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内战中，中共从苏俄那里得到多少武器装备？

国共内战中，中共从苏俄那里得到多少武器装备？ ◎ 余杰 | Taiwan Justice | 台湾公义报

文/余杰

十万名科举进士奠定了中国古代各朝的基础，二十万吨苏援炮弹奠定了中共四九年政权的基础。 --徐澤荣（歷史學者）

为什么中共将历史学家当作间谍？

中共在战场上打败了国民党，也在宣传战中打败了国民党。 如果1940年代中期，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都有徐复观和殷海光的洞见，并且着书立说，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告诉广大民众，共产党未必能那么轻易地席卷天下。

共产党深知，垄断历史，就能掌控未来。 所以，任何探求历史真相的学者，都被共产党视为潜在的威胁和企图颠覆国家政权的罪犯。

历史学者徐泽荣，一九五一年出生于中共高干家庭，父亲是军级干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母亲是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在广东文教界颇有地位。 一九八四年，徐泽荣移居香港，曾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即现今的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工作，算是中共派驻香港的官二代。 后来，徐泽荣转入学术界，到英国留学，于1999年获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历史学者徐泽荣。 图片来源：资料照

然而，徐泽荣的历史研究不小心触碰了某些敏感领域，以至锒铛入狱，就连他显赫的家庭背景都救不了他。 二○○○年七月，徐泽荣突然在广州家中被捕。 一开始，当局仅指控他在深圳《非法经营》出版书刊业务（十多年之后，若干在香港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人士都在中国被捕，并被控以类似的罪名），并未提及后来成为主要罪状的《向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 当局搜索徐泽荣的住宅之后，发现他于1992年曾向韩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所所长洪晟泰提供中共50年代出版的内部资料《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和《韩战敌军资料汇集》，并获得报酬，认定此为唯一钢鞭材料」。 二○○一年十二月，徐泽荣被深圳市中级法院判处「非法向境外提供情报和非法经营书籍和报刊发行」罪名成立，获刑十三年。 二○一一年6月23日，经3次减刑后刑满出狱。 徐泽荣的母亲在儿子被捕入狱后因悲伤过度去世，这又是一起革命者被革命吞噬的案例。

据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对美国之音表示，徐泽荣实际上是因为报道中共文革时期支持马来亚共产党的陈年旧事而触怒当局。 金钟说：「更重要的，恐怕是他在《亚洲周刊》上写文章报导马来亚共产党曾经在湖南益阳某山头上设立秘密电台。 这件事情过去没有人知道，更没有人报导。」

这篇题为《马共秘密电台湖南曝光》的文章，发表在2000年6月最后一期的香港《亚洲周刊》。 这篇报道披露，中国政府一九六七年帮助马来亚共产党在湖南益阳赫山区岳家桥四方山设立「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 电台于1981年撤销。 徐泽荣抵达现场，看到了人去楼空的废弃场所，包括数处房屋、一处坑道和一座铁塔。 对于曾经以「输出革命」为荣的共产党来说，那段历史却成了不能提及、不能研究的禁忌。 徐泽荣为此付出了坐牢十一年的惨重代价。

