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们几兄弟一直在一起长大。三哥澄文性格中特重亲情,难怪祖母生前在众多孙辈中最喜欢的是他。
抗战胜利后,除二哥庐文一人已在上海交大读书,我们四个弟弟1946年初都到北京(当时尚称北平)读中学。只比我大一岁的澄文最大,建文最小。家中没有其他大人,在北平请了一对赵姓老年夫妇照顾我们四人的日常生活。澄文既是“家长”也是管家。一切井井有条。一袋一袋的大米和面粉都是下课后他骑车买回,月月如此。晚上几兄弟围在桌前做完功课睡觉。每到周末我们还会与正在北平读大学的二哥重庆高中同学好友黄经,胡匡瑞等开着公路局放在大帽胡同金家大院我们家备用的轿车去颐和园等郊区出游。到了冬天,下课后我们几兄弟背着各自的冰鞋到离学校(辅仁大学附中)不远的什刹海滑冰,运动。兄弟几个在北平的生活过得十分惬意,快乐和丰富。
后来都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三哥澄文在上海财经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东北小丰满水电四局财务科工作。此处工程结束,继而参加过三门峡,刘家峡,四川仁寿等水电工程建设。最后落脚陕西安康石泉水电厂。因与三哥已多年未见,在一次我去北京出差时先写信,约定在我出差结束返蓉的火车经西安时下车,在西安音乐学院建文家中见面,聚会。1952年(或53年)三哥由香港返回上海时,我正因上海交大院系调整,由沪去京完成学业,后又“各奔前程”去了工作地点。一南一北我们兄弟已数年未见。这次能在西安重聚实属机会难得。我清楚记得那天我乘坐的客车进入西安火车站时已看到三哥在站台上等候。出站后取出他存放在站台的自行车。我上公交他骑单车紧随,一前一后几乎同时抵达音乐学院(火车站在北门外,而学院在南门外的小寨)。我们是由北向南穿城而过。下得车来,只见三哥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真是心有不忍。我很明白他当时的心意,他会这样“不要命”似的骑车在公交车后追赶,只是为了能与长久没见面的弟弟在一起多呆一点时间而已。那天夜晚我与三哥住在音乐学院招待所一个小间有说不完的话,直聊到凌晨4:00多才入睡。我约在西安停留两天就返回成都了。
没想到这次一别又是几年。得知三哥病重,我征得领导同意前往石泉看望。那是我最后一次与三哥的重聚。三哥病卧在床,说话缓慢,还拉着我的手去摸他那硬的像石头一样的肝脏。因为我在来的时候问路正巧碰到他们的财务科长,他将我送到三哥家要我有时间到他家聊聊。他就住在三哥家斜对面。出得三哥家门来到科长家。觉得这位科长为人十分和蔼随和与三哥也相处很好。他首先告知三哥的病情严重,在世恐不会太长,要我有思想准备后,谈到三哥在工作中十分认真努力,说:龚澄文是他们会计科难得的名牌大学分配来的毕业生。科里每每遇到一些难解项目的会计问题都会由老龚解决,说水电厂的成本会计结算往往比较复杂,这些工作也要由老龚主持。对三哥的工作倍加赞扬,对他的身体状况深感惋惜等等。
不久,我正在贵阳出差接到成都转来电报,得知三哥不幸终因病重在安康去世。失去既为良师又是益友的亲密兄长,十分悲痛!
顺便说一下,那次去石泉让我感到十分吃惊的是没想到水电系统基层单位平时生活会那样艰苦。只见水库旁边的山坡上那一片临时工棚都已破旧不堪,比我们几乎天天搬家的铁路勘测队还差。水电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从开始建设到竣工也得几年。怎么就不建一些质量稍好的职工住房,而长年累月住那简易工棚!?那些年代的水电职工们真太辛苦了。
南文写于2023年5月新泽西 Way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