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中学创办于60年代初期,坐落在市里最大的工业区中,周围分布着近十个工人新村,学校的主要生源便来自这些新村。作为一所建校时间不长的学校,这里的教师大多教龄较短,教学质量没有特别突出的优势,在整个工业区的众多中学中,尚未跻身重点中学之列。校长是从山东老区南下的干部,文化水平虽不算高,却有极强的政治思想觉悟。或许因为有农村生活和部队工作的经历,他常组织学生下乡“学农”,让学生体验农村生活,还时不时安排“拉练”活动,以此增强学生的组织纪律性。
“拉练”原是军队术语,指部队离开营房基地,到野外进行行军、宿营和实弹训练,是一种模拟作战的军事演习。而对于中学生来说,拉练似乎毫无意义,更多时候被认为是浪费人力、财力和时间。当时学校只要组织这类活动,无论老师还是学生家长都会感到头疼:老师不仅担忧家中年幼子女的生活无人照料,还要对学生的健康与安全负责;家长则烦恼于配合学校活动需要负担粮票、油票、现金以及棉被、凉席、蚊帐等生活用品,这对许多困难的家庭来说实属不小的经济压力。然而,即便顾虑重重,大家也不敢向学校领导提出异议。
1971年“9·13事件”后不久,学校又组织了一次冬季拉练。这次活动规模空前,全年级共17个班级,约有800多人参加。学校将17个班划分为若干连,整个拉练大队组建成一个营,校长和军代表分别担任营长与政委。为保障活动顺利进行,学校抽调了几位熟悉采购和财务管理的后勤老师组建炊事班,配备了几个会骑黄鱼车的学生助理,负责在行军途中运输炊具。此外,工宣队还从工厂借调了十几位身强力壮的青年工人,分配到各连担任指导员和助理员,协助老师们管理学生的日常作息。
出发当天,师生们在大操场整队完毕后,营长登上检阅台,清了清嗓子,用一声“痛穴闷”(山东方言:同学们)拉开动员令的序幕。他首先阐述了拉练的重要意义,接着宣读了严格的纪律要求:“行军中不得掉队,宿营点禁止自由活动;不准动老乡的一针一线,不准去镇上饭店吃饭……”随后,红卫兵团负责人登台,慷慨激昂地喊出誓词:“拉练行军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拉练行军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最后,营长接过话筒,挥臂高喊一声:“凯世!”(山东方言:开始)这时喇叭里传来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唱段“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浩浩荡荡的队伍在两辆自行车的引导下出发了。行进间,队伍中此起彼伏的“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口号声,引来沿路大人小孩围观喝彩。
队伍一路向西行进,到达宁国路摆渡口,分批乘渡轮过江。登岸后重新整队,继续向农村纵深地带行军。然而,没多久,学生们的士气便开始低落。行军途中,嘈杂的脚步声代替了出发时的歌声和口号。深秋时节,大家身着秋衣秋裤,背着书包和背包行军,汗水浸湿内衣,秋风吹来,顿时感到凉意。不一会儿,天上下起了蒙蒙细雨,众人披上雨衣,擦干脸上的汗水和雨水,继续前行。忽然,有人高声唱起了京剧样板戏《沙家浜》的唱词:“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队伍里立即有众人接唱:“挺然屹立傲苍穹,八千里风暴吹不倒,九千个雷霆也难轰……”青年工人们穿插在队伍中,细心照看是否有学生掉队。一名青工看到几个男生离队后,急忙问道:“倷做啥?”(沪语:你们干嘛?)其中一名学生没好气地回答:“嚓咝!”(沪语:撒尿)队伍中爆发出一阵哄笑。青工一脸尴尬地摇了摇头,叹了一声道:“小赤佬,流里流气。”
中午时分,拉练队伍在一段相对干净的路段原地休息。学生们将雨衣铺在地上,三五成群围坐在背包上,大口吃着随身携带的干粮。几个调皮的学生跑到附近河边挖了些芦根,在河里洗净后分着吃,还模仿《沙家浜》里的对话:
——“指导员,这芦根不是可以吃吗?”
——“是啊,芦根是可以吃啊!”
