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赤字和国债危机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既有结构性的制度安排,也有政策选择、经济周期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面是对其主要根源的系统梳理:
美国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联邦税收(如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但支出中大头是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国防开支,长期呈现“入不敷出”局面。
法律规定了许多“强制性支出”(mandatory spending),这些支出自动增长,不受年度预算限制,比如:
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
医疗保险(Medicare, Medicaid)
可裁量支出(discretionary spending)比例逐年降低,财政调控空间小。
美国的预算制定涉及总统与国会博弈,经常因党派对立而陷入“债务上限”谈判危机。
债务上限(Debt Ceiling)本身是一种人为设定的限制,经常引发政府关门风险,但未能真正控制赤字增长。
多届政府(尤其是里根、小布什和特朗普时期)大力推行减税,但未能同步削减支出,导致赤字迅速膨胀。
例如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显著减少企业和高收入群体税负,短期刺激经济,长期加重赤字。
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军事行动导致巨额支出。
美国维持全球军事存在和影响力,年军费长期维持在7000亿美元以上。
2008年金融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美国政府出台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如TARP、CARES Act),造成巨额财政负担。
疫情期间的直接现金发放、失业补贴等,使赤字在短期内爆表。
随着“婴儿潮一代”退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负担持续上升。
劳动力人口增速放缓,影响税收增长。
长期低利率让政府借债“成本低廉”,反而削弱了财政纪律。
但一旦加息,债务利息支出将迅速上升,造成“滚雪球”效应。
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美国得以长期通过发行国债吸引全球资本(尤其是中国、日本等国家持有大量美债)。
这种“美元特权”掩盖了财政赤字的真实风险,但也让美国对外部资本依赖度升高。
随着美联储加息,国债利息支出迅速上升(2024年利息支出已逼近国防预算)。
如果经济增长乏力、收入增长滞后,可能会加速“财政悬崖”到来。
美国赤字和国债危机,是结构性财政刚性支出、党派政治失能、长期减税政策、战争与危机刺激累积叠加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