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翰：敌后抗战国军作战次数是中共402倍

刘凤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有多篇文章论及。他的《抗战时期中共军事的扩张(一)》(国史馆馆刊，复刊第十期，1991年6月出版)和《抗战时期中共军事的扩张(二)》(国史馆馆刊，复刊第十一期，1991年12月出版)主旨在探讨中共在抗战期间军事的扩张，也就是中共军力的评估，此处所指的军力只涵盖正统军与地方杂军，不包括民兵和地方武工队。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军队除了在正面战场与侵华日军展开了22次大会战、若干次中小战役外，还在敌后采取游击战术打击日军。据统计，1938年，国军参加游击战的数量在60万左右。

到了1941年，国军游击队的人数是中共军队（连同游击队）总数的2.63倍，枪支是中共军队的4倍。

国民政府正式确定敌后游击战是在1937年太原保卫战前后。

1937年9月国民党河北守军在涿县战败，退守山西，部分军队奉命留在敌后开展游击战。

在当年国民党在武汉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更进一步建议，在战术上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

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之效。

白的建议为蒋介石采纳，并在此后的作战计划中明确提出。

事实上，参与国军游击战的除了奉命留在敌后的正规军，还有由国军军官、地方军人、国民党党务人员所领导的民间武装部队。

这些武装部队一直活跃在敌后，打击并牵制日军。

1940年前后，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到达鼎盛时期，建立了一批抗日根据地，华北有太行山、中条山、吕梁山、恒山根据地，华东华中有沂照山区根据地、浙西根据地、皖东皖北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鄂东根据地、大云山九宫山庐山根据地，华南有海南根据地。

全部兵力约100万左右。

▲驻扎在山西中条山的国民党敌后抗日部队

此后国军游击队虽曾遭遇挫折，但资料显示，抗战游击区除冀察、鲁苏战区到抗战后期不复存在外，山西游击区、豫鄂皖游击区、浙西游击区、海南游击区等，则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在八年抗战中，国军游击队除配合正面战场大型会战和战役外，还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游击作战的战例，如郑氏祠伏击战、突袭南澳岛、吕梁山围歼战、攻占黄梅、鄂东反扫荡、马当夜袭战等。

1938年5月，湖北省第二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程汝佳令游击第5大队、保安第8团的两个营，配合第172师的两个营，在郑氏祠左右的高山占领阵地，伏击日军。经过一天激战，国军游击部队最终歼敌400余人，活捉6人，缴获枪支弹药若干。

同年7月15日，国军第157师一部突袭粤东的南澳岛，一度得手，然而战至8月末，600余突击队员仅剩20余人生还，南澳县长洪之政殉职。此役歼灭日军200余名。

1939年2月，日军出动2万余兵力进攻吕梁山北部根据地，阎锡山令第61军于黑龙关围歼顽敌，第19军向中阳、离石公路之敌发起袭击。此役消灭日军2000余人。

5月初，日军以飞机10多架、军舰16艘、汽艇数十艘，配合陆军向湖北大通一带扫荡。

5月19日，第21军军长陈万仞指挥部队与敌激战10余天，将扫荡之敌逼下长江。此役，击沉汽艇20余艘，毙敌900多人。

7月11日，鄂东游击队集中主力围攻黄梅县城，击毙日军140多名，并夺取了县城。

1940年秋，国军第21军147师组织了6个突击队，夜袭马当要塞，毙敌150多人，焚毁了弹药库，并将要塞内的日军大炮掉过头来，对准江中的日军舰船开火，击沉、击伤敌舰船多艘。此次夜袭战，147师部队没有一人伤亡，此为抗战史上一大奇迹。

在大别山区阻击日军的国军官兵

在与侵华日军的战斗中，国军敌后游击部队曾取得了很大的战果。1938年初，趁日军主力东调参加徐州会战之机，山西国军向留守日军展开了猛烈攻势，将其打得狼狈不堪，日军各部弹药、粮食均告缺乏，只能以猫狗充饥。

1940年4月，日军发动枣宜会战，李品仙随即指挥大别山区的国军对日军发起攻势，参战部队给予日军的交通线以严重破坏，并趁虚袭击了安庆，同时还对武汉发起了佯攻，有力配合了国军在主战场的军事行动。