此时,那个小青工再次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声:“小赤佬,油得不得了。”(沪语:油嘴滑舌)吃饱喝足后,学生们开始班与班之间的拉歌。这边唱起“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那边接着高唱“拼刺刀,看谁拼的好,当兵保祖国,练好这一招……”。直到出发令响起,歌声才逐渐平息。下午的行军仍显漫长。当队伍接近宿营地时,前面终于传来好消息:“快到了宿营地了!”这时,疲惫的学生们顿时来了精神,高唱起“……米索拉米索,拉索米多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的歌声,仿佛恢复到了出发前的兴奋状态。
到达目的地后,各连队被分别分配到不同的宿营点,师生们则被安排住进生产队临时腾出的仓库。这些仓库原本是用来存放农具的,多为简易工棚,屋顶覆盖着稻草。地面上铺了一层薄薄的稻草,大家就这样在“大通铺”上过夜。由于木制门窗漏风,深秋的寒意难以抵挡,但夜里大家紧挨着蜷缩在被子里,反倒也觉得暖和些。整个野营期间,拉练大队几次更换宿营点,师生们几乎每次都被安排住进农具仓库。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仓库里刺鼻的气味。因为在拉练途中无法更换胶鞋和袜子,也没有足够的热水让大家洗脚,到了晚上脱下鞋袜后,浓烈的异味弥漫在空气中,令人颇感恶心。
拉练大队下设一个警通连,成员包括一名军宣队员、两名工宣队员和几位学生。军宣队员负责协调行营与各连之间的工作。在行军途中,他经常关注后队的状况,帮助体弱的学生背行李。这位身高不足1.65米的战士来自浙江南湖地区的农村,精力充沛,热情洋溢,深受学生们的敬佩。工宣队员中,年长者是一位大学毕业生,他擅长做思想工作,幽默风趣,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个“和稀泥的高手”。年轻的工宣队员则是67届初中毕业生,负责编辑和发布《野营简报》。他与几位学生每日收集各连队送来的稿件,筛选修改后编辑成简报,再分发到各连队。
年轻的工宣队员是个文艺青年,来自工厂宣传组,被其他工宣队员戏称为“秀才”。拉练途中,他创作了一系列以野营为题材的抒情诗,并且习惯每写完一首诗都要在众人面前高声朗读。有一次,他朗读时不小心将“寂寞”念成了“叔莫”,引来他的工厂同事质疑,俨然成了“秀才认字认半边”的趣闻。学生中也有写作高手,比如红卫兵团的负责人创作了一组描写野营的诗歌,令人印象深刻。有一次,年长的工宣队师傅朗诵了其中几首优秀作品,在场者都为真实和朴素的诗句叫好。他的大多数诗作早已淡忘,至今只记得其中一首关于行军诗的最后一句是:“目的地是蔡园桥。”
值得记录的是一次夜行军的经历。那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大家正沉浸在梦乡,忽然被一阵急促的集合哨声惊醒。几束手电的光柱在人们脸上来回扫动,伴随着一声威严的喊叫:“快起来!马上到指定地点集合!”仓促之间,大家揉着惺忪的睡眼,迅速穿衣和打背包后懒懒散散地赶到了集合点。清点人数后,队伍便向目的地出发了。疲惫不堪的学生在公路上踉踉跄跄地行进,许多人步履蹒跚,边打瞌睡边机械地前行。途中,一个男同学因行走不稳,屡次不由自主地撞到身旁的女同学,女同学们没有责怪他,只是轻轻地把他推开,而调皮男同学则取笑他“吃女同学豆腐”(沪语:对女同学举止轻佻)。夜色沉沉,疲惫与困倦逐渐吞噬了队伍的活力。清晨,终于抵达目的地时,几乎所有人都像被抽干了力气,纷纷倒头便睡。
在拉练的路上,后勤团队的工作显得尤为辛苦。每天清晨天还未亮,他们便要起床生火做饭,除了做早饭,还要为大部队准备路上的干粮和饮水。早饭过后,他们迅速收拾炊具和剩余的食材,赶往下一个宿营点。当时没有机械化的运输工具,所有物资全靠几辆黄鱼车搬运。抵达新的宿营地后,他们又要争分夺秒地买米、买菜、买柴火,紧接着生火做饭。虽然后勤团队无需与大部队一起行军,但要保障几百人的一日三餐和饮水供应,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挑战。然而,学生们很少能体会后勤团队的辛苦。每天十几里的拉练行军下来,十来岁的中学生们早已饥肠辘辘,似乎连定量的伙食都难以填饱肚子。再加上长途跋涉中脚上打的水泡和其他不适,学生们的不满情绪时常爆发,最终都指向了伙食。如今回想起来,当年大家确实错怪了那些默默付出的后勤团队老师和同学们。
整个拉练期间,早餐基本是馒头配稀饭,饭后每人发两个馒头,作为行军途中的干粮。晚上抵达宿营地后,才有机会吃上一顿热腾腾的晚饭。为了维持整个团队的运转,后勤团队必须精打细算,将伙食标准严格控制在预算范围内,自然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平日里,大多数时候,除了米饭,只能吃到一些价格便宜的蔬菜,偶尔还有“烂糊肉丝”(肉丝炒黄芽菜)这样的“小荤”作为改善。然而,连续几天缺乏油水的饮食,令许多人感到肠胃不适,甚至出现不同程度的便秘。为此,后勤团队的老师特意想出了一个“通气”的土办法:给大家提供了一顿“红烧白萝卜”。这一招非常有效,第二天,茅房外便有人排起了队。但即便如此,光靠米饭和蔬菜填肚子,依然难以缓解那种因缺乏油水而挥之不去的饥饿感。虽然大家都想去镇上美美地撮一顿,但一想到拉练纪律,便打消了私自下馆子的念头。
