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向北一公里,有一个购物中心,购物中心里边有一家中文旧书店,名叫三叶书店。
昨天下午我去中心购物,采购完毕,我习惯性又去那个旧书店转了一圈。
旧书店在购物中心的北大门处,中间有过道穿过,两处合起来,估计约100平方米,书架见缝插针,前后两个书架的距离只够一个人通过,二十几个书架上插满了书,在有限的空余地板上还堆满了书,搞得满满当当,十分拥挤。
书店里的书五花八门,有中国大陆的,有港台的,有北美的,文史类占了三分之二,其它占了三分之一。
店主是一对香港夫妇,移民加拿大快30年了。
男主个子不高,身材瘦削,经常戴一顶鸭舌帽,走路缓慢,听力不佳,有点苍老,一直给我的感觉有七老八十了。
女主很有活力,见到客人,每次都很热情打招呼,虽然看上去不年轻了,但头发大部分是黑的,估计年龄也就60左右。
昨天我在他们书店里盘桓的时候,来了一个光头老者,与男主聊天,他说:“我有一年多没有来了,你还认得我吗?”
男主笑笑,说,“记不得了。”
老者说:“我可记得你呀,八十多岁你还经常一个人开车呢。”
男主说,是呀,是呀。
老者说,“还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出生的吗?”
男主说:“1934年生的。”
老者说:“哎呀,九十岁了。”
我在旁边听了他们的对话,吃了一惊,我原来以为男主也就是八十岁左右,想不到虚岁已九十岁了。
据我了解,男主夫妻两人,疫情前开有两家旧书店,除了这一家三叶书店,另一家开在多伦多北边的小镇,男主管北店,女主管南店。
三年疫情后,夫妻俩关了北边的书店,保留了这一个店。这两年,我每次去逛三叶书店,都是男主在,女主很少在店,她隔三差五去打打羽毛球,去仓库整理整理书。
她每次看到我,都用很不灵光的广式普通话和我聊天,我经常打趣她,说:“哎呀,大姐,你的普通话真标准。”
她哈哈大笑,说:“我呒有办法啦。”
三叶书店里大部分是旧书,也有一部分是新书。书是他们夫妇自己定价的,标签贴在书的背面。
书的定价当然用加币,卖给读者一般都是打七折,几年下来,老板和我熟悉了,对我特别优惠,打对折给我。其实打对折,有时我还嫌贵呢,嘿嘿。
昨天我听到她老公这个年纪了,不禁感慨,我想,在中国,70岁以后,还站店、上班的恐怕很少了吧,何况是九十岁。
出于好奇,我询问过女主开店的情况。
有一次,
我问:“移民加拿大前,你们一家在香港做什么的?”
她说,“做电脑生意的,是上辈传下来的生意。”
我问:“来到加拿大,就开书店了?”
她说:“是啊。疫情之前,我每年都要到广州进一次货,每次一个货柜,请人送到港口,然后再委托公司报关。海运两个星期后,就能到达加拿大。从温哥华清关,经火车运到多伦多,再由货运公司送到我仓库。现在我已四年没有去中国大陆进货了。”
是啊,三年疫情使世界改变了很多。
几年下来,不知不觉,我在这个旧书店购了三四百本书,这些书让我在北美的生活变得充实而富有意义。
现在许多人不读书,喜欢快餐文化,热衷于在手机上、网上进行碎片化阅读。
即使如此,我还是觉得,如果天天有书作伴,我就是一个人生活在一个无人的孤岛上,也会活得怡然自得,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在喜欢的书面前,我可能有一种土财主的心理,必欲占有之而后快。
盘点我购置的比较得意的书,撇开孔孟老庄的书不算,香港出版的有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著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敬迈的自传《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旅英作家张戎著的家族传记《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大陆出版的有《约翰克里斯托夫》、《戈尔巴乔夫传》、《南渡北归》,等等。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说:“历史孕育了真理,它能与时间抗衡,把遗闻旧事保存下来。它是往昔的迹象,当代的鉴镜,后世的教训。”
而那些普世适用的人间真理往往以书的形式保存并流传至今。
有一则新闻引起了我的兴趣,1999年,台湾废除了出版法,从此任何出版物不被审查了。
2300万人的台湾,人均出版物仅次于英国。每年有5000多个出版单位,3000多家出版社。
台湾每年出版新书超过40000本,每天出版有100多本。
而我们14亿人的大陆,截止2016年底,全国只有584家出版社。
我的故乡720万人口,没有一家出版社。
所以从文化事业来讲,大陆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感恩三叶书店,作为爱书一族,是它在我急需的时候,及时向我提供了精神食粮。要知道,我刚来加拿大时,行李箱里只带了8本书。
三叶书店不仅为我提供了文史哲的好书,而且我还在那里淘到了七八本让我爱不释手的香港、台湾、大陆出版的英语辞典,让我的英语学习如虎添翼。
这不,昨天我又淘到一本《牛津英语用法指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
2023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