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打工经历

在德国，工科大学要求新生在入学前必须完成几周的工业实习。我在收到大学录取通知后，利用开学前的假期，前往一家中型塑料加工公司实习。这家公司的老板原本是一名普通工人，后来一边工作一边在技工学校学习，并通过了技工师傅考试。积攒了一些资金后，他开办了一个小型家庭企业。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公司逐渐扩大，发展到拥有二十多名工人和十余名职业培训生（即学徒工）的规模。

公司的运营由老板一家人掌管。老板每天清晨准时来到公司，见到工人总会主动问好。他的儿子负责业务调配，除了给工人领班发工作单外，几乎从不与工人交流。领班接到工作单后，便带领手下的工人前往车间或工地施工。通常，工龄长的领班会分到技术含量较高的任务，而工龄短的则会分到条件较为艰苦的工单。在传统的德国企业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等级最低的工人必须在下班后打扫车间。而实习生的地位还在职业培训生之下，他们不仅要在每天上班前做好准备工作，下班后还需打扫车间。这种整天从事搬运和清理一类的低级劳动，完全背离了实习的初衷。几天后，我请求老板安排一些技术活，结果第二天就被指派给一位技术工人当助手，跟随他前往施工现场安装各种塑料管道。

施工现场大多位于楼房顶层的通风机房或地下室的供暖房，这些地方常年没人打扫，稍有动作便尘土飞扬。这位技术工人有个习惯：每次到达现场，他都会一边吸烟一边查看施工图纸，总要在吸完两支烟后才开始思考施工方案。如果拿不定主意，还会自言自语地说上一大段。没过几天，我便掌握了焊接和安装管道的技术，能够按照图纸要求铺设通风设备。后来在空间狭窄的现场，当他束手无策时，我常常能在几分钟内设计出一个既节约材料又节省时间的管道铺设方案。外出工作没有固定的午休时间，到了午餐时，我们会在施工现场找一块稍微干净的空地，铺上几张旧报纸，席地而坐，然后拿出各自的三明治和饮料，一边吃喝一边闲聊。

这位技术工人的年龄大约二十出头，在公司完成职业培训后成为正式雇员。作为出徒不久的新工人，他的收入加上外勤补贴，足以维持生活开销。然而，如果他不去完成技工师傅考试，在公司里几乎没有升迁机会。他和许多青年工人一样，生活缺乏明确的目标。白天来公司上班挣钱，晚上回家看电视、喝酒，周末则去酒吧买醉，与熟人闲聊、打发时间。他唯一的兴趣是买彩票，梦想着有朝一日能中头奖，成为有钱人。尽管中大奖的几率微乎其微，但他仍乐此不疲。

学校要求学生在实习期间写实习日记，并在实习单位负责人签字后交给学校的相关部门。每天我都会利用下班后乘地铁回家的时间记录当天的工作内容，周末再用打字机将一周的日记正式整理成实习报告。有一次，一位熟人读到我的实习日记时忍不住笑了起来。原来我在打字时犯了一个错：在本应写作“Übung des Schweissens（练习焊接）”的地方，因漏了字母“w”写成了“Übung des Scheissens（练习排便）”。我坦然告诉他，那次的实习经历确实和人体排泄物有些直接的联系。

那次，我和一位西班牙人前往大学医学院的放射科安装管道。我们的任务是在放射科住院部内安装一条用于输送放射性物质的塑料管道。医院方面一再叮嘱我们，沿着旧管道铺设新管道时一定要小心谨慎，因为如果不慎损坏旧管道，可能会导致放射性物质泄漏，后果不堪设想。为了防范意外事故，我们在进入施工现场前，穿上了医院提供的防护服，并佩戴了放射性物质探测器，然后开始工作。这个西班人牙很能干，每次都选择合适的位置布设新线路。为了确保安全，有时我们不得不拆卸病房里的马桶，在弥漫着排泄物（也即前面提到的“Scheisse”）的臭气中安装管线，最后再将马桶重新安装回原位。

这个西班牙人看上去五大三粗，起初我以为他是个没有文化的外国打工仔，但后来发现他喜欢读书，尤其熟悉西班牙语的文学作品。午休时，我们经常讨论诸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及《一桩事先张扬的杀人案》，还有略萨的《胡莉娅姨妈和作家》以及《绿房子》等作品的文学特色。他来自一个贫困家庭，来德国工作不仅是为了挣钱补贴家用，也想为将来上大学攒点钱。他的愿望是：攒够钱后去学习经济管理，毕业后找到一份好工作，帮助全家摆脱经济困境。

后来，我在给德语教师的信中说起了这段实习经历，自然也提到了这个西班牙人。德语教师在回信中感慨道：“即使在‘工人阶级’中，也有受人欢迎的人：他们思想和行为健康，头脑清醒，乐于助人且富有同情心，能够为他人着想；他们求知欲强，谦虚谨慎，也许在某个思想领域或行为领域里非常出色，可能还具备音乐或技术天赋…… 也许正如这个西班牙人一样…… 我们应当选择这样的人为同事或朋友。”这个西班牙人正是老师口中那种“思想健康”和“头脑清醒”的外籍工人。

大学期间，除了在不同类型的企业打工外，我还在一家大公司有过流水线工作的经历。没有亲身体验过流水线工作的人，很想象这种工作对劳动者意味着什么。在生产流水线上，劳动者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活动范围内，按照机器设定的运转频率操作机器。他们必须从机器的原料输入口取下原料，完成加工后，将成品放入输出口。在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中，这种高强度、重复性的简单劳动常常将工人的体力推至极限。

