党不得不组织武装征粮工作队，进行征粮剿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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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事实吗？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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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建政初期的征粮过程中，交粮最迅速的正是地主。他们不用工作队去"征粮"，更用不着"武装征粮"，开个会，发个通知，他们就把粮谷乖乖地交给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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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每个地主都知道自己脖子上正架着一把刀，唯恐行动迟缓，刀落下来，吃罪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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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需要组织工作队去征收，去反复催逼，甚至动用武力的，正是广大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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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的家乡在川南小镇护国镇,那时属叙永县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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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底，解放军十万人马从云南、贵州入川，家乡遂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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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县里派人对小镇进行了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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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任区长叫李寒影，他利用国民党的乡保长和留下的文书档案，很快摸清了乡民的财产状况，确定了第一期征粮对象是地主（那时叫绅良），第二期 为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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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后大约半个月就召集绅良们和乡保长开会，向他们发出了征粮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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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上，绅良们听到了两个新名词：一个叫地主，一个叫剥削；他们自己就是地主，地主都是不劳是获的剥削者，而剥削是有罪的，只有停止剥削，交出自己剥削所得，才能减轻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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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下达了交粮任务，大约给地主家每人留下500斤左右稻谷后，把当年所收地租全部上交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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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个五口之家，年收地租30石稻谷（约一万斤）的小地主，留下2500斤口粮，其余7500斤全部上交，即粮税为75%；而收租100石以上的大地主们，则交得更多,甚至高达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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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未有的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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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地主都吓得面如死灰，而又不敢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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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地主迂腐愚昧，他们不知道国民党气数已尽，秋收后还按惯例向国民政府交清了公粮，此时又要向共产党交粮，他们胆战心惊地问："已经交给国民政府的粮谷上不上算？"李区长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上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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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难道国民党军队吃了的粮食，要从共产党的仓库里开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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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粮税之外，靠近永宁河边的地主还有几十万斤到一百万斤不等的柴税，要他们把树木砍伐后花成柴块运到河边，由政府派人捆成木筏运往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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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税柴税都必须在1950年春节之前交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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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已是12月中旬，离春节只有一个半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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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们哀声叹气，诚惶诚恐，但想到脖子上的那把刀，还是想方设法上交公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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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完成任务的地主是周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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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周汉宗受到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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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赶场天，征粮工作队长范继旺（此时李寒影已调离）给周汉宗披红戴花，鸣锣开道大张旗鼓进行表彰，还叫他站在高凳上发表讲演，号召大家勇跃交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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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吕自谦、刘锦祥、孔仲容、邓皇朝等许多地主也迅速完成了交粮任务，不过没有披红戴花，仅在区公所门前张榜表扬，说他们是"开明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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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人在不久后的镇反、土改中杀的杀、关的关、（上述几人中周汉宗判15年送新疆劳改，其余几个都被镇压），但他们确曾在征粮时哑巴吃黄连戴过一顶红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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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约是共产党有史以来对地主唯一的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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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征粮对象是农民，包括自耕农和比较富裕的佃农(那时还没有划分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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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们征多少粮谷？大约根据各家收入、负担等情况而定，但是绝非斗升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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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的一个远房堂伯陶炳兴，自耕水田30石，过去只交一石公粮（350斤），现在要他交3500斤，从"三十税一"加重为三分之一，翻了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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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 明当时的征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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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佃农只向地主交地租后，不再向政府交公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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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几千年来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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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佃农也要上公粮。因为共产党虽然说地主残酷剥削农民，但他们深知地主收租一般都是与佃户对半开的，例如一个每年向地主交租20石租的佃农，他实收稻谷应该是40石左右，交租后自己还剩下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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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种田地越多，交租后的所剩也越多,也越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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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丰富的粮源共产党岂肯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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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向佃农征粮势在必行，他们也逃不脱沉重的税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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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不管是自耕农还是佃农，都觉得征粮对他们是从未有过的负担与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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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征粮受到农民强烈的抵制，他们千方百计拖延、逃避，要求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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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第二期征粮难度极大，从3月到7月，延续了将近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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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加此时"反共救国军"猖獗，武装征粮就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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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土匪盘踞的山区，共产党势力暂时尚未到达，无法征粮；而在平坝浅丘地区，土匪不能立足，因此武装征粮工作队，其实就是向农民征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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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农民征粮阻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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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前，自耕农要向政府上交少量粮税，而佃农只向地主交租不向政府交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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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家幺伯父陶兴发，自耕30石田地，按古代30税1的规则，每年上交1石公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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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家佃户曾子林，雇有两个长工帮其耕种，自己做耕牛买卖生易，其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远在一般农民甚至一般地主之上（后来 划为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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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是佃农，从来不交粮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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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0年征粮时，这种情况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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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按照什么比例向他们征粮，但我知道幺伯父从过去的1石（350斤左右）公粮变成3500斤，增加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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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叫苦不已，每次工作队上门催粮时他都软拖硬抗不愿交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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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曾子林的办法就是躲藏，叫他不能做主的老婆出面与工作队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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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终于被征粮工作队截住的时候，他对工作队说：“你们凭什么要我交粮？通知单都没有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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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粮工作队长范继旺拔出手枪对着他脑袋说：“你要通知单，我一枪打死你狗v日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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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情其景，至今还十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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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农户，不管自耕农还是佃农，凡是富裕一些，后来划为中农以上成份的，都要承担一定的交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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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觉得征粮太重难以完成任务；有的农民就用掺砂子、糠壳、发水之类手段进行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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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粮阻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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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征粮工作队进行说服教育，宣传共产党、毛主席是大救星，农民应该积极交粮支持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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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时的农民还没有被训练成山呼万岁的工具，对这样说教反应冷淡，于是征粮工作组就强力催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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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那时的征粮工作队员都背着枪，腰杆上别着绳索，对说服教育无效，抗粮不交的，捆到区公所进行“教育”；对于在公粮中掺砂子、糠壳、发水的更不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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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刘家驹绝笔》中所说的“武装夺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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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说明，中共建国初期征粮的工作重点和主要对象，是农民而不是地主；武装征粮工作队，正是向农民征粮而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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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粮工作队向谁征？原来地主最积极 农民最反对 作者： 陶渭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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