让人讶异的是，徐泽荣刑满出狱、离开中国一年多之后，居然重获中山大学聘任，以客座教授及研究员身分在中山大学任教。 刑满释放人员再度当上教授，可谓空前绝后。

徐泽荣解释，获得中山大学复职是「上级指示中山大学」的，这是因为他在中国收回香港的军用土地谈判中作出过重大贡献：一九九二年，徐泽荣在牛津大学就战略研究课程撰写学期论文〈二战前夕驻港英军备战方案分析〉，搜集资料过程中，从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得到多份十四世纪起的「英国海外驻军法案」， 又在港府房屋委员会得到三十多张驻港英军兵营地图描图。 完成论文后，他把有关原始材料送给中国国际战略学会。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是具有国安背景的智库，得到这些资料后如获至宝。 其负责人回复徐泽荣说，这是雪中送炭，解放军据此方能组建驻港部队。 由于中方已掌握英军在港军事用地产权、数量、位置和划界，英军无谓作谈判钉子户，故此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军事谈判小组商讨过程顺利，不像联络小组的政治谈判小组般争拗不断。 战略学会会长柴成文后来为此当面赞扬徐泽荣，而英国外交部亦派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外校考官叶胡达（Michael Yahuda）教授来了解情况。 不过，英国是民主国家，不会因为徐泽荣使用过此类资料乃至将资料送给中国，而将徐冠以间谍的罪名。

徐泽荣称，由于知道他的这一贡献的人不多，战略学会华南分会会长在他被捕时又不在其位，故他被中共当局无辜判以重刑。 后来，该分会会长复出，为徐出狱后复职奔走，使他在这一个「人治国家」破例得以复职。 徐泽荣引用中共创党党魁陈独秀的话形容自己的经历，「出了研究室进监狱，出了监狱进研究室」，而这种「囧境，古今中外世所罕见，丢人现眼」。 另外，徐泽荣也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其案件审讯不规范的地方提出异议，并向中联部部长王家瑞提出和解要约——但是，这些要求全都如同石沉大海，中共怎么可能想个人认错并和解呢？ 按照中共的思维方式，即便是反右或文革那样造成数百万人家破人亡的错误的政治运动，也只是母亲委屈了儿女、儿女只能忍辱负重，儿女岂能让母亲道歉？

实际上，徐泽荣并不是一名持反共立场的学者，甚至也算不上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他是现实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 他身为香港人，在香港问题上却站在中共政权一边，在中英谈判中显然为祖国服务。 徐泽荣被关押了整整十一年，而他的父母都是中共暴政的牺牲品，他却仍然没有彻底觉悟，居然为得到一个教职而对中共感激涕零，让人哀叹「奴在心者」的悲剧。

 

徐泽荣的故事，让人想起法国作家拉·波埃西在《自愿为奴》中的论述。 拉·波埃西指出，暴政在一开始是最困难的，在自愿为奴之前，必定为两种力量所驱使：武力或（自我）欺骗。 一开始，人民因为征战而提供了僭主统治他们的权力，在饱经战火和危难之后，人民自我欺骗，认为若不继续提供这样的同意，则无法继续换取生存。 于是，后人未曾体验并无法理解前人是在不得不的情况下才被迫放弃自由，换言之，第二代的人们，生于枷锁之下，且在奴役中成长，奴役状态成了他的自然状态。 作为官二代的徐泽荣正是将奴役当做自然状态，即便成年后在香港和英国生活多年，并获得顶尖学府牛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也无法从此种状态中挣脱出来。

中共真的是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

徐泽荣的著述并不具有颠覆中共统治的功效，只是钩沉出某些被遗忘、被扭曲的历史事实而已——然而，即便是这种看上去对中共当下的统治「无害」的历史研究，中共也不能容忍。 因为，对于任何一个独裁专制的政权而论，历史不是逝去的、无足轻重的往事，历史是与现实息息相关的政治。 中共与乔治·欧威尔小说《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一样，坚信这样一个真理：谁掌握了过去的阐释权，谁就掌握了未来的愿景图。 这就是中共一定要将徐泽荣送入监狱的原因所在。

徐泽荣的很多历史论文，如《中共是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 ——共军内战使用苏援炮弹研究》，在中共看来一定是「不合时宜」的「违禁之作」。

中共是怎样打败国民党的？ 中国的说法是小米加步枪。 「小米加步枪」是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期的重要宣传术语。 所谓小米，是指军队的食物; 所谓步枪，是解放军当时主要武器装备。 中共在内战期间以小米加步枪战胜国民党的说法，通过中共的强力宣传而深植人心。

这个说法最早出自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毛泽东与美国桌牌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的谈话：「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 」毛的说法从此一言九鼎，但它并非历史事实。