有位喜欢发表见解的打工学生曾指出：流水线上的工作与电影《摩登时代》中描绘的美国1930年代的场景颇为相似：工厂主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给每道工序设定机器运转频率，劳动者必须按机器的节奏不停地工作。电影中的工人由于长期进行重复单调的拧螺丝帽操作，最终精神崩溃。这位学生认为，这种为“提高生产效率”而设计的流水线工作，严重摧残了劳动者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事实上，这种看法并非毫无道理。

流水线上的工人大多是年轻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几乎都是没有受过职业培训的体力劳动者。尽管流水线工作的收入高于其他体力劳动，但大多数人对这类单调的工作没有特别的热情。1980年代初，工人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懒也好，勤也好，都拿十三块三毛（ob faul, ob fleißig, dreizehn dreißig）。”其中的“十三块三毛”指的是当时的小时工资十三马克三十芬尼。到了1990年代初，虽然小时工资已超过十六马克，但工人们的工作态度几乎没有改变。

一次在操作一台电焊机时，我注意到电焊机旁有一块木牌，上面镌刻着“Auf Risse achten（注意焊缝）”的提示，提醒操作者不要将带有焊缝的工件送往下一道工序。不知是谁刮掉了字母R的笔划“﹨”，将字母R变成了字母P，原本的警示变成了“Auf Pisse achten（注意小便）”。这个修改将技术问题变成了生理问题，或许是流水线工人发泄疲惫情绪的一种独特方式吧。

工间休息或午休时，工人们蜂拥至休息室，在匆忙吃几口面包后，便开始闭目养神。由于体力消耗巨大，休息时工人们几乎没有语言交流，仿佛都在默默等待上工时间的到来。而在收工后，浴室则成为交流的活跃场所，讨论的内容多为低俗的“黄段子”，也有人喜欢炫耀健壮的肌肉或刺在身体不同部位的五花八门的纹身，当然也还有更加不雅和恶心言行。一次下班排队打工卡时，一个小青年对着众人调侃道：“流水线猴子终于自由了（Bandaffen sind endlich frei）。”在场的人发出一阵哄笑，似乎早已习惯这类玩笑，没有人在意这个比喻是否出格。

有一次，一个历史专业的打工学生一本正经地告诉大家：一百多年前，一位著名的德国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了“异化（Entfremdung）”概念，这个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大意是：劳动对象（即产品）对于真正的生产者（即工人）而言，只是一个异己的存在。在劳动过程中，工人的异化表现为“在工作之外找到自我，但在工作中却失去自我”。他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在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中，劳动者必须按流水线的节奏搬运和加工零件，他们想的是如何跟上机器的节奏，而对加工的工件毫无兴趣。这种单调且极度消耗体力的工作是否意味着：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失去自我”？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明白，虽然流水线工作辛苦，但它带来丰厚的收入。没有人愿意失去这个工作机会，因此自然也没人公开抱怨“失去自我”。

在打工即将结束时，另一个车间迎来了一个来自中国的五十多人团队。他们隶属于一家国营企业，近期从德国公司购入了一条报废的流水线，此行的目的是学习操作方法，随后将整条流水线拆解运回国内。应德方项目负责人的请求，我担任了几周的技术翻译。在离开公司前，我特地去向项目负责人告别，并感谢公司给予我参与中国项目的机会。项目负责人表示，若我日后有意加入公司，他们将乐意提供工作机会。

临近大学毕业时，我曾致信该公司，询问是否有合适的毕业论文题目。不久后，公司安排我与车间负责人会面，讨论相关事宜。当天，现场还有一位经济管理专业的女学生。车间负责人首先介绍了车间的生产情况，随后女学生展示了她已完成的工作。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测定流水线工人肢体运动所需的时间，并以此数据分析每个流程的最小时间消耗。最后，她提出了一个优化工时的课题，涉及“有约束条件的多变量线性优化”，旨在尽可能缩短工人的肢体运动时间。

乍一看，缩短肢体运动时间似乎能够优化生产过程，但如果将此优化用于提高生产效率，必然会增加劳动者的体力消耗。尽管当时我急需收入，但我无法为了挣钱而违背良知，去做出损害劳动者身心健康的事情。经过仔细权衡这个课题的性质后，我委婉地写信给公司，表示自己无法承担这一研究任务。

几天后，我意外收到公司的通知，另一个部门愿意为我提供毕业论文的题目。这次接待我的是公司的员工委员会，负责人是一位精明能干的中年人。他把我带到一间会议室，我注意到黑板上的一条标语：“Wer Ärger sät kann die Ernte gleich mitnehmen（谁播种麻烦，就会收获麻烦）！”这似乎是在提醒人们不要做损害工人利益的事情。这让我更加确信，之前我婉拒的那个课题会恶化工作环境，从而引发劳动者的强烈反对。

简单寒暄后，他提出了几个技术问题，如数控机床的参数优化、焊接机的噪音控制，并特别强调，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改善劳动者的工作环境。我当即表示愿意为改善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做出努力。我们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在草稿纸上记录下其他可能优化的技术问题。

然而，我最终没有去那家公司完成毕业论文。因为一位教授为我提供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课题，并为我安排了学生助教的职位，我就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从而摆脱多年的经济困境。我最终可以一边做一些教辅工作，一边专心完成毕业论文。

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打工的艰辛仍然历历在目。那时为了挣生活费曾经做过管道修理工、搬运工、机器操作工、仓库管理员、流水线操作工等等，虽然工作都很繁重，但由于对未来充满信心，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在打工过程中，除了获得经济收入，还解到了德国的企业文化，而且也接触到了德国的工人阶层 —— 这些可以说是打工中的意外收获吧。

2015年7月，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