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我们的制度第一有特权，人权不完全平等，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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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国：中国模式和变革问题?

风雅南洋 2015年03月05日 0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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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国：中国模式和变革问题

我这里主要讲的是中国模式与变革问题。

第一点讲为何经济模式很重要，30年前邓小平当时做的就是一件事，就是把模式改了，改了一个什么模式？我们叫改革，事实上政治体制上没变，经济体制上呢把原来的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第二点呢，他把两个权力都扩充了，一个是人权，以前你不能自由迁徙，还有一个呢你不能自主选择职业，还有一个呢你不能自由创业，实际上这种权利属于人权，放松了，还有产权放松了，允许拥有私有财产。这实际上改变了体制，所有制的形式也改变了，但是呢另外一个限制他并没有改，权力还是中央集权。再一个权力的合法性主要是来自于上层，不是来自于下层。还有一点权力之间不制衡，他就改了这一个，结果就到了现在我们所谓的中国模式。今天的中国模式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述的话，就是中央集权控制下的管制市场经济，或者叫权控市场经济，这就是现在我们的经济模式。

下面我给经济模式下个定义，什么叫经济模式呢，可以叫四个战略的系统组合和系统活动。哪四个战略呢？第一是价值承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政府他必须对他的国民有一个价值承诺；第二个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政府他必须对他的国民有一个制度定位；第三呢是他的价值创造战略怎么满足他的价值主张，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GDP 的创造战略；第四呢就是他的财富分配战略，实际上是GDP 的分配问题。这四个战略的组合构成了经济模式。

下面我们就从这四个方面来看中国模式，第一点呢就是价值承诺，我们国家政府对老百姓才承诺其实跟西方是没有区别的，照样说人权平等，照样说产权受到保护，照样说为人民服务，照样说执政为民，这些价值承诺比西方还讲得好，或者说是世界上最好的承诺；第二点是看他的制度定位，人权、产权和权力的问题。人权是否平等，产权是否受到保护，权力是否受到限制，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上层还是来自于下层，必须给他定位。再一个权力之间用不用制衡，制衡还是是不制衡，这四个定位确定了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中国的财富床在战略和财富分配战略就是在这个制度框架内得以实行，中国的财富创造战略和财富分配战略在很多国家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制度不允许你这么做，你想学也学不来。那么我们的制度的定位是怎么定的呢。第一有特权，人权不是完全平等的，界定的不清楚；第二产权界定的也不清楚，也没有严格的保护；第三个定位呢是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上层而不是下层，而且权力没有制衡。这种制度定位就给我们的第三大战略创造了条件，第三大战略就是财富创造战略，也就是GDP的创造战略。第一呢主要是政府投资拉动需求。政府通过高税收，把财富集中到国家的手上，然后用财政投资和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这种拉动如果没有前面的制度基础他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二呢是出口战略，通过过去的30年，出口拉动在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那么我们的出口拉动也有一个前提，我们可以用低工资、低福利，低劳动条件，降低生产成本，我们才有劳动成本的优势，出口才有竞争力。我们的经济拉动第一是投资拉动，第二是出口拉动，第三呢就是城镇化，把农村的耕地、老房子等进行改造，变成高楼大厦，但这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我可以侵犯你的产权，我可以强拆你的房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是行不通的。所以如果没有制度定位的前提我们的中国模式是走不通的，中国这些都走通了，而且成长的很快。这就是中国模式财富创造上的特点：投资拉动、出口拉动和城镇化拉动。第三个是价值分配承诺，前面的战略必须剥夺普通百姓的收入为前提，高税收就是剥夺你的收入，让你的收入转化为国家资本，才可以搞国家资本主义，搞投资拉动，中国的工资总额只占GDP的8%，这是世界上最低的，一般的占25%左右甚至更高，我们的财富分配战略主要是国家占了GDP财富的主要部分，（2012年数据）国家政府的开支占了GDP的31%，国家投资占了拉动GDP的24%，GDP的60%被国家和政府花掉了，40%给民营企业和老百姓。这导致了内需必定是虚弱的。政府拿走的GDP收入通过一定渠道转化为权贵的收入，从国家资本转化为权贵资本，国家资本主义就转化成了权贵资本主义，权贵阶层来发展经济，这样权贵和奸商聚集了巨大的财富，中国极少数人占了中国大部分的财富，这就是财富分配战略。这四大战略构成了中国模式的主要要素。

第三个问题讲中国模式的内在规律。按照内层矛盾和外层约束，中国模式不能持久。首先看内层矛盾，中央集权的权控经济导致了所有生产要素、所有商品在进入市场前必须经过集权的批准，如果没有权力的允许的话你是进入不了市场的，这就是我们讲的管制，不管你要拿到项目还是要去市场上做生意都绕不开管制部门，而这权力的管制就是权力的寻租，所以在中国贿赂是进入市场的通行证，贪污就成了官员支持改革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如果你不去贿赂就不允许你进入市场，所以权钱交易是中国模式的根本规律、是第一规律，价格配置资源是第二规律，供求是第二规律。谁的贿赂高，项目、配置资源就流向哪里。权钱交易的模式使得权贵们得到巨大的财富，奸商也可以得到财富，这样一大部分的国家投资通过权钱交易和贪腐过程就转化为了权贵资本，权贵资本以占有老百姓的利益为代价，获得自己的利益。中国由国家资本主义转换成了权贵资本主义，这是中国模式的内在矛盾。也就是说贪腐和权钱交易成了中国经济增长、资源包容型创新的内在动力。这同时造成了一个不可解的矛盾，那就是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苦，房子和土地被抢了，收入低税很高，福利也很低，还有巨大的环境成本，水、土地、空气等污染很严重，严重的不公平的财富分配和严重的环境污染，导致了中国发展的成本巨高，而且这种发展模式值不值得？老百姓会不会长期的容忍国家这么做？如果这两个问题的回答：no！那么这个模式就不能持续，很快就停止，这就是内在的根本矛盾。

最后一个问题：改革怎么改？就改一个字：“放”权，贪腐和权钱交易这一切都是权控经济造成的，把控制资源的权力还给老百姓，返还民权，把本来属于老百姓的权力还给老百姓，没有民权就没有民治，没有民治就没有民有、民享，贪污腐败就不可能终止。如果不返还民权，反贪就会打击经济，经济就会垮下去，如果不反贪，政治就会乱，社会就会不稳定，这个矛盾无法解决，要想解决只有放权，只有返还民权，把本来属于老百姓的权力还给老百姓，才有民治、民有、民享，改革只有这一条路。如果硬是不走，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搞文化革命，但文化革命我们都不想走，不想走文化革命就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王建国简介：

王建国，农历1953年11月19日生于湖南。1992年获Manash大学博士，1984年获Luven大学硕士，1982年获武汉大学学士，知名经济学和管理学家。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2011年获选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北京大学中美市场经济和管理研究中心及中国低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新华都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澳大利亚Monash大学回报递增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