然而，徐泽荣并不认同这一历史叙事。 他在肯定国共内战中共占据正义一方的大前提之下，撰写了《中共是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 ——共军内战使用苏援炮弹研究》这篇历史论文。 他从中共早期军工业先驱刘鼎的传记中，顺藤摸瓜地考证出不少扎实的史料，颠覆了解放军靠小米加步枪打败国民党的宣传神话。

徐泽荣指出，解放军在内战中期就已在武器上领先于国民党军队，中共的武器大部分来自苏俄，包括苏俄从日本关东军那里缴获的日式武器、苏俄自己生产的武器，以及美国二战中援助苏俄的剩余武器。 徐泽荣指出：

淮海战役六十五天用去炮弹十三万五千八百三十吨，完全有这可能，苏军柏林战役首日炮袭空袭最厉，一天用去9万8000吨炮弹和炸弹。 淮海战役消耗自产炮弹与苏援炮弹之比为百分之一点二与百分之九十八点八。 假设淮海战役共方每门火炮每天发射炮弹二百发，总共发射（六十五天中的）五十天，那么，不难推算出来：淮海战场共军拥有三种火炮（主要为美制原先租予苏军火炮以及日制苏军缴获火炮。 中国军队自行缴获火炮此时仅以百计）1358门。 据此估计，三大战役消耗苏援炮弹应在二十万吨以上。 出于可以想象的的原因（联想「排除苏共干扰独立自主革命」、「农村包围城市开展武装斗争」、「小米加步枪打败了飞机加大炮」），这些苏援炮弹的来源、品种、规格、数量过去没被纳入正册，纳入正册的只是二万自产炮弹的有关资料，后人惨被误导，真惨！

徐泽荣又指出，「中共靠苏援火炮才轰垮蒋家王朝」才是历史真相：

苏援饷械对于中共成功夺取全国政权所起的「左右结局作用」，权重应为九成以上——中共二十八年革命得以成功，乃是外因为主，内因为辅！ 斯大林才是解放军的运输大队长，他派往西柏坡的苏共代表原来就是苏联铁道部部长。 运送115830吨炮弹可要8000节车皮，何况还有其他种类弹药。 什么时候轮到蒋介石！

国民党一方的记载亦印证了徐泽荣的论断。 一九四五年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兼后勤总司令的陈诚在回忆录中写道，苏军在东北缴获日军飞机925架、坦克369辆、装甲车35辆、野炮2662门、机枪1万3825挺、步枪35万支、掷弹筒1.105万具。 「以上各种武器装备，俄军可能保留了一小部分，其余即全数供给了共军」。

苏联将各种军火源源不断地转交给中共之际，美国却停止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 美国认为，蒋介石政权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不愿向这个无底洞继续投资。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八日，美国杜鲁门政府发布了军火禁运的行政命令，国民政府雪上加霜，直到1947年5月的10个月中，台军未能从美英等国获得军火物资，前线已无法维持作战。

当时，国府驻美大使顾维钧回忆说：「八月二十七日，王守竞前来汇报他为中国军队争取某些物资出口许可证的情况。 他说，战时特为中国制造的一亿三千万发七点九二毫米子弹，国务院拒绝发给出口许可证。 拒绝发证主要以中国当前的局势为依据。 这无疑是对华禁运作战物资的一种行动，因为禁运的手段，一般来说就是拒发出口许可证。 禁运给我们造成的问题特别严重，因为我国的军事装备绝大部分来源于美国，这就必须使用美制弹药。 」

国民政府特勤总管黄仁霖也在回忆录中说：「由于美国禁运军火，我们立即发现我们由美国顾问用新式装备所训练出来的新兵，因为他们的军火消耗无法补充，无怪乎有若干师军队，就因为没有军火可资抵抗，而不得不投降。」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国务院报告说：「国民党军队弹药供应已达到危急程度。 有相当可靠的消息表明，按照当前军火消费水平，美式装备和训练的部队只有三个月的弹药了。」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美国解除对华军火禁运，但禁运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消除，国军溃败之势已无法挽回。 一九四八年，美国《援华法案》中的四点三六亿美元，是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前获得的最后一笔大额援助，但已于事无补。