没想到,这条纪律首先被领导们打破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天清晨,天刚蒙蒙亮,营长和政委悄悄离开宿营地,前往镇上一家刚开门的小饭店。他们四下张望,见无人注意,便迅速溜进店里。两人各点了一碗阳春面,随即找了个角落坐下。不一会儿,两碗热气腾腾的面被端上桌来。正当他们准备动筷时,店门突然被推开,几名工宣队员大步走了进来。为首的是一名约三十岁的青年工人,他脸色阴沉,二话不说便一把揪住营长的衣领,将他从座位上硬生生提了起来。紧接着,他扣住营长的右手腕,用力一扭,将其手臂反剪到背后。营长疼得“哎呦,哎呦……”直叫,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政委愣在一旁,心里清楚他们擅自跑出来吃面,违反了不许下饭店的“拉练纪律”,的确理亏。他连忙上前劝阻:“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先松手!”工宣队员听后松了手,但仍押着两人回到宿营地。在众目睽睽之下,两人被训斥得像犯了错的学生,平日里威风八面的营长,此刻如同霜打的茄子般,低头不语,彻底蔫了。
这场“抓现行”背后,似乎另有隐情。一位后勤组的老师揭开了这次风波的导火索:原来,工宣队领头人的外甥是学校的一名学生。一段时间以来,这名学生频繁被班主任和工宣队叫去谈话,不知为何,学校和家长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学生家长对学校的怨气日积月累。这次拉练,学校请工厂派工人协助,其中便有这位学生的舅舅。每日陪同学生徒步十几里路,工人们早已疲惫不堪,对学校心生不满。而这个学生的舅舅更是在同事间抱怨学校对他外甥的种种“苛责”。几番煽动后,工宣队员们的怨气爆发,于是埋伏在饭店门外,等待营长和政委“自投罗网”,这才有了那场抓捕的闹剧。后来听说,那个学生害怕报复,不久便转去了其它中学。
老师们得知此事后,心中暗自叫好,表面却不露声色,因为大家心知肚明:校长是个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人。“文革”初期,一位教师曾贴过校长的批判大字报,“一打三反”运动时,这位教师被关在学校里交代问题,校革会还组织过一次教师和学生班干部参加的批判会。在批判会上,他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但当校革会副主任冷冷地警告他“要为自己的老父亲和妻儿想想”时,他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当场痛哭流涕,表示愿意认真交代问题。被解除隔离后,他失去了教书的资格,只能在后勤部门做些清扫校园、修理教学用具的杂活。
警通连的宿营地距离营部不远,营长和营指导员因违纪被抓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警通连。到了下午,几个“头子活络”(沪语:头脑灵活)的警通连学生特意到营部探望情绪低落的营长。他们见到营长躺在稻草堆上,双臂枕在脑后,双眼无神地望着屋顶,其中一人开口安慰道:“首长工作辛苦,多吃一碗面也是应该的,我们理解。”这番话让营长颇感受用,心中积压的懊恼似乎也稍微舒缓。然而,更多人并不认同营长违纪的行为,还有人在了解到警通连的学生对营长的那番话后,模仿高尔基《海燕》中“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诗句调侃道:“让马屁拍得更肉麻些吧!”这句讽刺的话引来一阵低声窃笑。
回上海的那天,行军途中,大家纷纷畅聊起回家后的计划。有的人迫不及待地想先吃上一副热腾腾的大饼加油条解解馋,有的人则一心想着去澡堂好好清洗一番。几乎所有的计划都围绕着填饱肚子和恢复个人卫生展开。这不禁让人感慨,拉练途中最难兼顾的,果然就是饮食和清洁。
拉练出发前,大家满怀斗志,立下“与天斗、与地斗”的誓言,表示要接受艰苦环境的锻炼。经过十几天的拉练,大家体验了雨天行军或夜间跋涉的“与天斗”,也经历了夜晚在仅铺着薄薄一层稻草的烂泥地上过夜的“与地斗”。更令人难忘的是,大家忍受了大通铺中几十个人十来天不换袜子、不洗脚散发出的混杂恶臭气味 —— 这一切,对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中学生而言,无疑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磨练和难以忘怀的经历。
2024年12月,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