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天云月
江流天外，月涌云头。 扁舟一叶，酹祭悠悠。
汪精卫盖棺论定还是汉奸， 非因他的投降， 而因他的附逆。
这不是文字游戏， 投降附逆这两个词固然有交错与衍生，却绝非同义。非常确定， 单纯投降本身， 并不是构成奸人的充分条件。周仓挥着大刀片对关二爷叫阵的时候是土匪， 对关二爷叩头投降后就成了义士， 谁敢说人家是奸人？（我知道这是小说家言， 说的是这个理儿！请正确理解。）伍子胥背叛了无道的楚平王， 一夜白头过昭关， 终以千古英雄传世， 谁敢说人家是奸人？前秦一边掐着虱子一边纵谈天下的名士王猛， 先侍于东晋桓温，后投于前秦苻坚，经纶天下世人仰望， 谁敢说人家是奸人？海外华夏儿女归化美国，效忠宣誓，司仪诸礼，从此成为华侨， 当局 虽有防范，但也高规格对待，外籍华侨的子女如果要考清华北大， 不仅可以轻松拿下， 而且还每年给予助学金10万人民币， 住不同于普通中国学生的高档公寓， 谁敢说人家是汉奸？
有一种投降，是在文明与进步面前俯首，是向秉持扬善惩恶之大义的一方甘心输诚；“圣人”云：“被野蛮凌辱是悲剧， 被文明征服是幸运”，向正义和良知归化是人性的升华，而非人性堕落的奸人之举。
但汪精卫就不一样了， 汪氏之所为，是将身心卖与豺狼，俯首称臣于残暴凶恶背离正义的日寇，把民族的血脉与尊严拱手相付。这是附逆！
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汪精卫投日可能确实抱有救国救民于水火的初衷， 许多汪精卫的崇拜者们说汪精卫附逆有“亲入虎穴“的悲壮处， 江天认为这其中不无实情， 无论如何， 一个曾一贯清廉、为革命视死如归的人，说他为一己私利出卖国家，无论于情理、于常识、于逻辑都说不通。
但盖棺论定历史人物的功罪善恶从来就不以其人的初衷为准绳， 这不仅仅因为决定初衷的情感和心理因素的不确定性太强了，确认一个个体的初衷本来就极度困难 。更因为个体千差万别的认知局限， 会使一个人认定的仁善， 实际完全有可能是背离正义的罪恶！则这种所谓的“仁善“的初衷， 酿成的就是深重的灾祸和罪恶。 举一个有点极端的例子：一个拖鼻涕的神经病人怀着美好的初衷劝你从高楼跳下，说这样你就可以享受融化于蓝天中的幸福， 你如果真的听了他的话， 你就比他更傻， 而这个神经病也就成了过失杀人犯。
至于说到政治领域的投降和背叛， 我们应该记住一个被常识和经验验证无数次的最基本的真理： 积恶之下无正义！何谓正义？一言以蔽之：顺天好生之德， 倡善除恶而已。而最大的恶则无过与滥杀无辜。
比如希特勒这个积恶的魔鬼，以种族灭绝为志， 就背离了正义之道。所以， 即使他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真诚地坚信自己的初衷 是为了人类更长久的根本利益，错的是没有鼠目寸光的芸芸众生， （否则他就不可能把他的民族灭绝政策行使的那样公然无惧， 也不会在他嗝屁时表现的那样“悲壮”——其实是不知死的冥顽不灵），试问：这种真诚狂热的初衷，能改变他本色的邪恶吗？
显然， 对希特勒这种积恶之魔，我们就不能用常人视角去看待他的“温情和慷慨”、他对高雅文化和音乐的热爱， 乃至 他对宠物表现出的那种柔情。这些可以在正常人群视为优良的品质，到了希特勒身上就成了恶之附庸， 它不仅不能改变希特勒不义和罪恶的本色，而且还给这个巨恶的魔鬼披上了一层欺骗性的保护色。简言之， 恶之任何附庸，本质也都是恶。
而汪精卫之不能逃脱汉奸的骂名，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附庸之恶。
汪精卫附逆之时，已经在 日寇对中国国民多次无分男女老幼的血腥大屠杀发生之后，尤其是日本在南京几十万人的大屠杀， 以及日本媒体对日寇在南京的杀人比赛并引以为豪的公然报道， 更让其侵华宣扬的大东亚共荣圈所包藏的底色暴露无遗昭然若揭， 如此奉行扩张、种族暴行与极端军国主义的侵略者当然是恶之集大成者，“积恶之下无正义”，屈附于这种与正义背道而驰的积恶团体， 就算汪精卫抱有入虎穴拯救众生的初衷，行出来的也一定是罪恶，因为你已经成为了这个巨恶团体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所以汪精卫拯救民众的初衷说到底不过是愚蠢认知的空幻泡影。 汪精卫聪明一世， 竟然连这样的关节是非都辨不清， 可见其政治认知的低能， 于此也可以理解他被蒋介石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宿命。
总有人喜欢用汪精卫确实改善了占领区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占领区民众为汪精卫做辩护。
其实这是典型的肤浅之见，经不起常识和逻辑的推敲 ，因为任何公权力，无论邪恶或正义， 维护秩序，致力于繁荣都是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本能操作， 如果一个邪恶公权力 连最基本的统治稳定都做不到，还如何有效地收割韭菜呢！而割韭菜成本最小的方式，就是平和地收割， 不必太多杀人， 要知道， 即使是满脑子邪恶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人， 除了极少数变态狂之外， 也没有几个人会真的以杀人为乐。 所以， 即使不是汪精卫， 任何主政的汉奸也都会像汪精卫那样尽量保持其辖区的安宁，区别只是效果高低而已，正不待汪精卫而然。 所以，汪政权 日占区的百姓在汪政权成立后所得到的那些所谓的“安宁“，说穿了只不过是日寇攫最大利益的衍生品而已， 在日寇军国主义的认知里， 这些百姓只是类同蝼蚁、略保衣食的低等贱民！ 故汪精卫从中并无特别值得称颂的功德。 如果这也值得称颂， 则汪精卫叛变前， 日本已经在东北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建设， 成为了中国最发达的工业基地，普通百姓生活水准也略高于关内， 我们是否应该因此赞美9.18“与满洲国呢？我们是否应该因此理解日寇热爱中国呢？