苏联解密档案显示：苏联援助中共的武器，是中共反败为胜的关键

国共内战初始，国军跟共军总兵力对比大体上是五比一，陆军野战部队数量超过中共两倍以上，各种重装备远超过共军，在自动化武器、机动性上占有绝对优势。 国民党已有三十九个军（师）换用美械装备，重装备火力与机动性大大提高。

因此，蒋介石信心百倍地说：「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 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 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台军所独有; 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 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平战役国民党得手后，蒋更不把共军放在眼里，他对其内部人员说，「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

那么，为何国民党在内战开始的头八个月，便损失大约71万兵力，最后又在短短3年内，精锐尽失，败退台湾呢？

学者青石在《东北决战幕后》一文中提到：'中共军队从东北获得了大量较先进的武器装备，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 同样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同样是这些将领在指挥：十年前，鏖战甘肃黄河两岸是何等艰辛惨烈，两万红军健儿竟会全军覆灭于与土匪无异的'马家军'骑兵手下; 十年后，他们宛如蛟龙出海，由东北而华北而华东而华南而西南而西北，横扫全副美式装备的百万国民党军，锐不可当。 武器装备之重要作用，于此一目了然。」 相比之下，历史学家黄仁宇在《黄河青山》一书中揭示了国军精锐部队武器弹药匮乏的窘境：「一九四六年东北国军的军力可说达到巅峰，然而王牌军新一军炮兵营的一○五毫米榴弹炮，全营只有五百发炮弹，而整个东北国军也不超过一千发，几分钟就射完了。」

所谓「从东北获得了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其实就是从苏联那里获得的。 当年在东北参与接收的国民党要员田时雨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东北的日、伪军既几全部被俘，俄军所获武器无数。 从松北进出的难胞所见：如许多战车、武器，俄军除已随时补给共军外，络绎不绝的多以运向佳木斯途中，那里是集中之所——佳木斯之为共军的后方，兵源的重镇，造成日后松北袭进的大规模攻势，卒使战局急转而下。

真正的历史答案，不在中共的宣传资料和历史教科书中，而在俄罗斯解密的前苏联档案中。

苏联解密文件记载：

第一，苏联向中共提供了日本关东军的可武装至少100万军人的武器装备：步枪70万枝、机关枪14000挺、炮4000门、坦克600辆、飞机860架、汽车2500辆、弹药库679座; 在1947年以前又提供步枪30万枝。

第二，按照斯大林的布置，驻朝鲜苏军把日军在朝鲜的武器全部移交中共，日本经营朝鲜半个世纪，储备了数量惊人的武器。

第三，从1946年开始，苏联把美国在二战期间通过租借法案支持苏联的130亿美元武器中多达40亿美元的重型武器，全部支持中共，直到1948年苏联依然在向中共提供大量苏联和捷克生产的武器。

第四，1947年初，苏联把10万主要是朝鲜人的、经过苏联军事训练并全副武装的军队，全部交给林彪的部队。 （韩战中，这十万朝鲜籍官兵又被送回朝鲜，成为朝鲜最具战斗力的部队）

第五，在林彪的部队中有数千名苏联军事顾问。

由此可见，苏联援助是中共军事力量壮大的关键因素。 这个结论记载在1976年苏联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 该书评论说，「蒋的失败不是运气问题，毛的成功也不是简单的民心所能解释，更非小米加步枪！」 、「国民党经过八年抗战，各精锐兵力已被日寇大部消灭打光，剩下的杂牌军居多，精锐越打越少，解放军越打越多，解放战争初期解放军实力已远在国军之上。」

