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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共济会研究资料：
戊戌变法的幕后故事
（2012-09-03）
历史运动的发生，有内因，也有诱导因。
内因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诱导因则对事件的发生，塑造某种似乎偶发的形态。
中国近现代史背后，始终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无形之手，通过对各种社会矛盾的诱导和激发，暗中有计划地引导着必然事件的某种进程。目的是把中国纳入共济会所设计安排的世界新秩序。
此前我们介绍过隐身于洪秀全、李鸿章和孙中山背后的共济会影子。
台湾现代共济会孙中山纪念会
近年国内外间有新资料发现。此再介绍一位隐身于戊戌变法幕后，暗中影响和引导着康有为、李鸿章和光绪皇帝的英国共济会员李提摩太。
佩戴英国女王授予的马耳他骑士团勋章的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生平】
英国国教浸礼会传教士、共济会员、马耳他骑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生于英国南威尔斯，出身铁匠家庭。曾当过矿区小学教员。20岁时进入神学专科学习，加入共济会。23岁加入伦敦浸礼会后，自愿到中国传教。
［新教浸礼会与共济会一直关系密切。直到现代仍然如此。1993年6月15日至17日的南方浸礼大会（SBC）年会期间，承认"现在很多杰出的基督徒和南方浸礼会教友都是共济会成员。”］
1869年11月17日李提摩太离开英国，1870年12月抵达上海，随后在山东烟台、青州作为教士传教，并同时学习中文、佛教、儒家和伊斯兰教的异教著作。李提摩太的活动富有成效，先后在山东济南、青州、潍坊等地陆续建立了浸信会和共济会在山东教区的公开与秘密活动中心。（现在青州市建有纪念李提摩太之教堂，该教堂为当地最大基督浸信会派教堂。）
1880年9月李提摩太与李鸿章在天津初次会面，得到李鸿章支持，去当时遭受旱灾而富产煤矿的山西赈灾，同时为中国官员宣讲西方科技及传教。他为此花费1000英镑购买书籍及仪器，匆忙补课自修，而后向中国官绅宣讲哥白尼发现天心说的秘密、化学的奥秘、蒸汽机带给人类的福利、电力的奇迹等科普知识，并作示范表演，吸收信众。
1886年，李提摩太来到北京，主要进行演讲和著述。其后在上海出版了《七国新学备要》，介绍西方英法等各国的教育情况，他在书中建议清朝政府每年应当拿出100万两白银作为教育改革的经费。
1886年11月，李提摩太移居北京，受曾纪泽（曾国藩之子）委托，担任曽家私人教师，为曾氏子侄教授英文。
1890年，李提摩太应李鸿章之约，去天津任英文的《中国时报》的中文版主笔，该报经常发表呼吁和引导清朝改革的社论。
1891年10月，李提摩太到上海主持共济会基金在华设立的宣传机构“同文书会”。奉英国共济会指示，李提摩太接替韦廉臣担任该会督办（后改称总干事）。同文书会又称广学会。此后李提摩太长期负责广学会的工作（1891年－1916年），他主持该会达二十五年之久，出版《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
广学会表面是一家宗教性出版机构，实际是一家兼具情报职能，为英国M５（军情５处）和共济会收集信息的情报机构。广学会先后在华出版2000多种书籍和小册子，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
李提摩太主持翻译了一些著名书籍，这些著作对当时中国社会思潮变化影响很大，在相当程度上引导了19世纪末的改革思潮。
李提摩太本人中文很好，他的主要译著有：《在华四十五年》（回忆录）、《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泰西新史揽要》、《新政策》等20多种。
其中《泰西新史揽要》为英国马恳西所著，由李提摩太和蔡尔康（1851～1921）合译，1895年出版。内容是介绍19世纪欧美各国政治变法的历史，出版后风行一时，印行3万部。此书通过翁同和推荐给光绪皇帝，是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手边榻前的主要参考书之一。
李提摩太的传教方式类似于利玛窦。他接受“利玛窦规矩”，以中国士民乐于接受的方式传布新教。重点是吸引中国知识分子和上层官员等社会精英。他和许多政府官员，如李鸿章、张之洞都有较深的私人交往，张之洞曾拨款一千两资助广学会。李提摩太所结交的各界有影响的社会人物，包括如：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荃、左宗棠、康有为、孙中山等，都曾经与他关系密切。
在戊戌变法发生前夜，李提摩太在北京结识梁启超、康有为，并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
李提摩太曾聘用梁启超担任他的私人中文秘书，并对其积极施加思想影响，甚至耳提面命，由梁启超撰写了大量影响很大的时论文章。梁氏《饮冰室文集》中许多热情宣传泰西政治经济制度的文章，实际都是受到李提摩太影响的。
