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明方向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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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否要实行民主政治,始终是国共两党政策的主要区别之一。全国抗战和国民参政会的召开,再次唤起民众对实现民主宪政的强烈企求。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通过“实行宪政”的决议后,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行宪政,掀起了第一次宪政运动热潮。1943年9月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组织各种讨论时事的政治性团体,利用报刊和集会,讨论宪政,抨击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呼吁从速准备实行宪政。9月18 日第三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召开的当天,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发表《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一文,强调实现民主政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明确提出准备实行宪政,必须具备“立即宣布人民依法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身体之自由”,“立即承认国民党外各党各派之合法存在与活动”等条件。11月12日,褚辅成、张君劢、黄炎培、董必武等组成宪政实施促进会。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参与下,第二次宪政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1944年1月,黄炎培等创办《宪政》月刊,旗帜鲜明地宣传宪政,呼吁民治精神。黄炎培还同沈钧儒、章伯钧、王造时、张志让等16人发起宪政座谈会,”多次开会讨论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批评和剖析国民党的“五五宪草”。2月,张澜等在成都发起组织民主宪政促进会,提出实行约法、尊重人民自由、刷新政治、革除弊端、全民动员、武装人民等主张。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对时局主张,谴责国民党排除异己,拒绝进行民主改革,坚持独裁制度。宪政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形成巨大的声势,并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响应。
大后方的文化界、工商界人士,积极投身民主运动。文化界进步人士提出“抗战、团结、民主”为文艺创作的三大目标。1944年5月间,重庆文化界举行集会,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取消新闻图书杂志和戏剧的审查制度。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等在昆明创办《自由论坛》,疾呼民主,抨击国民党的独裁专制。民族工商界人士呼吁经济民主,迫切要求国民党取消经济“统制”,减轻民营工商业的税捐负担。中国西南实业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和中国生产促进会等工商团体,于1944年5月联名起草《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之建议书》,要求国民党改变政策,解决工商界的具体困难。
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全国人民的民主宪政要求,推动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发展。1943年10月,毛泽东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中,分析国民党当局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指出其可能选择的三种方向:(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二)照老路拖下去;(三)改变政治方针。毛泽东号召一切爱国的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和国民党人团结起来,不许国民党当局走第一个方向,不让它继续走第二个方向,要求它走第三个方向。194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决定参加宪政运动,以吸引一切民主分子于党的周围,达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建立民主国家的目的。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说,明确指出,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有三条是最重要的: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周恩来的演说,进一步指明了宪政运动的发展方向。
宪政运动尽管没有达到它所热切期望的“开始准备实施宪政”的目的,却有力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真独裁、假民主的面目。在民主宪政运动逐渐高涨的背景下,民主人士进一步组织起来。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许多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参加了这个组织。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朱蕴山、王昆仑等国民党民主人士在重庆筹备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4年,李济深、何香凝在广西从事抗日民主活动,为另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这期间,少数民族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也有发展。1944年8月,新疆伊犁地区的巩哈县(今尼勒克县)的农牧民因反对为国民党军队献马而发动武装暴动,得到维吾尔、哈萨克等族人民的支持和响应,拉开了伊宁暴动的序幕。11月7日,伊宁暴动开始,12日成立临时政府,不久,又建立了军队——民族军。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相继连成一片,被人们称为新疆三区革命。虽曾一度有一些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煽动民族仇恨,制造国家分裂,妄图把这场革命引入歧途,但由于阿合买提江等三区内部进步力量与新疆各族人民的斗争,分裂者的阴谋未能得逞。(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