关于苏联援助中共的武器、人员和物资的情况，苏联存在各种不同说法。 苏军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在回忆录中说，给中共的武器是「三千七百门火炮、迫击炮和掷弹筒，六百辆坦克，八百六十一架飞机，约一千两百挺机枪」。 一九七一年，莫斯科华语广播一档谈话栏目的说法是「步枪约为七十万支，机枪约为一万两千至一万四千挺，各种炮约四千门，坦克约六百辆，八百余架飞机」。 《赫鲁雪夫回忆录》披露：「战败的日本兵放下武器，我们将他们的武器转交给了中共。 我们避免暴露直接将日军武器转交给共军，办法是将武器集中存放在某地，让中共去取。”

这些史料澄清了中共长期宣传的谎言：中共使用的美式武器是从国民党军队缴获而来。 其实，在国共内战初期和中期，中共使用的大量美式武器是辗转从苏联获得的。 美国从未想到援助苏联会养虎为患。 这些美式武器，甚至在韩战中被朝鲜和中国军队用来对付美军及联合国军。 这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左派思想和妇人之仁所结出的恶果。

历史学者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以苏联档案为依据，得出结论：

苏联红军不仅在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从而使这支过去因为装备落后、弹药缺乏，主要靠游击战取胜的部队，迅速成长起来，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从中共的文献看解放军的武器来源

台湾历史学者陈永发在《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一书中，用中共的史料重现了东北共军建立炮兵司令部的过程。

内战刚刚爆发时，中共不仅没有几门火炮，而且不懂得炮兵战术，只会以单炮兵抵近直瞄射击。 直至1946年10月，东北共军成立炮兵司令部后，才逐渐学会集中火力和步炮协同战术，把炮兵火力集中在一起，连续向前推进射击。

到辽瀋战役前夕，东北共军拥有的重装备可能已超过国军，而且有能力支持步兵攻占由国军十几个多兵种合成防守的大城市。 此时，百分之七十以上国军的伤亡，就是中共火炮造成的。 这些火炮，绝大部分是来自苏联。

此后，解放军在济南战役使用五百余门火炮，锦州战役使用六百余门火炮，天津战役使用一千两百三十门火炮。 一九四八年十月五日，徐向前兵团发起太原战役，这场战役持续半年，阎军凭借险要地形、坚固工事和强大火力，顽强反抗，共军久攻不下。 次年四月，共军太原前线一共集结三个炮兵师，拥有各类火炮一千三百三十三门。 四月二十四日晨五时，向阎军城内主阵地猛烈轰击，四天后太原终告陷落。

国共内战时期，中共的东北部队战力最强，除了其统帅林彪是中共最强悍的战将，以及东北士兵的身体和文化素质相对较高之外，更是其武器装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中共各部队中非常突出的。 这支部队特指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战胜利以后进入东北的中共领导下的部队，一九四五年十月称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1948年1月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其野战部队则称东北野战军。

历史学者郭永学考证，从东北部队的史料及各级将领的回忆录看来，抗战刚结束时到国共内战初期，关于苏援武器的记载相当多。 如，1945年下半年，苏军多次向中共转交武器。 九月，曾克林部从沈阳苏家屯军火库里运出两万支步枪、一千挺机枪、156门迫击炮、山炮和野炮。 曾克林在回忆录中承认，向苏军投降的日本空军飞机及人员，全都由苏联转交给中共，由中共使用：「当时在沈阳附近的辽阳奉集堡机场，驻扎着日本航空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训练飞行大队，装备有重型轰炸机、九九高级教练机。 大队长是林弥一郎...... 其飞行大队有各式飞机四十六架，飞行员十七人，机械师二十四人，机械员七十二人各类地面保证人员180多人及各种器件和配件。」 这些日本空军的资源，成为中共组建其空军的基础。 蒋介石在向日本侵华军队总司令冈村宁次求助的同时，中共也争先恐后地将日军的资源拿来为其所用。