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期间，李提摩太积极活动于满清上层人士之间，多次建议将中国置于英国“保护”之下，聘请外国人参加政府。在他写给英国共济会和政府的报告中说：
“我们只要更多地控制主要的大学、主要的报纸、主要的杂志和一般的新读物，通过控制这些东西和控制中国的舆论领袖，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脑和背脊骨”。
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期间，李提摩太积极活动于上层人士之间，为英国政府收集和掌握动态，协调社会关系。李提摩太对19世纪末中国的变法维新运动及社会变动有很大的影响力。
1902年，山西发生教案，西太后请他协助处理。事件解决后，慈禧同意请他开办山西大学堂，聘他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书斋总理，可以自由往来于北京、上海、太原之间。清政府还赐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
1916年5月，李提摩太因身体原因辞去广学会总干事职务回国。由于他在华的卓越工作，女王和英国共济会授予他为３３度会员，马耳他骑士勋章。1919年4月20日在伦敦逝世。
【策划组建中美英日四国一体化联邦】
戊戌变法运动期间，甲午战争时期担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卸职后来中国访问。
（据日本共济会史料，伊藤博文也是日本共济会高端会员。）
李提摩太向变法运动的舆论领袖康有为等人建议，请他们进言光绪皇帝，聘请伊藤博文为皇帝的私人顾问，付以事权。一些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即纷纷上书光绪皇帝，请求朝廷重用伊藤博文为顾问，帮助设计中国的新法和推进变法改革。光绪准备采纳。
伊藤博文会见李鸿章
荣禄等守旧官员知悉此事后，非常震惊。御史杨崇伊将此事密奏慈禧太后，称：“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这引起慈禧太后的警觉，担心光绪此举会使得满清失去对政权的控制力。她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颐和园紧急赶回到紫禁城，当面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的想法并阻拦，使得此事未果。
李提摩太还向康有为等人提议，由英国作为总领袖，中国与美英日三国合组高层政治机构，建立一个“中美英日合邦”议会——此为近年国内西化派再度提出的“中—美国”共治合体政治经济模式的前身。
康有为对组建这个政治共同体表示十分热情。在康有为的支持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遂于１８９８年9月20日（八月初五）上书光绪帝：
“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也。”
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书称：
“渠（李提摩太）之来华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
这就是说，这些重臣建议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的国家大权，拱手全部奉献于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外人之手。
慈禧太后于9月19日（八月初四）返回紫禁城后，于9月20至21日获知此事，觉得事态严重，担心光绪引入外人顾问一旦成立四国联合内阁后满清由此而失去对权力的控制。遂决议变政，削弱光绪的决策权，慈禧亲自训政，从而结束了戊戌变法运动。
变法失败，康有为在与李提摩太会面后，即在国际共济会兄弟们的暗助下，逃脱而出国流亡。
［康有为出逃记：
在天津，康有为先是搭乘“新济号”轮船，旋即离去，改乘英国太古公司的“重庆号”直奔上海。在赴上海的途中，北京的情况发生急剧变化，清廷下令通缉康有为，而他的行踪也为清政府所获知。上海道台曾照会英国领事，要求其答应在船上逮捕康。该照会被退回，要求成了泡影。道台不得已遂于24日早晨起督率众多捕吏兵卒前往上海码头严密警戒，等待着天津的来船，搜查一二轮船而未获。
停泊在上海港的英国军舰“esk”号，预先得知康有为将乘坐“重庆号”抵达，天未明即悄悄从上海港出发，到吴淞口外等候。至当日下午，果然看见 “重庆号”向吴淞口开来，“esk”号立即派出一只小蒸汽船逆流开向“重庆号”，而不顾“重庆号”是否拒绝。两名下士官飞跃而登“重庆号”，先持照片向该船司务询问康有为之所在。两人先在第三号房与康见面，依照英国领事之命将其逮捕。由于语言不通，遂将康有为带至大餐间，通过翻译，康有为才领会其意思。于是匆匆收拾行李，在英国士官的引导下，与其他三名像是康党的广东人乘小蒸汽船转到“esk”号上。稍后，康有为一行换乘皮奥轮船公司的“bollarat”号，在英国军舰“bonaventure”号的护送下离开上海，于9月29日夜里十一时左右抵达香港。当轮船行驶到口啊里湾时，水上警察立即派小蒸汽船将康护送到中环警察总署。为了防止刺客，港英政府实行了严密的戒备。