不仅如此， 还应该看到， 汪精卫作为头上光环最晃眼、号召力最强的大汉奸，他对于稳定日本占领区的后方发挥的作用是其他汉奸所难望项背的， 减少了后顾之忧， 当然也就强化了日军对抗日军民的战斗力，可以更多和更高效地杀害抗日的军民，故虽然许多抗日军民不是直接死于汪精卫手下， 但有更多人却因汪精卫的投敌而死也是合乎逻辑的必然的事实。
也正因如此， 汪精卫的主动投敌才令日寇欢喜若狂， 汪伪政权成立“还都南京”，日本内阁为之发出明令：须以一个漂亮的胜仗歼灭国民革命军大批有生力量为“建交”贺礼。于是日军于同年11月23日以五个兵团主力发动了鄂中战役。幸赖第六战区陈诚沉着指挥，才不致全线溃败， 但鄂中军民已因此战遭受重大损失，而造成这一切的直接原因正是汪伪政权的成立。
更有甚者， 汪精卫对于许多日寇对中国民众的杀戮还负有直接责任， 举其大者：重庆遭受的前所未有的日军大轰炸就直接因汪精卫叛逃而起 。 诚然， 汪精卫这种重量级的党国要人的叛逃，不可避免的要引起抗日军心的混乱， 为了进一步打击国府抗日的决心，以图 引发更剧烈的政权内乱， 日军开始疯狂轰炸重庆。其频次与规模远高于以往，有人统计 到汪叛逃次年的7月6日为止，此类轰炸达三十余次之多，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而就在各国报纸对日寇惨无人道的轰炸纷纷谴责之时，史料证实， 汪精卫却对日本特务头子影佐提议：“第一，请贵国给予援助蒋介石的苏联施加一点压力；第二，继续轰炸重庆，直到把重庆政府彻底摧垮为止。” 不管汪精卫这样提议究竟是出于何种用心何种政治背景，但此举却一定是直接牺牲抗日民众的汉奸行为。即使退一万步说汪精卫这类行为有被迫的因素，但客观上也已经完全背离了他所标榜的“入虎穴拯救黎民”的初衷，附庸恶者 无以成义 的道理就在这里。
行笔至此， 禁不住心中一声长叹。汪精卫其人本非凡品，年纪轻轻， 其文采风流，能与康梁争锋；情怀高致，能为孙中山担纲。 而论其志 其烈， 乃有慷慨赴死之勇毅，如此人物，他的 生命本应写成一部震动华夏古今的光耀传奇。无如其救世之初衷， 却因昧于正义之所系，反为凶残邪恶所驱使， 终成祸国殃民之重器， 观此万劫不复之 沦陷，令人警醒，令人惋惜！
汪精卫有诗《舟夜》，为1939年汪精卫和周佛海等人在越南跟日本人谈判后，拟回上海推行“和平运动”的途中船上所作。诗曰：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見百年沉。
淒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
此诗沉郁浩茫，悲壮感人，读来恍然有隔世之感。
“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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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以身饲虎这个例子也举得不当， 那是佛才能做到的事， 饲虎的结果是解救了老虎要吃的人。 汪精卫即使有那个心，也没有那个才能。 事实还正相反， 他的上台， 反而让日本这只老虎减少了后顾之忧，吃人的 牙齿反而磨得更亮更尖利了， 因为后方稳定后， 他就有更多的力量去攻击抗日的军民。没有神明之能， 却硬要做神明之事，这是人类身败名裂的一个常见原因。
我不是汪精卫或另外两党的粉丝，只是站在远处以Common sense来看待汪精卫可能会更靠近真相。
我不太赞同这篇文章作者对汪的定义。因为这种定义，汪做这件事前是明白这种定义的，他是知道汉奸这个词的。 所以不在讨论的框架内。
谢谢讨论。你说的这个理由文中有论述。 逻辑很清楚。我也相信汪确有救世之心。 但这不能成为他不是汉奸的理由。 他成为汉奸不是因为他另立政府， 而是因为他的附逆：
1，应该先有正义和是非观，才能判断奸佞和忠义。 根本的原因在于日寇军国主义的邪恶。对邪恶投降，逻辑上一定是背离正义的。即使真有300年日朝， 如果日本一直行邪恶的军国主义，助纣为虐也还是奸人行为。 但如果它回归成普通伦理社会了， 那老百姓照样可以做它的百姓。 希特勒就算是统一了世界， 向它投降仍是附逆， 因为他奉行的是种族主义，是滥杀无辜。
2，除此之外， 我是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的。 形而上的天理决定论是可信的， 人类再牛， 一旦逆天而行， 也必遭衰败。 所以， 天理昭昭， 那些奉行杀戮无辜理念的政权， 注定不能长久，因为老天爷那里是公平的。
毛泽东抗日做了什么？7分发展，2分摩擦，1分抗日都没做到，成王败寇而已！
倘若真是有了三百年的日朝，你这盖棺能如此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