又如，《中国共产党长春历史》及《长春市志·军事志》等书记载，共军周保中部从长春日军军火库中运出一万一千支步枪，这是此前占领长春的苏军故意留下的。
又如，中共将领周家美在〈关于我军进兵东北接管辽西的回忆〉一文中记载，驻锦州的苏军从日伪武器仓库中，取出各种火炮五十余门、机枪四百八十余挺、步枪一万余支、手枪两百余支，交给周家美部。
又如，刘转连在《三五九旅北上记》一文中记载，十一月，三五九旅利用在辽阳为苏军看守仓库的机会，一夜之间利用库里的武器把全旅重新装备起来。 如果不是苏军同意和默许，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
又如，陈雷在《一切从头开始》一文中记载，黑龙江绥化县龙南纵队成立时，苏军卫戍司令部移交了两车皮武器弹药，有步枪约五千支，轻机枪一百五十余挺，迫击炮二十余门。

学者李长林在《关东军武器流向略考》一文中，引用1945年11月29日〈陈云、高岗致中央电〉指出，陈云等人向中央报告说：苏军提供的武器已有「枪十万，炮三百」。

《回忆萧华》一书亦记载，到了年底，辽东军区从驻朝苏军手中得到多达十几列车的枪支、弹药。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六日的《东北局转报周保中处消息致中央电》显示，苏军从朝鲜转交中共部队各种枪三万余支。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的〈高岗关于与苏军交涉情况致东北局并中央电〉显示，苏军代表告知中方，苏军于二十五日撤离哈尔滨，为中共部队留下「十万步枪、一万轻重机枪、一千门炮」。

后来，苏联认为在满洲缴获的日本军用物资属于其战利品，不能无偿拨给中共，要用易货交换的方式处理。 一九四七年年六至七月，被誉为「解放军炮兵之父」的朱瑞专程赴平壤与驻朝苏军谈判换取武器事宜。 朱瑞是共军中唯一的炮兵专家，也是苏联教育出来的专业人才。 一九二六年年二月，朱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邓小平、蒋经国等为同学。 一九二七年年秋，转入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 在国共内战中，朱瑞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 当时，朱瑞与驻朝苏军达成协议，采用武器换农产品的方式，苏方经图门向中共运送数十列车的关东军武器弹药和器材，包括几百门火炮。

据《何长工回忆录》记载，同年十月，中共将领何长工与苏军谈判成功，用废钢铁换取存放在满州里的关东军武器，这批武器「有各种枪炮，还有坦克」。

另外，东北共军的不少武器来自朝鲜的日本遗留作战物资。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应东北部队军政领导人陈云、萧劲光、李富春、周保中、刘亚楼等请求，朝鲜曾分四批向东北民主联军提供两千节车皮的日军遗留作战物资。 这些物资中含有大量武器。 朝鲜对于这些武器数量的记载是十万枪支武器。 一九四七年六月，又从朝鲜发运数十列车武器弹药，其中有山炮、野炮和高射炮等。 这段渊源成为日后毛泽东出兵参与韩战的原因之一。

没有苏联提供的大量武器，中共不可能在内战中打败国民党。 换言之，没有斯大林就没有毛泽东。 在斯大林生前，毛泽东一般不敢违抗其意志，对其俯首贴耳、毕恭毕敬; 斯大林死掉之后，毛泽东才野心膨胀，要跟赫鲁晓夫争夺共产主义阵营头把交椅。 于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

作者

余杰

蜀国人，蒙古族，基督徒，美国籍。 一九七三年生于成都，一九九二年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一九九八年出版处女作《火与冰》，畅销百万本，其文字和思想影响了中国一代年轻人。 二零一二年赴美，抛弃如同「动物农庄」般野蛮残酷的中国，誓言「今生不做中国人」，并致力于在思想观念上颠覆中国共产党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解构大一统的中华帝国传统，进而在华语文化圈推广英美清教徒精神与保守主义价值，也就是其独树一帜的「右独」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