在康有为逃亡香港的同时，在广东原籍的康氏族人，如康的母亲及异母弟等也先后逃至澳门。康氏门人约二十人在康抵达香港的前三四日也分别来到香港避难。
康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即9月30日，法、德等国家驻香港领事迅即拜访了他，而康最想取得联系的是日本驻香港领事上野季三郎，他在这一天迅即秘密委派心腹弟子前往日本驻香港领事馆，转达他的意思。当天下午三时许，上野季三郎以个人的名义访问康有为，然而由于警察署长不在未能如愿。因为未经署长本人的许可，任何人不得与康见面。上野季三郎与康有为未能见上面，康又委派心腹弟子王觉任、何树龄二人前往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秘密请求上野季三郎将康有为致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的电报代为发出。电报称：“上废国危奉密诏求救敬诣贵国若见容望电复并赐保护有为”；另有一封电报致日本横滨大同学校徐勤，云“欲东来告大畏若见容乞电复并赐保护若”。
上野季三郎答应了这个请求，但考虑到将这封电报发给矢野文雄的手续太繁杂，遂直接发往东京日本外务省，请求由外相大畏重信处理。
康有为电报中宣称他在离开北京前曾亲奉皇帝的密诏，对于这一说法，上野季三郎并不表示怀疑。不过对于康的电报以及其弟子所表达的希望到日本避难的请求，上野季三郎感到踌躇。他认为，康逃亡途中一直受到英国方面的保护，如果此时遽然前往日本，肯定会伤害英国政府的感情。这不仅对康本人不利，而且也势必将牵涉日英两国的关系。
日本方面的犹豫导致康有为的想法在改变。10月8日，他向上野季三郎表示，他有意于赴美、英途中访问日本，询问在日本期间能否获得日本政府的保护。对于这一请求，日本方面没有丝毫的犹豫，第二天（10月9日），日本外相大畏重信致电上野季三郎，请他转告康有为，他在日本期间将获得“适当的保护”。康有为遂转赴日本，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摘自《1898年中国故事》中华书局版）］
1901年庚子事变之后，李提摩太建议美国等西方政府用一部分中国的赔款，在北京、山西等地设立大学，培养具有西化思想的人才。他认为庚子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西化模式的教育没有普及，如果教育普及的话，就可以减少类似这样的仇外事件。
1916年李提摩太回国，出版了《留华45年回忆录》。1919年4月20日李提摩太在伦敦去世。
（以下来自昆羽继圣）
1890年5月，李提摩太出席上海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全国会议，在会上作《基督教差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报告，提出将传教重点转移到清政府上层官吏和士大夫中间并加强出版活动。
根据何新、林鹏、诸玄识、董并生等学者的研究，以及李提摩太的在华回忆录《亲历晚清45年》：
同治九年（1879）到光绪十二年（1886），李提摩太在这16年中的活动身份为英国浸礼会传教士；
光绪十六年（1890），李提摩太受北洋大臣李鸿章之聘，担任天津《时报》的主笔，是其正式涉入中国政治的开端。
光绪十七年（1891），受上海‘同文书会’之聘，担任督办。同文书会原为长老会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所创办的图书出版机构，李提摩太接任督办（后改称总干事）之后，将之改名为‘广学会’，主张‘广西国之学于中国’。
这个李提摩太，到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组织人手开始调查中国上层社会究竟有多少人可以作为同文书会的读者对象。
他把从中央到地方的高级文武官员、府学以上的礼部官员、举人以上的在职和在野的士大夫以及全国的秀才和应试的书生全部作了一番统计，得出结论是4.4万名。
县和县以上的主要文官 2289人
营级和营级以上的主要武官 1987人
府视学及其以上的教育官吏 1760人
大学堂教习 200人
派驻各个省城的高级候补官员 2000人
文人中以5%计算 30000人
经过挑选的官吏与文人家里的妇女和儿童，以10%计算 4000人
小计：44036人
注：上述数字是将“经过挑选的官吏与文人家里的妇女和儿童”考虑在内，其目的是着眼于帝国未来的领袖人物，希望通过其家眷和亲人对这些未来的领袖人物施加影响。
李提摩太认为：
这4万多人看着不少，其实平均到每个县，仅有30人左右。影响了这一小部分人，等于影响了整个中国。因为，“少量的发酵剂，可以发酵一大堆东西”，对这些统治阶层的人物进行教育，“实际上就是教育了3亿5千万中国人。“
“‘如果要影响中国整个国家，我们就必须从这些人开始。……这些人当了大臣的时候，要负责和外国订立条约，打交道。”
李提摩太提议，要把这批人作为我们的学生，我们将把有关对中国最重要的知识系统地教育他们，直到教他们懂得有必要为他们的苦难的国家采用更好的方法时为止。
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期间，出版了不少书刊，对中国存在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