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钱的大学

两块钱的大学

我父亲大约有两年时间没有打铁。一个月3块钱，确实不够到生产队买口粮。

1976年到1978年之间，直接去生产队做田。那个时候，我父亲年近50，又从小没有做过田，干农活外里外行的，加上个子矮小，不能挑不能担。人家一天挣10分工，最多给他算7分。

后来，随着我个头长高，我一天从参加生产队的分值由一开始的3分能挣到6分。而且，如果是拔秧插秧割稻翻地，都是按趟数算，我比一般人都干得快，经常短接我母亲。这样，我们家的总工分值比我父亲打铁的时候要高。

在1975年年底，我家把两年前新盖的三间半瓦房的一间，典租给了街上供销社在我们村子里开代销店的王爷爷。房不收租，钱不收息。房子一直典租到1981年王爷爷被调回街上供销社为止。

父亲用典租来的200块钱，还掉了历年积累的高利贷，余款从生产队买进了当年的农梗稻口粮。

当时典租的契约，是我写的。

1978年底，生产大队副业社那些铁匠打出来的东西质量不行，卖不出去。大队副业社以每个月6块钱的工资，又把我父亲找了回去。

1979年，我去成都上大学的路费，就是大队副业社父亲的各位同行和木匠们，每个人5毛钱，一共送了20块5毛，外加父亲预支了两个月的工资12块钱。

带着这30块钱，我的一个堂舅舅送我到南京。我们两人在南京和另外一位同学他哥哥姐夫他们三个人一起，五个人在南京玩了两天。

带的30块钱，在南京花了10块钱，剩下的20块钱。凭入学通知书半价16块5毛买了南京去成都的火车票。到成都学校报到后剩2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