1941年9月，中日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鄂豫皖游击区的国军奉命袭击日军的侧后，以配合保卫长沙的战斗。

在这次攻势中，李品仙指挥部队对平汉铁路两侧和沿长江一线的日军据点进行了猛烈攻击，迫使日军不得不调动3个师团的兵力予以应对，从而大大减轻了长沙守军的正面压力。

正在与日军作战的国军官兵

除了在多次战役中有力地配合各战区主力部队作战外，国军敌后游击部队还曾击毙过多位日军高级将领，有力的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士气。

譬如，1941年2月5日，驻广东省中山县的国民革命军挺进第三纵队击毙了日本海军大将大角岑生；1942年12月8日，驻大别山区的国军第138师击落了日本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大将的座机，冢田攻一行人等悉数毙命；1945年3月17日，驻浙东的国军游击队打死了日本海军第四特遣队司令山县正乡中将。

▲冢田攻

而在敌后战场殉国的国军将官，亦达数百人，军阶较高的有：东北挺进军骑兵第6师中将师长刘桂五、东北游击队总司令中将唐聚五、第5战区第2路游击司令中将刘震东、苏鲁战区政治部主任中将周复、第34军暂编45师少将师长王风山、第98军中将军长武士敏、第51军114师中将师长方叔洪等。

可以说，国军游击队的存在，有效地起到了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支持长期抗战、牵制日军并困扰其后方、协助国民政府恢复沦陷区政权、使沦陷区民心得到维系的作用。这再一次戳穿了中共宣传的惟有中共抗战（游击战）的谎言。

刘凤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有多篇文章论及。他的《抗战时期中共军事的扩张(一)》(国史馆馆刊，复刊第十期，1991年6月出版)和《抗战时期中共军事的扩张(二)》(国史馆馆刊，复刊第十一期，1991年12月出版)主旨在探讨中共在抗战期间军事的扩张，也就是中共军力的评估，此处所指的军力只涵盖正统军与地方杂军，不包括民兵和地方武工队。

对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军力进行对比分析，对游击队问题、国共合作问题、中共抗战策略等进行评析。

他的《论抗战期间国军游击队与敌后战场》(《近代中国》第90期，1992年8月1日出版)一文通过对抗战初中共军事实况，抗战期间国军游击队来源、人数、武器、战斗序列与各战区演变及国军游击队作战统计等的论述，认为不但正面战场是国军作战敌后战场绝大部分也是国军作战，中共只是浑水摸鱼，大力发展自己。国军敌后游击队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日军的强力摧残。

▲晋西南的国民党军游击区

刘凤翰的《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之分析》(香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一文指出，抗战期间，国军的数量与共军相比一直占绝对优势，敌后战场国军留下的正规军建立的游击队，是共军游击队的2.6倍，枪支数为4倍，作战次数为402倍，共军游而不击，浑水摸鱼，到处掠夺民间武装力量，壮大自己。正面战场共军除参加太原会战及平型关击破日本一个运输队(百余人)外，其他皆国军所为。

刘凤翰的文章《抗战对中国的军事冲击(上)》(《近代中国》第130期，1999年4月25日出版)和《抗战对中国的军事冲击(下)》(《近代中国》第131期，1999年6月25日出版)介绍了由于抗战的需要，中国军队发展、分化的情况，包括国军、游击队、伪军、共军的消长状况。

张存武(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的文章《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队研究》(台湾中华军史学会主办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认为，菲律宾华侨于抗日期间组建六支游击队，除了一支为中共党系外，其余皆为国民党系。

陈存恭(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论毛泽东的抗而不战》(台湾中华军史学会主办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一文指出，毛泽东认为蒋中正的威胁大过于日本，抵制与国民党的合作，提出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策略，对日军抗而不战，可称之为毛式统战，虽然在党内军中都受到反对，然而这些反抗毛策略的党军要员及不可预测的因素，却帮助毛策略的成功。

许秀容(国史馆征校处征集科科长)的《中共统战策略与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民国二十六一二十八年)》(台湾中华军史学会主办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讨论民国二十六年展开对日作战，太原沦陷之后，临汾成为抗战前线，阎锡山成立了民族革命大学，不料却成为中共运用统一战线壮大实力的场所，直至二十八年底新军叛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