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 这个汉奸令人惋惜（上）

这几天看到几坛在热火朝天地讨论汪精卫， 颇启人思，也随兴凑凑热闹。

讨论汪精卫，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才算“汉奸”？

近代中国，山河破碎，列强环伺，外敌铁蹄之下的弱国之民，为了夹缝求存，  许多地方就出现了的某种在灰色地带行走的地方政权与自发组织，它们的行为往往带有某种妥协色彩，但我们不能把一切妥协都视为汉奸行为。

比如甲午战后，日本占据台湾，一些地方士绅与官员不得不与日方交涉，以维持治安与民生，但他们的内心并无附敌之意，其所做所为只是为了百姓能有口饭吃。再如辛亥革命后的满洲，政权更迭频繁，地方官员往往需要在旧军阀、新势力与外来势力之间周旋妥协，但这类妥协的目的，多是为了保住一方平民，不至于陷入兵燹之灾。

到了抗战时期，许多被日军占领的地区，不少基层乡绅、保甲长、甚至县长，在表面上不得不与日军合作，交粮、纳税，甚至听命办事，但暗中却常常为国军和游击队输送粮秣、通风报信。这类“假顺从，真抵抗”的做法，在那段历史不可胜数， 如此等等“曲线救国”“苟全民命”的不得已操作，我们显然不能视之为汉奸行为， 否则你所秉承的就是不足与语的非黑即白、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崽思维。

 但这种妥协有一个底线， 那就是你不能主动投敌。因为 妥协与投敌，表象相似而本质迥异。前者是无奈之策，后者是背叛之举。

把这个底线展开来谈，  江天认为 确认汉奸与否至少要注意三条标志：

1. 是否与侵略者建立政治同盟关系，共同推行侵略目标；
2. 是否主动攻击、削弱抗战政权，成为敌人对抗民族抵抗力量的帮凶；
3. 是否以卖国条约和资源输送，帮助敌人维持侵略统治。

可悲的是， 这三条汉奸的标准， 汪精卫恰恰都踩中了。这样的人如果还不能被确认为汉奸， 则何以对十几年抗战中那些在战火中抛头颅洒热血壮烈牺牲的英灵， 何以对为了支持抗战节衣缩食、忍饥挨饿、流离失所、乃至承受重大亲情牺牲的那些支持抗战的百姓？所以， 不管汪精卫的初衷和动机是什么， 但汪精卫建立的伪政权终究是客观站在了民族大义的对立面，正是这种无从中和也无可妥协的分野确定了汪精卫在抗战中无法更改的历史定位。   

 但还是要说， 汪精卫这个汉奸确实令人惋惜。

汪精卫从私德上说绝非庸碌懦弱的小人，他生于清末书香门第，自幼才气出众，不仅长相文秀，谈吐从容优雅，更兼饱读诗书、极富济世之志，（这个人的诗文书法堪称一流大家， 能把老毛比到地缝里去）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汪应该还是民国四大美男之一， 正所谓陌上人如玉， 公子世无双。

汪精卫其人不仅口才极佳， 煽惑力举世无双，（颇有看过汪演讲的少女对汪深陷相思病的传说， 汪的老婆陈璧君就是其一），而且还 敢于担当、善和群伦，以此出众之质，  在同盟会中，汪精卫年纪轻轻， 就成为孙中山身边最重要助手。

 汪精卫最为人传诵的是1905年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的壮举。他被捕后坦然无惧，慷慨陈词，视死如归，留下了“饮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千古诗句，设若汪精卫当时而死， 则汪精卫必将成为完美英雄而传颂于华夏之历史。

所以，江天认为，汪精卫之当汉奸， 绝非出于一般汉奸之苟全性命、卖身求富、趋权求势的一般动机， 因为汪精卫并不存在“苟活”乱世的问题， 即使中国真的亡了国， 如果汪精卫要求生存， 也决轮不到他送死， 海外华人会像欢迎英雄一样欢迎流亡他国的汪精卫。

显然， 汪精卫之当汉奸，只能是出于理念和价值 取向的跑偏。

汪精卫是抗战的极端悲观派代表， 抗战伊始，汪精卫就成了当时无形却极有影响力的低调俱乐部的精神领袖， 倡导的主调就是“ 战则必败，和未必大乱” “要为结束战争而抗战，不是为扩大战争而抗战”的所谓“和平运动”。

实事求是说，汪的这种观点并非不屑一顾的无稽之谈，因为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中日两国的国力对比确实极为悬殊。

举几个指标大家就可以一目了然： 1937年日本钢产量约580万吨，而中国不足几十万吨，多数还集中在东北被日军控制的地区；日本煤炭产量超过4000万吨，中国虽总量较大，但绝大多数采掘、运输、利用能力落后，难以转化为战争潜力。日本电力、机械制造、化工、造船业等均已进入现代化，而中国则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沿海虽有少量工业，但整体落后。财政上，日本年财政收入约20亿美元，中国仅3、4亿美元，差距巨大。

至于军事，两国更是无法相比， 1937年，日本常备军约170万人，配备大量现代武器，坦克、火炮、机枪齐备，空军拥有近2000架飞机，海军更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三，拥有10余艘航空母舰、战列舰、重巡洋舰等，是名副其实的海上强国。反观中国，国民政府虽号称200余万军队，但多为装备落后的杂牌军，且军阀山头林立，谁也不服谁，以相互图谋相互倾轧为能事。武器方面，中国产能极为有限，步枪、子弹尚需主要依赖进口，而坦克、飞机更是寥寥无几， 海军空军基本有等于无，制海权制空权完全掌握在日本手中。

这还没有提日本现代化军队的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不言而喻，中日战争在国力上之完全不对称 ，比今天的俄乌战争有过之而无不及。

正是因为这种战争能力的巨大差距， 所以汪精卫的这种认知在当时颇有影响力， 许多知识精英都视之为“理性”而推崇，比如 民国著名的文化大师胡适就曾是其中一员。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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